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林斯基：媒介思想与观念考古的新视角

2021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在上海召开2021年学术年会。期间，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教授在线演讲了《媒介思想与观念考古的新视角》，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挖掘传播思想的深层时间。现推出演讲全文和演讲视频如下，以飨读者！

齐林斯基教授是瑞士欧洲研究生院媒体考古学与技术文化专题米歇尔·福柯讲席教授、布达佩斯艺术大学荣誉教授博士、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媒体考古学领域研究。

演讲全文

亲爱的我上海的同事们，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在今年的传播思想史学会年会上发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会尽我所能地利用好我的时间。邀请者希望我从一个媒介考古学家的身份出发来发言。那么我下面将主要从这个角度发言。

请允许我首先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初步评论。所谓德语世界的媒介研究甚至“德国媒介研究”这个概念都是一个神话。它是最近在美国被发明出来的。对我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尤其是对最近二三十年才进入国际媒介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就更是如此。即便是在一个完全平面的时间维度上看，有关传播和媒介的观念演变也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了。只不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换句话说大约至今75年左右的时间里，那些与媒介互动的科学、理论、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才作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领域得以被阐述和处理。

我做了一个思维实验。这个实验也将很快以中文形式出版，是我的著作《媒介思想的变体》导言的一部分。在这个思想实验中，我从一个假设开始，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代媒介思想的时代了。鉴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交叉学科领域的加速发展，我决定按照每十年一个标记来衡量媒介思想世代的转变。世代的划分并不是按照思想者的年龄来决定的，而是基于每个人对这个异质性知识领域的贡献的差异。我尤其关注的是这些思想在欧洲以及在国际上产生的可见的话语效果。我准备了一张幻灯片，上面列有前4代媒介思想家的名单，完整的名单大家可以从会议组织者那里查看（如下）。

图片来源：齐林斯基的讲演文稿

这个思想实验的一个结论非常明显。如果说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叫做“德国媒介理论”这么一个特定传统，那一定是那些因为纳粹独裁而不得不逃离德国的知识分子来代表的：如布莱希特、本雅明、克拉考尔、阿多诺／霍克海默、安德斯、冯·诺伊曼以及其他所有人……

第二点，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和研究领域从更长时间段的传播思想历史来看，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些的时候。早在1965年，库尔特·马雷克就出版了他的电影考古学的著作。而大约在同一时期，一大批艺术-历史和文化-历史的文本都是以一种明显的考古学的姿态来运作的。例如，尤吉斯·巴尔特鲁塞蒂斯关于变形图像或镜子图像的幻想写作，还有古斯塔夫·勒内·霍克关于欧洲艺术中的矫饰主义的杰出考古学作品《迷宫般的世界》——出版于1957年。

考古学作为人文学科中一种引人注目的主题和方法论范式最初是通过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而产生广泛的话语效应的。《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引领了各个学科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的风潮。这些分析都试图将政治、文化、技术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搅拌在一起。换句话说，去进行一种跨学科的分析。事实上，所有的媒介分析都必然是跨学科的。

在我当时就读的柏林技术大学，许多新的研究项目都在开展，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如缝纫机的社会史、数学的知识和社会史以及计算机的历史。我说的正是20世纪70年代当福柯的书籍在德国出版的时候。这些多种多样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逐渐演变为某种学术尝试，试图介入那些在已经建立的学科当中通常被封闭起来的知识系统和解释主权，并通过批判性的、跨学科的反思来激发和变革这些系统。因此，横断性是高级的媒介考古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我自己的第一批出版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比如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工人无线电运动1920-1930年代的研究。用今天的话来说，与霸权媒介机制关联起来来看的话，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第一批黑客运动。他们身上围绕的光环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围绕着那些作为电子先锋的“游击队电台”周围的光环一样。

我们首先从伯托德·布莱克特和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无线电探究法中学到一种史诗性的介入行动的姿态，我们也从沃尔特·本雅明的著作中获得了希望的潜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去努力实现在一个新集体中看到乌托邦的可能性，在这个集体当中，成员之间的交流不会有任何互斥和霸权等级。尤尔根·哈贝马斯是一位传播思想的哲学家，也是众所周知的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他们都从北美流亡归来，尤其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而在我自己的学术历程当中，我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从媒介史研究转向了媒介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元方法论。

我们的研究不应该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应该是世界主义的——不是普遍的，而是多元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宇宙的；不是线性的，而是动态的。虽然我仍然深受人文学科的文献研究传统的影响，但是我对仪器、物理、电子技术和机器构造的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作一本著作，大约汇集了600多页的手稿。我试图从技术、哲学、经济、文化和物质科学交叉的角度去阅读和理解一个艺术品。转向，转向，又是转向——我认为物质性转向其实是西方理论市场的发明。唯物主义者／或者更好的说法其实是物质科学思想至少已经从这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研究传统。

今天，我会把我20世纪80年代初所做的那种方法论努力描述成某种“扩展的诠释学”——是一种对更精确的事物进行更精确的文献学研究。而我好奇的对象是一种能在电磁叠层的磁带上记录音频和视频信号，并使其能够立即被再现的设备：即录像机。作为一台早期的视听时光机，这件神器和其中集成的技术系统让我着迷，一方面我深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院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又深受各种科学技术历史学家们的影响，因此我把这一组机器及其行动的潜力称为“文化技术”。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85年（编者注：应为齐林斯基教授研究录像机的博士论文）。

