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伦兵定驻呼伦贝尔

清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七日，赴呼伦贝尔的索伦兵将军达巴哈、博尔本察(鄂温克族)二位总管奉命带领戍边兵丁统一起从楚勒罕地方出发,西越大兴安岭进驻呼伦贝尔草原海拉尔河流域济拉麻泰处(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境内),来到后发现济拉麻泰地处寒冷、无霜期短，不适宜耕种，于是又进人伊敏河与海拉尔河汇合处附近驻防,安营扎寨,左翼总管衙门设在伊敏河西岸胡吉日托海(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亦称“南屯”),右翼总管衙门设在西屯(今海拉尔西南飞机场)。左翼四旗往额尔古纳河通往俄国道路边界一带设防,驻牧于伊敏河东、锡尼河北、大兴安岭西,北至额尔古纳河;右翼四旗往哈拉哈河喀尔喀蒙古边界一带防守，驻牧于哈拉哈河右岸、伊敏河西至呼伦湖之间地带。

博尔本察、达巴哈二人带领索伦八旗戍边官兵进驻呼伦贝尔之始,划分驻牧区域，安营扎寨,布防戍边,分配牲畜以立产业。他们在各项工作中奋勇效力,勤劳备至,为开拓和保卫呼伦贝尔打下基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733年(雍正十一年)1月23日,雍正皇帝命“护军统领博第前往总统’，为呼伦贝尔第一任副都统衔总管。

1743年，在伊敏河流入拉尔河的汇口处附近筑城池，因地介呼伦，贝尔两湖间，遂得名呼伦贝尔城，亦称呼伦城(今海拉尔)。在初建城时，城址仅在今海拉尔正阳街一带，从北京，山西河北来的八家商铺经商,从事购销活动,为戍边人提供生产生活用品,并把牲畜及畜产品销往内地市场，起到了促进呼伦贝尔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还为了防范俄人进犯，在伊敏河畔修筑一道土墙，高丈余，长40里，后来建有南北二门接着又建了东西二门有了城池模样，在城外西大街见有副都统衙门，呼伦城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索伦八旗大部分掉往察罕敖拉卡伦后，剩余兵丁仅有1000多人，对于中俄边境的防务，索伦八旗担负了额古纳河边界12处卡伦中的东六组卡伦，每卡派官员1人、兵丁30人驻守，执行巡逻警戒任务，每月由副总管、佐领带兵巡查一次。

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中俄处于和平时期，俄国人像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移民，由于人口的增多，俄国人向我方越界偷盗牲畜的事件时有发生。曾经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情：在额尔古纳河驻守东六卡的我方索伦左翼的兵丁中有一个叫沙晋的鄂温克人，他体魄健壮、臂力过人，箭法及精，是弹无虚发的神箭手，又是意志坚强、具有民族气节、骁勇善战的人。沙晋担任百夫长（小头目），统领数十人在卡伦把守一个关口。又一次从北边新过来的俄国人来抢牛马，近犯沙晋处时，关口手兵多数出列在外，沙晋闻讯后大怒，一气之下徒步追赶30多里地，经过一番较量后，不仅抢回了被夺走的牲畜，而且生擒俄匪头目，刮其耳后放走，并大声警告说：“若再敢来犯，不仅刮耳朵，还要杀头。”沙晋与俄匪机智勇敢的斗争，不仅被清朝官员誉为“小勇号无敌”英雄，而且在额尔古纳河以北的俄罗斯人中起了强烈反响,在俄罗斯人中一提到沙晋的名字,不仅大人惧怕,小孩儿也不敢啼哭。在《黑龙江外记》和《龙城旧闻》中也记载:“邻居黑龙江之俄人,每于小孩啼哭时必吓曰，沙晋来了…沙晋来了…小孩闻之即惧，不敢啼哭。”后来沙晋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事迹在鄂温克人中广为流传。

清统治者对迁来呼伦贝尔的戍边官兵，采取移民戍边政策,把戍边官兵的家眷也随军迁来。利用呼伦贝尔的天然草场放牧滋生,使其成为驻防边疆之居民，但达斡尔兵丁眷属因习于住房耕种生活而当时没有随军迁来，而习惯于游猎、游牧生活的鄂温克、巴尔虎蒙古兵丁眷属带来的牲畜来,和家产也不多,加上迁来新地方,困难很多，一切从头做起。

清统治者考虑到戍边官兵的安家立业，在派进戍边官兵的批文中就已明确指出“驻防官兵等,各给马匹牛羊,以立产业，官员每月给予半俸，兵丁每月给银一两,其军器旗帜等项，该部制造赏给。”照此精神，戍边官兵进驻呼伦贝尔之时,就从达里岗爱(今锡林郭勒盟境内)等地畜群中调拨来牛.马、羊124100头(匹只),分给总管马10匹，牛10头、羊80只，副总管马8匹，牛8头，羊60只,佐领马7匹、牛7头、羊50只。骁骑校马6匹、牛6头、羊40只，笔帖式与骁骑校同，兵丁每人牧马5匹、乳牛3头、羊30只,以资饲养繁殖立业，发展畜牧业经济。具有敬业精神的鄂温克人认识到在草原上经营畜牧业，必须防止牲畜疫病、狼害和风雪自然灾害，还需要邻居之间的互相配合，才能保护牲畜，因此，在生产上结成了血缘关系的互助集团，及“尼莫日”（邻居之意）公社，少则四五户、多则八九户，共同占有牧场和打草场。

索伦兵丁靠顽强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等种种困难在呼伦贝尔地区生活了下来延至今日。

本文摘自吴守贵先生的《鄂温克历史文化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