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生与不生：一场四十余年的生育拉锯

本文为《深度报道与非虚构写作》课程作品

一个中国家庭能听到几声婴儿的啼哭？你也许在一堵旧得不起眼的墙上看到过这几个字：“只生一个孩子好”，又或者是“生男生女都一样” 、“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这些用红色油漆写在墙上的大字背后，正是一个个被计划生育政策牵动着的家庭。我们以时间为线索，从中选取了三个并不独特的家庭，其中有因为超生而丢掉工作的父亲、迟迟没有上户口的女儿，和期待二孩出生的母亲。

采写 | 刘嘉荟 邱雨茜 王浩泽 杨东海 赵睿晗

01

“只生一个好”

1978 年 3 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被载入宪法。10 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 年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公开信*，公开信一发，一孩政策基本就拉开了序幕。

公开信指1980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至此，我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

同年秋天，高淳竹墩头村，明金的大女儿出生了。欣喜之余，明金也和妻子盘算着过两年再要个儿子。在农村，男娃能养老，能干活，谁家都得有个男娃。

明金和妻子在决定要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四处打听，大致已经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一孩政策开展的初期，不同村子政策的实施力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村子严，村干部发现有怀二胎的妇女，就抓她们去卫生所，强制刮胎或者引产。相比较，明金所在的竹墩头村，政策稍微松一些，超生只会罚款。妻子怀二胎的时候，明金主动把情况报了上去，紧接着大队支书就带人上门来劝他们去堕胎，响应国家政策，明金没搭理。

很快，明金丢了编制，从村里医生的岗位上被撤了下来，又缴了四百元的罚款。因为明金是党员，所以原为两百的罚款翻倍。

1982年6月4日，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明金家的儿子出生了。生完孩子过了几天，明金妻子被抓去做了结扎。

1984年，住在明金隔壁村的华珍被大队推荐担任妇女主任，负责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华珍一开始是不愿意的，妇女主任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8元，根本补贴不上家用，除此之外，华珍更担心做这工作会和村里人关系搞僵。“那时候我不答应，他们就一直来催，后来都骂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就去做妇女主任了。”华珍回忆说。

上任以后，华珍开始挨家挨户地宣传计生政策的好处。“计划生育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只养一个的到了六十岁，能有养老金补贴”。除此之外，因为人手不足，华珍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宣传类的“文职”工作，有时她要带着已经养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去检查身体，确定“上环”的情况，有时还得陪着被抓到的妇女去做引产并陪她度过恢复期。在这六天里，华珍会用三块钱的补贴去买些豆腐和蔬菜，煮给刚做完引产的妇女补身体。

华珍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坐着计生办的马自达到别处去抓人。

村里有人为了生孩子躲到外地的亲戚家里去，如果交得起罚款，就等到孩子生下之后再回到村里；交不起，就只能一直在外头躲着。一旦有人躲起来，华珍就要跟着计生办到她各路亲戚那里去找人，要是找不着，就威胁说要拆房子，要把公公婆婆抓到计生办关起来；抓到人就要立刻带去引产，稍有耽搁人就跑了。“有从拖拉机上直接跳车的，有借着上厕所的时间翻墙逃跑的。”华珍说。

当年计生办用于关押超生人家的场所，现已改为村内宗祠。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给华珍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结过三次婚的女人，她在家偷偷生二胎，被前夫举报了。华珍和计生办的几个人连夜开着车去抓人，为了防止人跑掉，她们联系了警察把女人家附近的路全部拦起来，深夜的黑暗里一直响着警笛声，红色和蓝色的光交替闪烁着，女人和她老公在被抓到后一路上都在破口大骂。

华珍的两个儿子是在政策之前出生的，她也能明白村里人的难处，对于实在交不起罚款的人，她会向上面反映情况，争取少罚点钱，少拆房子，拿不出钱就交些粮食、鸡鸭。因此，华珍很少被记恨在心，村里的人也理解她，这不是妇女主任能决定的事情，政策也不是针对某一家人。

