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商"与"盗"

本文节选自《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李伯重 著，三联书店，2017），原标题“演员：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中的商人”。转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ID：sanlianshutong）。

李伯重

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国际贸易这个大舞台上，有各色各样的演员，分别扮演生旦净末丑等各种角色。这些演员的各自表演，汇总成为这出丰富多彩的大戏。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各国商人。这些商人有许多不同类型，包括普通商人、特许商人、单个商人、商帮、离散商人群体、武装商人、海盗商人，等等。

虽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以及穆斯林主导的印度洋世界的海上贸易在宋元时代曾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之后，因为厉行海禁，海上贸易萧条，所以在 16世纪以前，传统的陆路贸易一度重新成为亚洲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中亚商人也在这种贸易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 15世纪，中亚商人马茂德侍奉瓦剌首领也先，并作为瓦剌官员，时常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他几乎每隔一年来中国一次，大约在 9月或 10月到达北京，度过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然后再到下一年秋季来华。正统十二年（ 1447）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超过两千人的大商队，带来貂皮一万两千多张、马匹四千匹，用来交换中国产品。这种贸易是朝贡贸易。明朝与西域各国（或政权）的朝贡贸易持续时间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朝贡使团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进贡的方物数量少则几十、几百匹马驼，多则三千匹，甚至六千匹马。明朝中央政府回赐的物品数量也很大，赏赐钞锭数有二万、三万至六万余，一次赐绢多达一千余匹。这种贸易主要掌握在一些与西域各国（或地方政权）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穆斯林商人家族手里。

到了明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陆地贸易方面，诸如马茂德那样具有相关官方背景的穆斯林商人对欧亚跨国贸易的垄断，逐渐被私商打破。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三个非穆斯林民族的商人活跃在伊斯兰世界，并建立起了范围广阔的贸易网。到了 17世纪早期，亚美尼亚商人开始大举“入侵”印度洋以及从中亚至欧洲的商业世界。前面提到的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从印度出发前往中国时，就乔装为亚美尼亚商人，还按照亚美尼亚的习惯易名为伊撒 ·阿布杜拉。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在 16～17世纪有很多亚美尼亚商人生活在中亚和西亚地区，他们可以在穆斯林地区自由通行，因此扮成亚美尼亚商人可保证沿途安全。到了17世纪后期，即便在拉萨这样一个远离主要贸易中心的地区，亚美尼亚人也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社区。

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明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呈现出日渐衰落的趋势。嘉靖初年，都御史陈九畴、御史卢问之向朝廷建议，要求关闭西域的朝贡贸易，“闭关绝贡，永不与通”，理由是“番人之所获利于中国者甚多”，而中国却不仅未从中获利，反而受害。在这种情况下，掌控丝绸之路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到了 15～17世纪中期也不再风光。

在印度洋海上贸易中，先前占据统治地位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逐渐让位于印度商人。15世纪时，古吉拉特人已成为印度洋贸易中最重要的商人，他们主要是印度教教徒，也包括一部分耆那教徒和穆斯林。古吉拉特商人在许多港口建立了贸易社区。特别是印度古吉拉特的坎贝（ Cambay或 Khambhat），更成为印度洋贸易的新的贸易中心。16世纪早期的葡萄牙人皮雷斯说：“坎贝张开了双臂，右臂触及亚丁，左臂伸往马六甲，这两地就是航海业最为重要的地方。”印度西海岸马拉巴（ Malabar）海岸沿线，奎隆、卡利卡特及科钦都是繁忙的港口。中国人、印度人和犹太人在科钦进行贸易。中国商人早在明初就已定居于此。如今科钦半岛的古老标志还是一张中国渔网，在这个标志旁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1341年洪水爆发，中国人从格朗格努尔迁居到科钦，并定居于此。大约在 1350年至 1450年，中国人把这种中国渔网带到了这里。”这里也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他们的聚集区被称为“犹太人城市”。这些犹太人主要从事香料贸易，从香料贸易中获利甚丰。他们用从香料贸易中获取的财富，建造了犹太会堂，即有名的帕拉德锡犹太会堂。该会堂始建于 1568年， 1662年被葡萄牙人摧毁， 1663年荷兰人占领科钦之后，会堂得以重建，至今犹存，成为旅游名胜。17世纪以后，中国商人已经陆续撤走，但是犹太人留下来。据当地的犹太人说，听长辈讲这里曾有上千名中国人，葡萄牙人来后才陆续迁走，但不知去了哪里。

