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从宋代理学看海尔“人单合一”的前景

找准主角，量体裁衣

海尔在中国企业中具有标杆地位，海尔创立的“人单合一”模式在管理思想上具有引领作用。 中国古代儒 学有个传统，就是强调 “内圣外王” 。 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则把这种“ 内圣外王”之学推向新阶段。 作为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的思想学说，宋代理学不失 为我们今天观察研究海尔的一个参照。

程朱理学通过对《大学》的重新阐述，对“内圣外王”的修炼方式形成了“三纲领”和“八条目”的新论证。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思想体系，不但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其后的历史中形成下意识的民族文化积淀。宋儒的学说，是在受到执政者的排挤下，为了弘扬士大夫精神，构建出对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的普适性真理（至于理学在元明清被统治者利用，则属于另一个问题）。

他们的思想学说，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迄今人们常用的一些词语，尤其是学习修炼方面的词语，都是从二程和朱熹开始流传的。例如“天理良心”“修心养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安分守己”“诚心诚意”“心安理得”“见几而作”等等，都是因二程与朱熹思想的传播而被社会广泛接受使用的。

哲学家评论宋代理学，往往拘泥于心性理气之说而过于“内卷”（involution）。但从管理思想角度看，从“明明德”到“亲民”再到“至善”，宋代理学依然不失“外化”意蕴（evolution）。对于宋代理学，今人葛兆光有言：“他们仍然要构建一种超越万物万象万事之上，又是包括皇权在内的一切的终极依据，可以笼罩并通释社会、自然与人类的‘真理’。”“正是在这种心情下，超越自然与社会的‘道’，或为政治国家、道德伦理、宇宙构架、自然知识提供同一性依据的‘理’，才会被提出来，所谓‘理’，是现实存在的观念性与非时间性层面（the ideational and atemporal aspect of reality），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正是这种超越现实的‘理’，重新清理了现实中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知识，重构了一个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在一个新的同一性基础上赋予其合理性。”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通过“理”确立人的主体价值。

但宋儒的不足，是把理和欲完全对立起来，即“存天理，灭人欲”。关于理欲关系，二程有多种论述：“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着它。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言却最是。”（《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对儒家奉为经典的《大禹谟》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二程也用天理人欲关系解释说：“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理欲对立的绝对化，导致程朱之学在治道论证上无法跳出君子小人之分的传统路径，也限制了他们对传统儒家治理学说的反思。他们本意是以天理驾驭人生与社会，而天理的绝对化和真理化却反过来要求人生与社会无条件膺服天理。在这一意义上批评其“内卷”具有合理性。当今学者多强调宋代理学的“内转”或“内在超越”，即指此而言。

海尔的经营之道：人单合一

我们今天借用宋儒理学来观察海尔，当然不能继续坚持“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而是从理学彰显人的主体价值的三个关键词出发，作为认知海尔经营之道的路径指向。这三个关键词是：理一分殊，格物穷理，穷理尽性。

所谓理一分殊，源于传统的一与多、道与器、本与末、共与殊等观念，强调真理只有一个，而表现真理的事物和方法有多种多样。所谓格物穷理，是对道问学的归纳，是认知手段。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考察，对主观意识的反省，从繁冗复杂的现象中领悟所包含的道理，使人们由自在到自为，由自然到伦理，由习而不知到知行合一，进而确立人的主体性。所谓穷理尽性，则是把知识与思想的终点，通过持续的养育和修炼，锁定在内在心性和道德自觉上。从知识论角度概括来看，理一分殊指终极真理与普通知识的关系，其目的在“明德”；格物穷理指获取知识与思想的路径，其目的在“新民”；穷理尽性指确立内在超越的走向，其目的在“至善”。

海尔的经营之道，尤其是“人单合一”，是现代经营中对传统科层组织的反思和颠覆而形成的。它的本质，是把原来的科层体系变成服务平台，把听命于上级的员工变成自主小微，把面向内部变成面向客户。这种新型组织是前所未有的。对企业而言，“人单合一”要实现真正的员工自治，形象说法就是“人人都是CEO”；对社会而言，人单合一要做到企业与用户的直接对接，产品与服务突出个性和体验。由此形成的创业小微（包括小微链群），其生命力在于员工的自主创新能力。“人单合一”的前景如何，取决于其主体性、自觉性、趋善性的发展程度。

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提高人类的福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方式、经营手段、实施措施却有无数表现。这可以看作新时代企业的“理一分殊”。以往的科层组织，在积极层面是最大限度发挥理性力量以提高效率和效益，在消极层面则是把员工乃至部门变成组织机器上的部件和螺丝钉。马克斯·韦伯在论及科层组织的优势时也曾不无忧虑地指出，科层化进程可能导致出现“新的奴役铁笼”，个体的自身价值和创造性会被威力巨大的科层制结构所窒息，会被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牢固网络所扼杀。而“人单合一”的新结构突破了这一“铁笼”，这一巨大进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颠覆性创新意义。无数小微，以各自的特殊存在变成经营主体。但是，成就与挑战并存，人单合一中的小微以及链群，以“分殊”彰显了自身的主体位置，这是它的积极一面；但如果没有企业的“理一”统合，这种“分殊”之间的价值差异、手段差异、工具差异，有可能造成新的摩擦乃至内耗。而为了凸现小微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在起步阶段肯定要侧重于强调其“分殊”的一面。所以，在小微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需要侧重于强调其“理一”的一面，在不妨碍小微的创新和自主基础上形成全新的整合。现在，海尔已经有了小微之间局部整合形成的链群，出现了新的“理一”趋向。这种新型的“理一”，不是来自古人的说教，也不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创新，而是来自企业生态实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企业经营中的体现。