后来，明金的大女儿和华珍的二儿子结了婚，“一孩政策”第一代的被罚者和执行者成为了亲家。

02

户口本上消失的“二姐”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根据指示*，“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

指示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

198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指出：“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至此，“女儿户”政策登上了历史舞台。

1994年，孙敏第一次带着刚满两岁的女儿回娘家。到娘家的第二天晚上，村里管计划生育的专干组就上门来抓人。“晚上十点多，三个村干部和一个计生办的女干部把我抓到阜南医院做检查。做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从检查出怀孕到做完流产只用了两个小时，孙敏记得做完已经十二点多，外头还下着雨，她开始有点发热，并且感到疼痛。但是门诊没有开门，她只能和同行的女干部商量，找来医生打了针。等到孙敏身体情况稳定下来回家，天已经朦朦亮了。

年底，孙敏和公公婆婆吵架，一气之下来到宁海，和在外工作的丈夫杨化住在一起。在这里，孙敏怀上了他们俩的第二个女儿。虽然当时“女儿户”的政策已经开始实施，但是因为两胎之间相隔的时间没有达到规定的三年，想把孩子生下来的孙敏格外谨慎，一直不敢去医院做检查，特别是等到快生的时候，孙敏只能躲在家里，哪里都不敢去。后来经别人介绍，孙敏在一位退休的老医生家里生产，她还记得当时的产房是那位老人家里的牛棚。

这个在牛棚出生的女孩叫做洪晓，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她和许多出生在“女儿户”政策期间的“二姐”共享着相似的经历。

洪晓上户口的事情一直被耽搁着。给二女儿上户口意味着罚款，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孙敏要接受节育手术，意味着她再没有机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个男孩，意味着她在公婆那里永远也抬不起头。一直等到洪晓三岁，事情才出现转机。孙敏三弟媳妇陈芳的舅舅的户口本接收了洪晓，二女儿不得不随那边的人姓洪。孙敏和丈夫杨化总觉得让女儿改姓像是他们抛弃了孩子，可陈芳劝他们说“就是挂个名，以后也可以在这边上学”。

上初中以前，洪晓一直跟着陈芳生活，一是为了上学方便，二是不会引起计生办的怀疑。孙敏在二女儿借宿别人家的日子里，比其他任何时候更能感受到为人母的种种情感。洪晓小时候身体不好，时常住院打针，每一次孙敏都匆匆忙忙地赶到陈芳家里，直到二女儿病情好转再离开。最危险的一次，洪晓拉肚子拉到脱水，吃了医生开的药，却仍不见一点好转。孙敏花了三千七百块托关系找到另外的医生给女儿换了药方，直到第八天，洪晓终于能够吃下东西。孙敏抱了抱虚弱到摇摇晃晃的女儿，眼泪涌到眼角，然后就是照常的道别。“就那次，我觉得没有那么对不起她了，能说对自己的三个孩子一样好，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孙敏怀第三胎的时候，陈芳帮孙敏联系了医生，可以花五百块钱检查一下身体，顺便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孙敏一开始并没有答应，“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就生这一个了”。最后，为了身体着想她还是去进行了检查，医生恭喜孙敏说，是个男孩。

到洪晓读初二，一些问题出现了。那时刚上初中的三弟和她上同一所学校，有人会问她为什么和三弟的姓不一样，起初她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和妈妈姓”成为了那时搪塞的理由。后来，她开始了解到挂户口整件事的原委，“有人问就还是继续说和妈妈姓，没必要和别人讲这么多细节”。

不过，这个困扰仅仅持续了两年，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两年。孙敏家里有两个孩子这件事不知被谁举报到了计生办，政府找孙敏一家谈话，要求他们做亲子鉴定。为了杨化的工作不受影响，二女儿又被送到广东躲了一段时间。离家前，洪晓才刚刚觉得自己打破了和父母之间本不应该存在的生分，好不容易完成了从别人那里回家的过程，就又被送走了。

后来洪晓回到浙江，在金华、温州等地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初高中的学业。在四处奔逃的日子里，她一直使用的是假名字“洪芳”，直到高考，班上的同学才知道她的真名。