位于东亚航线与印度洋航线交汇处的马六甲，更是各国商人集中之处。到 1500年时，马六甲居住着大约一千名古吉拉特商人，此外每年还有四五千名古吉拉特水手来到这里。从前面提到过的葡萄牙人皮雷斯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 16世纪时，马六甲已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来自各国各地的商人麇集于此，形成了众多的商人社区。

在南洋群岛，早已有经商的华人定居。洪武三十年（ 1397），爪哇的满者伯夷国灭了三佛齐，国中大乱。旅居三佛齐的一千多华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王。梁道明领兵守卫三佛齐疆土，对抗满者伯夷。十年间，几万军民从广东渡海投奔梁道明。永乐三年（ 1405），明成祖派梁道明的同乡监察御史谭胜受和千户杨信带敕书前往招安。梁道明和臣子郑伯可一同入朝进贡方物，留下副手施进卿带领众军民。

在马六甲以东的各商业口岸，活跃着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他们沿着主要的国际贸易航线由西向东，在巴达维亚、马尼拉、阿瑜陀耶、会安、澳门、月港、双屿、琉球、长崎等地聚集，从事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国际贸易，成为东亚国际贸易的主要经营者。在其中，中国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东亚国际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群体。

这里我们也要强调， 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洋海域和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虽然已经颇为繁荣，各国商人之间通过比较密切的商业交往已经建立起地区性的贸易网络，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网络之间的连接还不很紧密，同时也未能把更大的世界包含在内。在印度洋海域和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中，不仅没有一种大家都遵循的贸易规则，没有安全保障机制和仲裁机制，甚至也没有一种共同的商业语言。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地区的贸易通用语言是阿拉伯语和古吉拉特语，泰米尔语和孟加拉语则作为辅助和补充。在东亚，汉语（特别是闽南话和广府话）是最重要的商业语言。至于操这些不同语言的商人如何交往做生意，至今尚不得而知。我们只能说，由于没有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各国商人在进行贸易时肯定有很大困难。这个问题，也反映出当时各国商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是非常密切。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印度洋地区和东亚地区后，大大改变了以上情况。首先，他们把果阿、科钦、马六甲、马尼拉、澳门、巴达维亚变成了他们的贸易据点，成为亚洲海上贸易的中心。其次，他们把大西洋贸易和印度洋、太平洋贸易联系了起来，把东亚和印度洋地区纳入了他们建立的全球贸易网之中，从而让这些地区真正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贸易，西欧人还引进了国际通用贸易语言。葡萄牙人来到亚洲之后，葡萄牙语成为亚洲海上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通用语言，一直到 18世纪末才逐渐被英语所取代。

关于 16世纪、 17世纪中国人和西洋人在亚洲的活动，已有大量的专门研究，特别是西方殖民者对亚洲进行侵略的历史，更早已进入中学教科书，一般人也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将谈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时期，除了中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外，还有什么人活动于东亚国际贸易中；第二，上述这些人在当时的东亚国际贸易中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三，这些商人与海盗有何关系。许多人对这些问题可能比较生疏，或者理解不够全面，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谈谈。

第一，在 14世纪中期至 17世纪中期以前的三个世纪中，除了中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外，其他亚洲人如日本人、朝鲜人、琉球人、安南人、暹罗（泰国）人也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东亚国际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的海上活动自 13世纪日益活跃，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倭寇”的出现。倭寇事件首次出现于史册是在 13世纪的上半叶。到了 1350年以后，情况大变，不仅倭寇人数大为膨胀（ 1351年在朝鲜仁川附近就出现了多达 130艘倭船），而且活动范围扩大到几乎整个朝鲜半岛西岸地区，有时还达到半岛东部沿岸地区。从元朝至正十八年（ 1358）山东出现倭寇起，到至正二十三年（ 1363），几乎每年都会有倭寇袭击沿海地区。到明代，倭患更甚，这已众所周知，毋庸赘叙。