第三点，自己开始明确地做媒介考古是跟实验性的实践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成立视听教学和研究所的机会。这也是我1989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这一背景也催生了我在1991年做的一个项目，叫做“100部视听考古短片”。这是我们为庆祝和纪念电影历史经历第一个一百年所做的贡献。当时是我早期的媒介考古的方法逐渐开始成型的时候。

而与此同时，通过互联网和万维网来建立全面远程信息通讯的一个全新的大型技术项目也在运行。我们的写作就是在跟机器赛跑，因为机器的运转速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快。没有媒介，社会将无法继续发展。媒介已经变得系统化了。正如我在2021年的书（《媒介之后》）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已经再也不能通过媒介来进行革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次出发。在这个复杂的交流世界中，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也就是从深层次的时间角度来研究艺术／文化、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多重相互关系。

作为与这种明显的认知转变相关的研究范式，我发展出了两个新的具体研究方向——为了我自己、我的学生和我的同事。第一，在《变体学》当中，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和实验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把这种令人振奋的背景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诗学来研究。变体学概念想说的是在世界思想史中并不只有一种概念，即欧洲现代性。我把“现代”理解为科学家和艺术家对世界的某种特定态度。而这种态度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许多地区、不同时代其实都能够找到。变体指的是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各种各样关系的发展的具体化动力。结果就是，对纵深（深层时间）更为关注，同样也增加了我们对思想、模式、发明的同时性的敏感性。

第二，能够通过过去的存在来思考、梦想、设计和创造未来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开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实验性空间。我把它称为未来考古学。它既是一个行动的空间，也是一个制作的空间，同样也是思考的空间。这种看似矛盾的概念组合意味着某种实践，它以两个相反方向的时间箭头运行。一头垂直指向艺术、科学和技术在过去发生的关系的那一个未知的深层时间，另一端则指向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无论如何都无法到达的未来。（媒介）考古活动的乌托邦潜力就在将两个时间箭头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使得处于这个特殊时间机器中的乘客不会被两端撕裂。仅仅只是在古老的地方寻找那些令人兴奋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还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通过对过去星丛关系的异质性和丰富性学习，来为未来存在的到来做准备，并在智力上、伦理上、美学上受益，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挑战。

未来考古学首先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活动。我想从我最近进行的媒体考古实践中举出两个例子。我相信这些例子同样也可以对中国极其丰富的深层时间文化产生巨大的意义：关于媒体与传播的思考。

2015年，我和一个小团队重建了通用可编程音乐自动机。它是由巴格达的巴努·穆萨兄弟9世纪中叶在智慧之家开发并准确描述出来的。这个项目不仅让我们对自动机的历史和我所说的延展动画产生新的认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算法思维不仅仅是欧洲现代性的发明，在东方文化当中（包括中国文化）也有着深远的渊源。我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重新激活一个超大型自动发条，并把它变成一个公共动态雕塑的可能性。9世纪初在巴格达开发的这种自动机械，在远古时代的中国也有一些相似物。例如，在11世纪，中国学者和工程师苏颂在河南开封也建造了一座更复杂的天文钟表。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最近在研究、展览和出版实践当中的一个关于欧洲中世纪晚期拉蒙·鲁尔的思维机器项目。这个项目涉及到今天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核心。而我把它叫作“人工外智能”（Artificial ExTelligence）。只要带有学习算法的智能程序，还是在外部机器上运行，那么这个术语就没有那么令人生厌和产生误导。我们项目“穿过-逻各斯-拉蒙·鲁尔与组合艺术”的研究重点是关注一位马略卡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拉蒙·鲁尔，他的生活和工作至今仍然让许多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为之着迷。

我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可以将我们在做的项目与中国的深层时间的知识文化联系起来。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之一是莱布尼茨（1646-1716）。他的机械计算器的方法和概念彻底改变了哲学和技术领域。而鲁尔的著作是莱布尼茨灵感的重要来源。正如鲁尔的组合学原理将卡巴拉神秘主义和阿拉伯天文学联系在一起一样，莱布尼茨的组合研究也反映了他对各种各样差异性文化的了解。在他自己的组合学研究的背景中，中国古代《易经》当中的那种以爻为基础的逻辑让他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在一份著名的手稿中，莱布尼茨在易经卦图上添加了一些阿拉伯数字来分析它们如何操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鲁尔的项目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他用很简单的逻辑机器就创造出了伦理学和通信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他给予我们最重要的教益就是：不同文化之间没有深入的对话就没有理解！没有相互的共同语言就没有对话！他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在中东、北非和欧洲地区正在发生激烈冲突和侵略的时期，他居然设计出了这项伟大的艺术。作为一种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建立沟通的巧妙方法，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发明他那个小巧而且漂亮的可以用以通讯的造纸机。

这不就是“媒介”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吗！你也可以称那些早期的算法人工制品为过时的计算机。我们可以通过将鲁尔的代码转换成当代计算机代码来证明这一点。通过转换以后的代码，你甚至可以在你的当代硬件上玩起他发明的思维机器！

如你们所见，我的介绍现在抵达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之前开始的起点，也就是媒介思想以及它们的历史和谱系。非常感谢你们听我的发言。我祝你们的会议精彩而富有成果！

演讲视频

感谢齐林斯基教授授权发布

及王颖吉教授联系沟通

翻译／校对 张艳助理教授

字幕处理 朱莎

封面图片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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