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爱龙 | 一代儒宗马一浮的书法艺术

方爱龙，艺术学博士，现任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协主席团委员、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十三五”学科组（艺术学）专家成员，西泠印社社员。主要从事书法篆刻史论研究，著有《南宋书法史》（2008），合著《中国书法史绎·卷7：风格与诠释》（2014），曾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2009）、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一等奖（2000）。

一代儒宗马一浮的书法艺术

文 | 方爱龙

“一代儒宗”马一浮（1883—1967），一生以学术、诗词和书法并行，可谓是“孤神独逸”、“博学硕望”。无论是他会通儒佛、兼容文史、绍述宋明理学的学术，还是他宗法典正、不名一体、旨在取精用宏的书法，都与时贤异趣。马一浮书法，追求秦汉风骨、晋唐法度之高标。月旦人物，在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上，马一浮终占一席。

马一浮一生经历的是经学、西学、道学、佛学，最后又返求儒学“六艺”的过程。他对传统文化正统之学“六艺”的阐讲，多有发前贤所未发之处；对传统文化所作的哲学思考和独到领悟，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实属不可多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马一浮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其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深广学术造诣和具有深刻传统典型意义的“六艺论”，是特立独行的成就；同时，他又是一个遗憾，在民族灾难艰深的年代，其博约宏富的学术体系，没能在本应有的著述和门人传承中得到亲手完成和薪火相继。尽管如此，其一生所遗存的文章、诗词和书法等，以鲜明的价值趋向，亦足可奠定时代地位，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马一浮是一个异常独特而典范的存在，其书法以期间罕有的学问根底和终身临池不辍的笔墨工夫，为后世树立了一种典型。

▲马一浮篆书自题“孤神独逸”页

根据笔者已获悉的马一浮遗墨相关资料，可以给出如下的分析结论：

（一）马一浮少好金石，终生临池，未尝有怠。然而倾毕生精力于国学的马一浮，只能在读书著述之暇以书自娱，虽然他视书法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但他不可能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马一浮先后在1932年、1942年、1947年、1950年有过四次公开鬻书，而每次鬻书前后，特别后三次就是马一浮书法创作的高峰。四次鬻书虽各出有因，但他在每次鬻书之前都是经过准备的，即经过一段时期的临书来充实自己，可见马一浮在书法创作上的严谨态度。正是经过这种边临边创、以临促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马一浮个人书风的形成而价值取向。

1963年，年过八旬的马一浮因眼疾加剧，作字只能多以瞑书。1965年夏，眼疾更甚，始全以瞑目作书。马一浮“瞑书”，较之以前的作品，不复有温文尔雅之貌，更显苍茫干炼之态。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临作还是创作，虽多为凭娴熟的笔墨技巧来完成，但其结字、用笔、章法、用墨尽在越规，这反而使得暮年的马一浮作品显现出一种历史的负重感。特别是用墨上，湿燥枯润全凭书写之兴，兴来落墨。兴尽收笔，浓淡交替，枯润相间，整件作品把书家的性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暮年书作中的这种苍茫散远意境，并非完全因其瞑书而来的。萧散简远，沉著痛快，一直是马一浮的追求；只是在其暮年，心（学养）手（技巧）俱臻妙境之际，这种风格自然地流露于笔端。应该说，马一浮瞑目作书，为他的这种追求提供了一种“心手无障”的契机，而得以“心领神会”的充分抒写。

（二）马一浮于书法一道，各体兼擅，无不精粹。他学书年早，涉猎广博，临池日久，笔墨精熟，晚年可谓真正达到了“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从马一浮传世作品的书体看，涉及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诸体，其中又以行书、隶书、小篆三类传世最多。金文多临古之作，小篆以“二李”为师，隶书取法东汉诸刻，楷书胎息欧、褚，行书根本“二王”，草书以章草为基调。马一浮书法中最富个性、最见功力的无疑是行草书，神气韵味、笔法结构，无不展现出高古清雅、遒美秀逸、劲健超绝的学者气息，己意最强。

▲马一浮早年书迹《自题照片》（1900、1902）

马一浮终生治学，别无他羡，唯与儒、佛、道三家求知、求真、求善，并非唯书而书。其精研书艺是为弘扬书法这一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是他把书法视为“可消粗犷之气，且变化之功”（《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文艺篇》）的自我人格修炼方法之一的具体实践。深厚广博的文化素养，是他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核心要素。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或许是当前研究马一浮书法艺术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与世推移，这种意义必将愈为显彰。

（三）马一浮遗墨的内容与形式。从书写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书写自作诗词文章、书录古人诗文和临摹古代碑帖等三大类。其中的自作诗词文章也包括了诗（词）稿、诗札、书简、记文、碑铭、序跋等；而书录古人诗文（包括数量几百计的集古人句联）者，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唐宋名家，几乎不涉元人以降一笔；临摹古代碑帖，大抵亦在秦汉、晋唐之间，其中又以名家、名碑、名帖为主要取法对象。

从遗墨类型看，大抵可分为纯粹的书法创作作品、临古碑帖册和书札等三大类。事实上，马一浮本人对作为艺术创作的“书法”的界定，是排除了原本是作为“实用”意义上（主要是承载交流信息的）的物件的书札（含以诗代简者）一类的，甚至还排除了草稿一类。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马一浮1963年11月15日致陈毅札及所附《蠲戏斋临池偶存简目》和《蠲戏斋賸墨草目》。排除了书札、草稿和临古碑帖册等，马一浮的书法创作作品形式就可按照他在1963年11月11日亲自制订的《蠲戏斋賸墨草目》中的八个小类来区分了：榜书（匾额）类，堂幅（中堂）类，条幅类，小单条类，横幅类，屏条类，楹联类，手卷类。其中条幅和楹联是马一浮最常用的创作形式。

▲马一浮1948年鬻字润例

（四）马一浮遗墨所蕴涵的其它信息。马一浮传世墨迹，质地多为纸本而鲜见绢本等，其中又以素白宣纸为主而有少部分为洒金宣、描金笺、虎皮宣等，当然书札、诗简一类常见用色花笺、八行笺和各个时期自制的“宛委山堂”笺、“复性书院用笺”、“智林图书馆”笺等；马一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毛笔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但在避寇西地期间，于题跋中多次感慨“苦无佳笔”而用屡用“退笔”书之；马一浮书法对内容的选择是很强的，同时，对一般的索书者多不应上款；马一浮暮年，因为眼疾（主要是白内障），视力下降严重，82岁以后之作多署“瞑（目）书”。

▲插图5 马一浮与“总角之交”的挚友谢无量（1884—1964）的晚年唱和书迹（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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