桂平人文：寻访桂平以前的古仔——两本县志，两个命运雷同的举人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

国史，家谱就不说了，就说地志，也称地方志，地记图经等等，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古代编修地方志，在明清时期达到最高峰，到了清代，皇帝更是以政令的形式向各地官员传达，把修地方志作为职官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所以现在流传数以万计的各地地方志，基本都是清代版本。

现在一般说的地方志，多是指早到明清，晚到民国时期的此类地方史籍。桂平在这个背景下，在明清时期也曾经出现过多版地方志。

和桂平有关的地方志，历史上修过很多版（只讲主修人），如明崇祯戴金，清代康熙孙以敬，阿琳，雍正年何文昉，乾隆胡南藩，道光魏笃，同治孙世昌，光绪夏敬颐编写的九版《浔州府志》，算是地区总志，不单单讲桂平一地的事情，还包括贵县（贵港），平南，武宣三县的事情。

桂平县单独编修的县志则有三版：乾隆期吴志绾的《桂平资治图 治 》，道光黄体正，民国程大璋的《桂平县志》。

这些地方志，不说有多真实，多详尽，但也为后人了解桂平的历史人文，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参考。

三版《桂平县志》，第一版《桂平县资治图志》是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762—1768年)任桂平知县的吴志绾主修，他是福建连江县人。而后两版《桂平县志》，由当时的桂平知县所牵头，如道光版是袁湛业，民国版是黄占梅，但真正为之付出努力的，主要的实施者，总篡人，却是两个桂平人。

因为编修地方志，一般都是地方大事，也是官方行为，整个过程必须要在官府的指引下进行。正常情况下，都是由时任知县主持，督导，安排，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统筹安排。

但真正去实施收集资料的，归整资料的，还是得依靠当地人来完成，毕竟知县都是外来人，来的时间短，对本地的风土人情，多少还是有些了解不够深入的。

这两个总篡人是谁呢？

道光版的是黄体正（1766年-1845），民国版的是程大璋（1873-1924）。

道光《桂平县志》

两版《桂平县志》的总篡，为桂平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两本历史文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值得后人所铭记的。编修地方志作为地方官方重要大事，能作为总 篡 ，那肯定是有着不一样社会地位，并且有一定的学识的人才能担任的，通俗来讲，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这两位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又能被选为地方志的“总篡”呢？

一查历史，可就有意思，有话题了，这两位《桂平县志》总篡人的人生经历，虽然隔着几十年的时间，却竟然有几许相似，雷同。

简单说，两人都是清代科举制度下，桂平学子中的佼佼者，黄体正，清代桂平大宣二里古程村人(金田莫龙村)），年少时即为府学优贡生，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广西文乡试解元，在京城游历过，后因病回乡，成为道光版《桂平县志》总篡人。

程大璋，清代桂平军陵里人（寻旺官河村），年未弱冠即补博士弟子，1894年成为广西乡试第二十名举人，同样因科举进京城游历过，后也回桂平，成为民国版《桂平县志》总篡人。

黄体正印

先说科举出身，两人除了学习成绩分数有高低外，还是有类似的。

两人年少时都嗜读经史，博闻强识，但两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科举成就，但后来走的路却十分不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道即高光，后来再没有超越。

清代古代科举中，学子考中举人后，都有做官的资格了，但还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想更快速向仕途迈一步，向更高的官位爬升，那就得继续考，参加京试，殿试，考贡士，进士，乃至状元。

黄体正取得嘉庆戊午科广西解元的成绩后，随后就去北京赶考，结果，连考五次不中；程大璋也一样，以乡试第二十名的举人身份进京赶考，结果也考不中。

两个落榜书生屡试不中，就这么与仕途无缘了？那倒没有，他们遇到了清代的一个特别科考制度——大挑。

这个科举“大挑”制度，说详细了，那就是个奇葩的制度，但从落榜举子的角度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半公平的制度，怎么才“半公平”呢？

公平在于，古代科举实际上是为朝廷选举的人才的一种制度方法，录取标准，就是进行科举考试，但是，考试这东西，现代人都懂，那都有一定的偶然性。肚子里全是墨水，但一到应试就笔塞不出墨，都是可能的；和现在很多人一样，领悟力强，说理论水平，实践操作都扎实，但要去参加条条框框的考试，拿个证书，倒不一定及格。

对于这种应试水平不行的，连考数科都不中，却又是真正有才华的倒霉人才学霸，弃之不用吧，可惜；用吧，又不合规范，那怎么办，于是乾隆皇帝创造出这样一个“大挑”制度，为的就是把这种连考不中的读书人（考不上进士的举人），留下来为官府所用。