由于倭寇等问题，明朝政府禁止中国与日本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部分开放海禁，允许沿海一带的居民驾船到南洋从事贸易，但禁止前往日本。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商人与中国商船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如琉球、台湾或东南亚各地进行第三地贸易，或通过当地居民购买中国的产品。为了购买中国产品，日本商人纷纷到东南亚各地与中国商船进行贸易，许多人因此侨居东南亚各地。17世纪初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实行“朱印船”制度以管理日本的海外贸易。自 1603年开始，幕府签发朱印状，到 1635年共颁发了三百六十道。朱印船贸易范围波及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 19个主要贸易港，每船搭载的日本商民数以百计。于是出现了许多日本人社区，被称为“日本町”。在台湾、澳门、马尼拉、阿瑜陀耶、万丹、马六甲等东亚重要贸易港，都有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日本商人和浪人聚居。例如在澳门，万历三十八年（ 1610），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王以宁奏说：澳门的葡萄牙人“借口防番，收买健斗倭夷以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在暹罗的阿瑜陀耶的日本人有 1000～1500人。而在海外最大的日本人侨居地马尼拉，日本人最多时据说达到 3000人。1635年，幕府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后，朱印船贸易也宣告结束。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海外日本人也有家不能回，最后消失在所在地的土著之中。

因此，在东亚国际贸易中，活跃着的不仅是西欧人和中国人，而且还有日本人等。

第二，在东亚的各国商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彼此之间有竞争，同时也有合作。以往许多人都从教科书里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殖民者来到东亚世界后，似乎都是“联手”对这里（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民进行掠夺和侵略，而中国是主要的受害者之一。除了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还对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进行打压。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也有偏颇的一面。

西欧殖民者来到东亚后，对活跃在这里的华人海上贸易商业进行打压，这是不争的事实。还应当注意：贸易不同于单纯的掠夺。在贸易中，不仅有竞争，而且也需要合作。因此各国商人在东亚，除了竞争，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例如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力图建立和中国、日本直接贸易的渠道。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后，西班牙当局大力招徕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直接到马尼拉进行贸易，于是大批中国商人蜂拥而至。1571～1600年，平均每年季节性到访的中国人达 7000人次，而当地的西班牙人还不到 1000人。1570～1600年，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从不到 40人增加到 15000人。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贸易的，因此菲律宾西班牙语中“华人”被称为 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贸易”的发音。西班牙当局因为惧怕中国人的势力过大，周期性地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其中以 1603年和 1639年最为严重。然而每次屠杀之后，又招徕华人来经商。在马尼拉，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商人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日本商人。16世纪初，在暹罗的阿瑜陀耶城有华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聚集区。住在这里的葡萄牙人约有 300人，日本人 1000～1500人，而华人更多， 17世纪中叶时达 3000～4000人。这些商人一方面彼此展开商业竞争，另一方面也相互合作做生意，总的来说是大致相安无事。

1619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建立统治中心后，也千方百计招徕中国商船到此进行贸易，甚至还使用武力迫使在下港的中国商人迁往巴达维亚。1620年 5月 3日，荷印公司指示其属下的北大年商馆：你们必须劝诱北大年、宋卡、那空、博他仑等地的中国商船，载运大批生丝、绢绸以及其他中国货物前来雅加达，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不缺乏现款，也不缺乏檀木、胡椒，他们可以不必缴纳任何税款，一切捐税全部豁免。

此外，在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各国商人集聚的港口城市。例如在 17世纪初，安南的庸宪和会安已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庸宪的贸易主要由日商和华商经营，葡、英、荷、西商亦间或前来交易。会安更是如此。一个当地日本人 1642年在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当时会安的中国人约有 4000～5000人，日本人 40～50人。荷兰商人也于 1633年来到此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国商人和平共处的国际商港。