现在，洪晓正在准备“考公”，一通来自公安局的电话提醒了她作为“女儿户”政策下“二姐”的身份。电话那头的民警告诉洪晓，洪某（洪晓所在户口本的户主，也就是她的养父）偷了东西，问她有没有和他住在一起。洪晓简单地说明了情况，电话挂断，心里的担忧却始终压不下去，万一自己的养父对公务员的政治审查造成影响该怎么办？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1996年-2000年出生（0-4岁）人口性别比为120.17，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原因之一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致使一些女婴未能出生。但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6年-2000年出生（10-14岁）人口性别比例下降为116.24，其中男性增加了261万，女性增加了331万。随着孩子的不断长大，等到不得不申请户口的年龄时，那些没有申请户口的孩子才会回到数据统计之中，而洪晓，便是这331万分之一。

03

取下节育环

200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开始施行。其中，第18条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里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一般是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这一政策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双独二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到了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差不多只用了两年时间。然而一些“二孩”母亲的等待时间，却不止两年。

大学时，程丽的专业是计划生育医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的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要工作是为妇女“上环”或者“取环”，也曾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妇女做过引产。10年前，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被取消了引产的资质。

程丽工作的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在2016年更名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1年，程丽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2003年和2004年，程丽意外怀孕两次，但是迫于制度和工作方面的压力，程丽都选择了流产。“制度的压力是深入人心的，真的，一直都不敢动生孩子的念头。”

但与此同时，程丽一直都想再要一个孩子。倒也不是想生儿子，她只是认为，只有一个小孩的家庭是不合理的，孩子会感到孤独。“家庭里有很多小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要是在古代，一定是儿女成群、膝下承欢的那种。”

程丽也曾想过用一些“歪点子”来达到她的目的，比如把孩子寄养在孤寡老人的名下，又或者让孩子装作残疾。但工作中的见闻告诉她，这些方法都有带来坏结果的可能性。比起冒着伤害孩子和自己家庭的风险，程丽选择暂时搁置她的计划。

2015年的上半年，程丽的同事向她透露，“全面二孩”政策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她在听到“小道消息”的时候，感觉太阳穴在突突直跳。程丽还是不太敢相信，自己十几年来的梦想也许终于能实现了。她劝自己再等等，等到政策正式出台的时候再考虑下一步的动作。等待“全面二孩”放开的几个月里，程丽在每一个睡不着的夜里，都兴奋地想象家里多了一个小孩的情景。

10月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程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掉了在自己子宫里待了13年的节育环，她已经做好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准备。

节育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虽然程丽对再要一个小孩充满热情，但丈夫却有所担忧。他认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恐怕不能为两个小孩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且程丽的年纪也大了，他怕她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高龄产妇”确实是一个值得担心的因素。“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程丽第一次成功怀孕是在大女儿上初三的时候，但她年纪大了，胚胎质量不够好，在子宫里停止了发育。这并非个例，根据《单独二胎政策开放高龄产妇面临的临床问题》，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们比起适龄产妇来说，有更大的可能性发生流产、胎儿畸形、妊娠期糖尿病等问题。

两年后，程丽又怀孕了。除了身体问题，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那个稍大一些的孩子呢？她会不会不希望家里再添一个新成员？考虑再三，程丽在孕期三个月时，向女儿坦白了。好在女儿只是责怪程丽竟然把这件事情瞒了这么久。她告诉母亲，自己有点懵，因为享受独一份的爱已经这么久了，突然要有个人和自己分享爱，她感到很害怕。

2018年1月，42岁的程丽迎来了那个日夜期盼的小生命。今年，当程丽给在外上大学的女儿打电话的时候，三岁的小儿子听到声音，就会跑过来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

二胎政策开放后程丽领到的生育两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真的很感谢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虽然为政策来晚感到遗憾，但是来了总比没来好。”程丽说。

04

尾声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在不久的未来，如果愿意，一个中国家庭将迎来第三声婴儿的啼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版面编辑｜姜苏夏

责任编辑｜吕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