在政治思想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是不一样的。借用“理一分殊”这一术语，不难看出，传统的大同理想，要把“分殊”统驭于“理一”之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把“理一”建立在“分殊”的基础之上。国家的世界走向，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企业的未来走向，则是建立社会价值共同体。这种社会价值，不仅有用户价值，而且有员工价值；不仅要彰显客体需求，而且要彰显主体需求。这才是生态型企业的真正内涵。“人单合一”针对以往企业价值为主导的偏向，特意强调客户价值的实现，这是打通企业与客户隔阂的第一步。而随着小微的发展变化，企业应该在重视客户价值的同时，回过头来强调小微的主体性。否则，小微变成客户价值的附属物，其前景就很成问题。所谓生态型企业，就是与客户协同一致的价值共同体，其价值体现“理一”；而千变万化的小微（企业单元）和形形色色的客户需求（社会单元），其运作体现“分殊”。只有“分殊”的客户和小微具有各自的主体性，“理一”的企业和社会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建设生态型企业的关键

生态型企业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员工。新时代的“格物穷理”，是员工由自在走向自为，成为企业“新民”的途径。任何企业都会有两类员工：一类员工把工作当事业，另一类员工则把工作当饭碗。用写文章做比喻，事业性员工是“出新论”，饭碗型员工是“交作业”。人单合一的组织变革，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的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既给员工带来了新的机遇，又给员工造成一定压力，能够促使事业型员工发挥出最大的创造性，可以刺激不少饭碗型员工向事业型员工转化，这正是海尔切合时代之处。

人单合一的运行，需要员工“格物穷理”的支撑。所谓“格物”，在企业中就是员工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认知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所谓“穷理”，就是员工通过对自身价值的体认而切入企业价值乃至社会价值的认同和实现。毋庸讳言，即便是小微式组织，也不可能把所有员工都转变为事业性员工。古人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不等于人人最终都能成尧舜。所以，使每个员工都能找准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通过企业内外的流动实现人职匹配是一个方面，提高员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改善现有的人职匹配是另一方面。在组织变革过程中，事业型员工可以依托企业平台充分展现自己的创造性，饭碗型员工可以在“交作业”时精益求精且心甘情愿，这样方可逐步实现“人人都是CEO”的愿景。员工的这种认知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是“脱胎换骨”，使自己成为新的生态型企业的真正主人，对自己的价值和使命由“行之而不知”到自知自明。

从海尔的运行实践来看，已经实现了从以企业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再进一步，则是从以用户为中心到以“新民”为中心。而这种企业“新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又不同于技术创新的单打独斗，必须渗透在生态平台之中。

生态型企业的良性成长，依赖于“善”的追求。古人所谓的“穷理尽性”，要从人性角度落脚于“止于至善”。在企业成长中，何者为“善”尤其值得重视。单纯以利润为中心，经营中的零和博弈，往往会导致企业伦理的偏差，甚至作恶而不知其为恶。“理一分殊”的主体价值确立，“格物穷理”的认知提升和造就新人，都是为行善奠定基础，却不能保证所作所为确属于善。我们今天讲“穷理尽性”，不能落入古人把善恶与利欲对立的窠臼，而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讲，为善还是作恶，不是制度规则问题，而是人心问题。

好的制度规则可以保证善的底线，却无法造就善的高端。再好的制度规则，也无法彻底杜绝刻意为恶。一条好的法律，可以保证基本秩序，却无法防范钓鱼执法。同一个员工管理规范，良性运用可使员工充分发挥作用，恶性运用则会给员工造成种种刁难。当一个主管在处罚员工时，有助于员工改过成长是行善，寄希望于把员工打趴下制服了就是为恶。宋儒的不当之处不是他们的善恶之辨，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把善恶与义利对应起来，从而把一切利益追求和正当欲望都看作恶。古人之所以把对天理的认知最终落脚于“穷理尽性”，本质上是把人之善念天理化，从人性中排斥恶。关于人性善恶，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必须澄清：很多人认为，法治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假设前提上。但究其本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思想家，认为人性本恶的只有极少数（如韩非），多要鼓励人之为善。

西方学者认为：“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妒忌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人有劣根性，所以要有必要的防范；但人也有尊严和美德，所以能够实现自治。共和民主的本质是自治，尊严和美德是自治的先决条件。海尔的改革，小微也好，链群也好，都以高度自治、自我管理为基本特征。而这种自治的实现，归根到底离不开人的善念善心。只有通过不断修炼，向“至善”方向不断努力，新的生态型企业才能进入良性运作。

总之，以理一分殊确立小微和客户的主体性，以格物穷理造就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的新型员工，以穷理尽性促成企业行为的趋善性，可以使“人单合一”的新型企业形成良性生态。

作者介绍

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管理思想史、文化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管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历史深处的管理智慧》《管理学在中国》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