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船触礁后在海上漂泊，船上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眼见得救无望，船员们都很焦急。
这时一个悲观的船员，开始不停的唠叨“我们要活不成了”，船员一连唠叨了几天，其他船员们把他丢进了大海。
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乐观的船员，他喋喋不休地呼喊“我们一定会得救的”，几天之后，这名乐观的船员也被丢进了海里。
大千世界，古往今来，做事做人都离不开“分寸”二字，而人生中最难把握的也恰恰是“分寸”二字。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矩指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分寸。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写到“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里也是说的一种分寸。做人可以不聪明，但一定要有“分寸”。
做人讲分寸
做人不卑不亢，有度有量，外圆内方。
我们常说至刚易折，做人要像水，力量又温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便在于外圆内方，内圣外王，内心有操守，外在表现圆润。
在经历过事事与人争，自己认为对的也同样要求别人的外方内方时期，曾国藩逐渐收起自己不合时宜的棱角，虽然依旧严格要求自己，但对他人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开始宽以待人。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员悍将，一次鲍超因与曾国荃闹矛盾，甩手不干了。曾国藩提点鲍超说：你撂挑子，懂内情的人知道你与老九闹意见。不懂内情的人会怀疑你对朝廷不满，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岂不在给别人提供攻击的把柄。
人格上要讲分寸，不能太卑，太卑可能会变成懦弱，也不能太傲，太亢又会咄咄逼人。
性格上要讲究内外协调，不扬不抑。太内向变成保守不好，太外向变得张扬也不好。刚柔相济，外圆内方，有理有节，软中有硬，不好走极端，不偏激执拗，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二、人际讲分寸
不亲不疏，不冷不热，再亲近的关系也要保持距离，要懂得“礼让”。不同场合不同环境对不同对象，讲话应有所不同。
曾国藩一生多次提到要“慎言”，他认为“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在曾国藩家训中也有“立身以不妄言为本”之语。
曾国藩对人际交往上的分寸的把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三十岁之前，曾国藩并未注意人际交往中的分寸，说话总有伤人之语，翻开曾国藩此时的日记，“说话又多戏谑”之句比比皆是。
对此曾国藩的许多至交好友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在待人上的不足，称其“高已卑人”，“太刻薄”，“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这些人际中的不知分寸也让曾国藩得罪了不少人，吃尽了苦头。
与人交往、说话要讲分寸。开玩笑要有度，过犹不及，反而会伤人，直爽并不等于言语毫无顾忌。
朱熹曾说：“谦固美名，过谦者，宜防其诈。默为懿行，过默者，宜防其奸。”
三、处事讲分寸
凡事过则损，需把握分寸。对待得失要有“度”，人不能万事做到十全十美。做事要进退有度，既懂得乘势而上，也善于急流勇退。
子贡曾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
曾国藩因湘军而名声远扬。从组建湘军到湘军不断发展壮大，曾国藩一直是湘军的核心领导人物。
湘军攻城破池，为剿灭太平军立下了大功，随着湘军日盛，曾国藩开始注意起“分寸”问题，在这种关键点上，稍有不慎，庞大的湘军就可能变成曾国藩的索命绳。曾国藩通过自削兵权，让清廷放心，避免了将湘军发展成私人武装。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也要做到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会在一个点上发生转变，对应事物的这个特性，为人处事也应讲分寸，懂变通。
人生的成败兴衰，浓淡缓急，无不体现在对分寸的把握之中。
做人有分寸，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做事有尺度，是人生的最大学问；把握做人的分寸，掌管做事的尺度，日积月累，才能在分寸间求得人生的高度。分寸，是人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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