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仝涛：西藏考古如何发现“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

中新社北京11月17日电 作为中国边疆考古重要区域之一，西藏地区考古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

在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誉的青藏高原上，被称为唐代丝绸之路“东道”(也称“唐蕃古道”)的“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是如何发现的？中国考古百年来，西藏地区考古有哪些重要进展？未来有何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藏考古队队长仝涛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系统介绍西藏考古时表示，纵贯青藏高原南北的唐蕃古道，是首次由官方组织完成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峡谷通道的壮举，是人类挑战极端恶劣环境、打通最难逾越的天然屏障以实现跨文明交流所创造的奇迹，也是当时东亚和南亚文明互相慕求接触和互联互通的时代产物。它为东亚开辟出除以往陆路和海路之外第三条通往南亚的通道，而且距离大大缩短。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研究中，“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是怎么发现的？出土哪些特色遗存？有何研究价值？

仝涛：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地广人稀，荒凉闭塞，人们对于其古代历史的认识，仅限于10世纪末吐蕃后裔建立古格王朝之后，而此前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似乎很难与丝绸之路产生关联。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西藏阿里的象泉河谷地开展一系列考古工作，取得极为重要的进展，揭示出该地区不为人知的一面。西藏考古队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发掘出土时代上相当于中原地区汉晋时期、带有“王侯”文和禽兽纹的织锦。

这些纺织品在工艺技术和图案的复杂程度上丝毫不亚于新疆和内地所发现的同时期织物，体现出极为高超的技术水平。此外，两处墓地还出土一字格的铁剑、漆木器、马蹄形木梳、方形四足木案、旋制的木奁、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也与新疆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器物基本一致。这充分证明，西藏阿里在汉晋时期处于丝绸之路的波及区域，新疆丝绸之路应该已延伸到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并对阿里地区古代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

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进一步证实，西藏西部地区古代交通网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除与新疆地区关系密切外，来自数千里之外云南地区的铜柄铁剑和茶叶，也在西藏西部地区出现，其跨度之大、行程之艰，令人难以置信。此外，阿里地区与北印度、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山地还共享一些文化特质，如近些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的阿里联合考古在札达县和噶尔县的皮央东嘎、桑达隆果、曲龙等不少墓地中，均发现有黄金面具、蚀花玛瑙珠、大型铜器、带柄铜镜、铜饰珠、陶器、箱式木棺等，这些器物应该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由此可见，青藏高原丝绸之路交通网络，对西喜马拉雅地区古代文化一体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这些考古发现显示，青藏高原高寒山地并没有成为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障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反而相当活跃，由此带来文化的多样性。此类考古发掘研究既弥补西藏西部考古工作的空白，并加深学界对于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文明的认识，也以其丰富内涵启发人们重新审视长期被忽略的阿里地区在西藏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中新社记者：唐蕃古道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谁？如何评价他对“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的贡献？

仝涛：与唐蕃古道开通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王玄策，是唐朝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王玄策第三次(658年)出使印度留下的石刻题记，于1990年被四川大学考古学家霍巍和李永宪教授发现，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嘴的崖壁上，残存有222个阴刻楷书汉字，额题为“大唐天竺使之铭”。该题记学术价值十分重要，首先实证唐蕃古道进一步通往尼泊尔和印度的具体路线走向，其次题记为探讨青藏高原小羊同和大羊同古国的当时位置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英雄辈出的唐太宗时代，王玄策多次成功通过“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到达南亚次大陆，真正意义上“凿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其壮举和历史功绩堪比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繁荣时间虽然相对较为短暂，但在吐蕃时期可以说大放异彩，对其开发和利用达到史上最繁荣程度。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国考古百年，西藏地区考古取得哪些进展和成果？

仝涛：这百年来，西藏地区考古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和前吐蕃时期一些局部地区取得系列重要成果，基本上能粗略呈现出西藏考古学的年代序列。其中，新石器时代代表性遗址主要有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昌都卡若遗址距今约500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科学发掘的西藏史前遗址，发现的粟及半地穴居址将西藏东部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建立起联系。

作为西藏自治区首个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1年)的考古成果，拉萨曲贡遗址距今4000-3000年，代表了拉萨河谷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金属器时代的文化面貌。

阿里地区近些年发掘的一批遗址也是西藏地区考古的重要突破，集中于前吐蕃时期，主要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三四世纪之间，对于认识西藏西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建立和完善考古学文化序列有积极意义，其遗址丰富的墓葬出土物，为研究提出和论证“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提供坚实材料基础。

另外，西藏地区最近几年新发现距今约3万年的那曲尼阿木底遗址，是首次发掘的具有明确地层堆积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于学界认识早期人类向高原上拓殖过程和生业形态有十分重要价值。

中新社记者：象雄、吐蕃、古格是古代青藏高原上出现和经历的代表性统治王朝，它们有哪些重要考古研究进展？

仝涛：象雄时期是汉藏文献记载中以西藏西部阿里地区为中心的一个高原王国。近些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显示象泉河上游地区应是象雄时期西藏西部地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

其中，故如甲木墓地年代在公元三四世纪，出土有“王侯”文丝绸、黄金面具、大量金属器、茶叶等物品，反映该区域与中原、新疆、南亚次大陆之间的长距离贸易网络，对西藏西部古代社会进程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象泉河谷地无论在前吐蕃时期，还是古格时期，都是西藏西部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古格时期的代表性遗址就是古格王国的都城——古格故城，像其他前吐蕃和吐蕃时期的都城遗址(如布达拉宫)一样，都建立在高高的山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从1985年开始，考古学者对古格故城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发掘干尸洞、武器库洞等，出土、采集大批古格王国时期遗物，展示出古格时期物质文化面貌。

西藏境内的吐蕃时期墓地分布非常密集，数量也很大，显示青藏高原文化进入一个自身统一、融合并与周边区域进行频繁交流的阶段，高原游牧民族的本土文化构成其主体框架，大量吸收唐朝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同时，来自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具有强烈异国情调的文化因素也时隐时现。

目前，西藏境内的吐蕃时期墓葬多数并未正式发掘，主要以调查和保护为主。不过，2020年度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在拉萨附近的当雄发掘5座吐蕃时期大中型墓，出土有漆器、希腊风格的银盘和萨珊银币、青金石、珍珠等，显示出西藏腹地通过唐蕃古道与青海地区进一步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密切交流。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藏考古队队长，您对西藏考古事业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仝涛：中国考古百年进程中，西藏考古成就虽然可圈可点，但由于西藏自治区面积大、海拔高、考古工作投入薄弱、工作开展困难等特点，从整体上看，西藏考古发掘和研究目前还落后于其他省份，无论在地理空间还是时代链条上，都有大片的空缺和空白，还有待于未来成系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来逐步弥补。

据了解，目前国家层面对于西藏考古已有一揽子宏大规划，包括“十四五”规划、“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设计等，期待西藏考古在未来数年能够继续取得辉煌成果，基本追赶上周边区域和其他边疆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水平。

受访者简介：

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获四川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2008年获得德国蒂宾根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近年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前吐蕃时期和吐蕃时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12-2015年主持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掘，入选2014年度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2018-2019年主持发掘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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