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法律上看，为什么古人说秦朝是“暴秦”！

自古以来，都说秦朝是“暴秦”。那么秦朝究竟“暴”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就从秦朝的法律来详细了解一下！

秦朝的立法思想：秦律乃“弱民之法”，秦国不需要农民，只需要生产机器！

秦朝因“商鞅变法”而强大，而商鞅的立法思想则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意即——“百姓贫穷才会有追求财富的上进心，但有了财富之后就会贪图享乐。不容易役使，所以要把他们的钱财拿过来，让他们保持贫穷，这样国家才会强大”。

“六虱”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和平主义者)”，商鞅认为追求这六种理想的人会对国家强盛产生威胁，所以主张剔除。

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民众的生活水平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商鞅不仅是这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变法过程中切实贯行了“民愚则易治”的思想主张：

变革之初，有百姓反对。商鞅就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有百姓赞扬，商鞅就把他们流放边关。

赞扬要受罚，反对也要受罚。

目的就一个——百姓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执行！

基于商鞅的“弱民”理论，秦国实行了以下制度：

1. “授田制”——土地归秦王所有，秦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将所有人牢牢控制在土地上，确保官府可以对秦民实施严苛的人身控制。庄稼是否按时浇灌、浇灌了多少、几点出门、几点回来都需要向官府报告。

（关于秦朝土地的制度，存在争议。史料中，董仲舒说秦朝的土地是私有制。但仅有一处记载，而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则表明，秦朝的土地是秦王所有。后世学者猜测，董仲舒可能只是“以汉述秦”而已。）

2. 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不举报违法者腰斩，举报违法者与斩下敌人首级的人同赏，藏匿违法者与投敌的人一样同罚”。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预防犯罪，事前惩罚”制度，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产生的危害也更大，告密风气盛行。直到汉文帝时才废除，以后的历朝历代也没有再启用过，都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

3.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家中有两个及以上的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其赋税。

这将以前的大家族打碎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家庭，没有能力再对抗朝廷。但也削弱了家庭的养老能力，且秦国将“孝”列为“六虱”之一。

上行下效使得人们不愿意再去赡养父母，儿子借给父亲农具，会流露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拿了簸箕和笤帚，儿子就站在那里斥责。儿媳给孩子哺乳，不回避公公；媳妇与婆婆不睦，就反唇相讥，时人评说道：“他们的行为与禽兽已没多少区别”。

秦国不得不在法律中增加养老的条款——孩子不愿意养老可以到官府，由父母来决定怎么惩罚。比如有个父亲状告儿子不愿意养老，要求砍掉他的双脚，官府就照办了。

秦国大肆搜刮百姓，使之没有养老能力。却又强迫民众养老，无疑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

4. 鼓励为国战斗，按军功大小授爵；严禁私斗，按情节轻重判刑。努力耕种、纺织之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因懒惰而陷入贫困者贬为奴隶。

这项举措“人人平等”，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上升通道，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除了战斗和劳作以外，其他的上升通道都被废除了。

而且所谓的“贫困”没有明确标准，这也给了官员贪腐的空间。之前我们说到，秦朝实行“授田制”。

在此制度下，官府管理着两类农民。一类是自耕农，另一类就是官府直接控制的农奴。如果官员认为你交了赋税之后陷入贫困，那你就会被贬为农奴，终日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

5.“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功的人才有社会地位，没有军功的人再怎么富有也不能提高政治地位。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变法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强大了秦国。但立法的初衷是为了汲取民众，所以这些法律的恶果在后期越来越凸显。

另一个对秦国乃至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学家”是——韩非子。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不光弘扬了“弱民”之道，更提出了具体的“控民之术”。

韩非子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民众的认知跟婴儿的心智一样靠不住。）

在《忠孝》篇中感慨道：“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上古的百姓好糊弄，随便鼓动几句就会去流血、流汗；今天的百姓有了智慧，知道为自己的利益盘算，就不肯听从君主的命令。）

所以韩非子不仅主张清除“六虱”，更指出具体方法：即一手控制百姓能获取到的信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二者结合，可以无往不利。

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与《五蠹》时，感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这一思想不光影响了秦始皇，对后世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三国志》中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太子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中的道理。

到了北魏时，更有博士公孙表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封赏。

虽然韩非子主张“轻赋税”、“法不阿贵（除天子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统治者们却不一定这么想。

此后两千年里，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却避讳说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成了封建帝制时代的常态。

在秦朝法律的严苛控制与疯狂汲取之下，秦民长期处于一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之中。秦始皇统治时期，赋税已收到全国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胡亥继位后又征发天下“材士”五万人屯守咸阳，且朝廷不提供吃喝。

时人这样描述秦始皇统治的时代：“男丁被征去征战，女丁被调去参与后勤和运输，许多人不愿活得生不如死，路上随处可见自杀吊死在树上的尸体。”

这些话并非夸张,王翦攻陈之役时。就记载了一名士兵向家中索要衣服与财物：“家里再不送衣服、钱财过来，我就要冻死了，急急急”。

征召百姓作战，却不愿给前线士兵提供最基本的物品。秦朝法律之严苛，由此可见一斑。

这也给后来的秦朝灭亡埋下了祸根，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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