在中国舟山群岛的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岛），16世纪 20年代葡萄牙人到来之后，特别是著名的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海商集团来到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 16世纪之上海”。这里麇集了大批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因此也被称为葡萄牙人的侨居地，“就好像位于里斯本和圣塔伦（ Santare，葡萄牙本土的一个港口）之间 ”。葡萄牙人平托（ Fernam Mendez Pinto）于 1541年（嘉靖二十年）随葡萄牙的印度总督法利亚船队游历了双屿港。他后来在其《远游记》中写道：“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来到了双屿的大门。那里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十里的两个岛屿。双屿是葡萄牙人在陆地上建立的拥有上千户人家的集落，由市参事会员、陪审判员、地方长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国法官及官员统治。城镇上有 3000人，其中的 1200人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个国家的基督教徒”，“这村落中，除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视官、巡夜官、收税官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有两所医院，一所仁慈堂。一般通行的说法是，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丽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据许多熟悉这里事情的人讲，葡萄牙人的贸易额超过 300万葡元，大部分买卖都是两年前发现的日本白银，无论带什么样的商品到日本，都会赚回 3～4倍的利润。他说当时葡萄牙人每年在双屿岛的贸易额超过 300万克鲁扎多。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前面已经说过，葡萄牙国王每年从香料贸易中大约可获得 100万克鲁扎多，而在葡萄牙一个有钱人家的佣人每年才挣 4个克鲁扎多。当然，《远游记》是一部游记，像那个时代欧洲人的大多数探险游记一样，所说常常有夸大，所以不能过分相信其所言。不过双屿贸易规模很大，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频繁的贸易活动和长期相处，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商人往往会使用多种语言。这种情况集中地表现在明末福建海商领袖郑芝龙身上。他不仅会闽南话、广府话和官话，而且也会葡萄牙语、卢西塔尼亚语（一种犹太商人使用的犹太 -葡萄牙语）和日语。此外，他也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或许懂一些荷兰语。

第三，海商与海盗。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倭寇，亦即东亚海域猖獗的日本海盗。除了倭寇之外，在许多教科书中也谈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东亚海域的海盗行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要问的是：1．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中，除了日本和西方海盗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海盗？2．这些海盗和当时的海上贸易以及海商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就不难看到在 14～17世纪中叶的东亚海域，海盗绝不止倭寇和西方海盗，来自不同国家的海盗也横行在这一海域。这其中，华人海盗又占有特殊地位。

东南亚的本地海盗，最为有名的是苏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其活动范围西至新加坡，北至菲律宾。另一恶名昭彰的奥朗劳特海盗，则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上的过往船只以及新加坡周围的海域。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海盗，从婆罗洲出发抢掠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海域上的商船。不过这些海盗与活跃于东南亚海域的华人海盗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有更好的装备和更好的组织，华人海盗比东南亚本土海盗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所以在东南亚海域的影响力也更大。

东南亚的华人海盗活动始于中国元朝。这些海盗大多数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他们也招募东南亚本地人来修建堡垒。这些海盗大多都在苏门答腊和爪哇附近海域活动。到了明初，在活跃于东南亚地区的各国海盗中，最出名的是陈祖义为首的华人海盗集团。陈氏是广东潮州人，洪武年间逃到南洋，入海为盗，盘踞马六甲十几年，在其鼎盛时期成员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在日本、南海、印度洋等地。在当时的世界上，这可能是最大的海盗集团。陈氏自立为渤林邦（位于苏门答腊岛）国王，东南亚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后来陈氏集团与下西洋的郑和舰队发生冲突，发生激战，陈氏武装被击毙五千余人，被烧毁战船十艘，缴获七艘，陈祖义等首领三人也被生俘，该集团随之瓦解，华人海盗活动暂时消减，但是到了明代中期，华人海盗又活跃了起来。他们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成为倭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依照学界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活动在 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 1552），成员基本上是被称为“西日本恶党”的日本人；而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活动的海盗，成员不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不仅如此，中国人可能还占多数。《明史》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其中“从倭者”就是中国人。明代小说《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里，对这些“从倭者”的情况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凡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小说里说“从倭者”是被胁从的，但事实上有许多则是自愿的，甚至是自己主动去当倭寇的。参加过平定东南沿海倭寇战斗的明朝官员郑晓说：“近日东南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躧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有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后逃回来，向官府诉说自己的经历，说船上大概有两百个倭寇，多为福建、温州、台湾、宁波、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而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正如郑晓所说：“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另一位抗倭有功的官员宗臣说：“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埤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也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