说不公平，那就是这制度的奇葩性了，“大挑”制度不用知识文化考试，就是以貌取人！没错，就是选美，选美男子。这样人为因素就很大了，主选官就看着你的相貌，外貌来决定你的命运。正常来说，不说贵为天人，只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那基本入选；脸上有点青春痘，有点什么斑，嘴歪鼻斜，手长脚短，等等之类，那对不起，出局。

总之，也是有一整套的规范，规则，标准去衡量的。

程大璋

按“大挑”制度，最开始时，就挑出二十个人，直接淘汰，剩下的才开始按相貌划分制度等级。如果评为上等，按规则标准那是可以直接出任知县（七品），府 经历 ，州同，州判，等等，如果评为中下等，可以出任府学学正，县学教谕，训导等等。

“大挑”也不是经常可以有的，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才举办一次，把这段时间内，坚持来京考试，却又考不上的举人集中起来一次解决。黄体正，程大璋就分别遇到了。

黄体正五考不中进士，最后得到机会参加“大挑”，被评为由大挑二等，按规则那就是相貌中下等了，得了个补迁江县训导；程大璋呢，则被评为大挑一等，按规则就是相貌上等，得发江苏以知县用。

从这个起点看，如果按清代官场制度来说，程大璋的前途发展下去比黄体正的前途要好的，毕竟知县是个正官，训导之类，只能是官府中的工作人员而已了，再怎升职，也不会比知县的机会好。

再说官场经历，两人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黄体正虽说最终只能得到训导，但后来还是因为才华，慢慢 的 得到升迁调任，先是调西隆州任学正，再往桂林府做训导，最后还得到广西巡抚祁竹轩赏识，命他拟订“科场条例”，可以说晚清广西科举乡试（省考）中要守的规矩条例，都是他订下来的。后来更是擢国子监典籍，官不大，但也是纯读书人的一个高位了。

同时，他在各地做训导，学正等职，都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后因病回乡，也是开堂授课，他教出的学生，后来科举成绩也是不错的，教的学生基本很多都中举出仕。

程大璋呢，则是中举后，进京考试，结果遇上了康有为，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最后成为“公车上书”的起草者和签名者之一，这可是他的历史高光了，他也因此而被捕入狱。

后获保释，并参加“大挑”，到江苏做知县去了。但后来也辞官从文，教书育人去了。再后来回到桂平，更是大力促进桂平的教育事业，现在的桂平浔州高中历史上的第二任校长，就是他。在他的倡导下，桂平出国留学的氛围成为当时广西第一。

在影响地方的大事上，两人也正好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一人失败，一人成功。

在黄体正晚年，他看到了社会的变局，他敏感 的 认识到，会有大事发生，于是，他推行了一系的《联甲保甲法》，希望阻止社会那点不稳定因素发生，广西人文：太平天国在桂平之八——差点扼杀了金田起义的科举解元，只可惜，他的提议没有地方重视，结果，在他死后不到六年，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离他家不到十里的地方，爆发了。

同样，1911年(宣统三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烽火也影响到浔州府桂平县，同盟会在桂平准备浔州起义，结果，程大璋知悉，他上报了时任知府贺源清，也联电请广西提督陆荣廷遣师来浔救援，积极协助当局防备，最后，义军攻打浔州府城计划失败。

两人最为相同的，那自然是都总篡了一版《桂平县志》了。

道光二十年(1840年) 桂平知县袁湛业倡议重修县志，黄体正正好辞官在家休养，而这个时期，全桂平最有文学水平，文学地位最高的，就是他了。他曾师从桂平诗人潘潘［鱼亘］，后来更是在各地从事教育事业，文学方面，是有一定高度的，他的很多诗作，都广被各地收藏，桂平很多这个时期的公共建筑落成，基本上都请他来写一篇题记之类以纪念。

他为桂平修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全书16卷20余万字，越三年而成书。远比乾隆年《桂平县资治图志》详实，丰富，方方面面，为后人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桂平，提供了比较珍贵的历史资料。

1916年春，应县知事黄占梅修《桂平县志》，聘程大璋出任总纂。这版《桂平县志》成书可是一波三折，中间 渗 杂了很多事端，先后经历了三任知事，程大璋也一度中断修志，做议员去了，后来1918年再次回来修志，从总篡，采访，校对等等，亲力亲为，五年时间才完成这版县志。这版县志又比黄体正版提高了一个纬度，后代修志学者都对此志点赞，好评。

更为惊人相似的是，就在各自县志完成之后，不到两年，两人都因为各自的原因，离逝了。

黄体正在修完志后不到两年，1845年，七十九岁时，病故于乡里，而程大璋，也在修完志后不到两年，1924年，染疾逝于北京，年五十三岁。

如今人已远去，已成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们，但他们所留下来的两本史籍，却记下了桂平曾经的历史痕迹，为后人了解一些桂平地方的过往，留下了一把钥匙，至于如何看待，那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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