倭寇的大头目也往往是中国人，最有名的就是许栋、汪直（亦作王直）、李旦等。其中汪直于嘉靖三十六年（ 1557）十一月率走私船五百余艘由日本驶抵岑港并踞守该港，以后常据九州的五岛列岛和平户，成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海盗集团。据明朝后期文人田汝成写的《汪直传》，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们不是单纯的强盗。他们与明朝政府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们的海上贸易难以进行。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后来参加许栋的海上走私集团。到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许栋集团，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汪直收其余众，进而发展成为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其次，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中日之间，可以说囊括东亚海域。例如许栋（许二）与弟许三先在马六甲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汪直当初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市西洋诸国”，在暹罗的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由此结识了才到达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 1541），他和两名葡萄牙人带领着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乘船北航向双屿港进发，结果被暴风雨冲漂到日本种子岛，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贸易关系。第二年南风汛发时，他又和葡萄牙人一起从日本返航驶抵双屿，并加入许栋集团。此时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贡使团，于是他们便同当时在双屿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后，许栋即派汪直率“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四年（ 1545）汪直到了日本博多津，招诱日本商人来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泊客拥有徒众万余人”，或五艘十艘，或数十艘，分泊各港。不少葡萄牙商人也开始将双屿作为同日本贸易的中转港。双屿一带的许多当地百姓也卷入了这种国际贸易活动，有的为番商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竞相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记述道：“（葡萄牙人）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因为这些百姓“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所以在官府眼里也是“从番者”或者“倭寇”。由此可见，许多倭寇实际上是一些对国家没有固定归属感的人。郑晓说：“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忧未艾也”；“武健才谞之徒，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兹大矣”。这些人浪迹于国际间，唯利是图。借用一个日语名词来描述这些人的特征，可以说他们是一种“国际浪人”。晚明的郑芝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年轻时到过马尼拉，后来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尼古拉 ·一官（ Nicholas Iquan）。他发迹于日本平户藩，娶平户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侨民（一说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为田川氏。还有人说郑芝龙也娶了葡萄牙女子为妻。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人。

因为在当时的海上贸易中尚未有国际安全机制，所以商船出海，大多需要配备武器自卫，或者寻求拥有强大武力的海上武装集团的保护，成为这些武装集团控制的商船。不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商人也常常借助武装集团的力量劫掠对方的商船。当然，这些武装集团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一些海上武装集团属于国家拥有或支持的武力（例如在东亚海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当局的武力），在本国政府的眼里他们不是海盗。另外一些得到当地政权的支持（例如倭寇得到日本沿海诸藩的支持），他们通常只被受害国视为海盗。还有一些完全是私人武装（例如中国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往往被所在国视为海盗。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商船与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装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海商和海盗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分。

到了明末，这种亦盗亦商的海商武装集团发展得愈加强大，以致出现了郑氏集团这样的超级海上强权。郑芝龙集团纵横东亚海域数十年，成为 17世纪世界上最强悍的海商 /海盗集团。虽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仍主要从事贸易而非劫掠。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崇祯十二年（ 1639）驶往长崎的郑氏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四年（ 1641）夏，郑氏的 22艘商船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 1/5以上，其运载的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人。郑芝龙的船只也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地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

因此在当时，海商和海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经常在相互转换着的，正如谢杰所言：“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事实上，在近代早期的国际贸易中，这种亦商亦盗的海商乃是正常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