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对话陈嘉映 | 与人生的不确定性安然相处

在一个几乎所有准则都被确定、细化甚至量化的时代中，哲学似乎被注定了难以逃脱尴尬的处境，哪怕大家在吃饭时笑言“生活处处有哲学”。比如这一期的《十三邀》中，许知远对话的著名哲学家陈嘉映：

“他的声音对这个时代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声音，但他被夺去了公共话语权。”

“求真”之道

2016 年青岛夏末的夜晚，在这场让许知远期待已久的智识交流结束后，他在镜头前，一脸严肃的坦言自己面对陈嘉映时的紧张：

“他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不理解，我不懂。”

如果说之前那些期《十三邀》是许知远同嘉宾们思想间的交锋，这一期“对谈”，则更像是一次求索，许知远向这位哲学家询问何为哲学、何为真、何为人生、何为时间......看似庞大驳杂，实则与我们休戚相关。

被学术界称为最接近哲学家称呼的学者

什么是哲学？按陈嘉映的说法——以说理的方式达乎道，而道，“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的客体相通的这么一种状态吧，”他平静的回答。

当许知远问哲学中，是否存在某种核心的东西时，陈嘉映在烟雾中沉思了片刻，会心一笑：“那我会说，求真吧。”他认为如果存在这种核心，那应当是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真的人格、真的自由意志，并尝试在真正是自己的和被胁迫的之间作出分野，也就是过真的生活。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求真这么难以培养？”许知远继续问。

“在一个意义上来说，它不重要，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不求真更好。”陈嘉映回答，“真理是可能危害我们生存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

陈嘉映一面看向远方，一面用哲人的回答来回应：

“灵魂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要达到灵魂的高处，但是灵魂的高处是包含真理的......再简单的说，你们所讲的生存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棵橡树苗能长成橡树。”

“实际上应该倒过来，有真理的生活，应该过出它的好来。”陈嘉映从对大众更容易接受的角度再来说。

70 年代 BBC 曾邀请哲学家通过电视节目与公众进行对话

他也曾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不在于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

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就是行之于途而应于心，”陈嘉映从容地说，“用中国人的话说，也就是活个明白。”

随性的陈嘉映

寻路之“道”

陈嘉映 1952 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6 岁随家人来到北京，文革在内蒙插队时自学了哲学、数学和三门语言，并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北大哲学系。

由他翻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国内发行量超过 20 万册，震惊中外学者，他也被学界称为国内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

陈嘉映全家福

在谈到个人的成长经历同精神世界形成的联系时，陈嘉映不能不提父亲，“我父亲就是道德君子，他就是什么都按原则做事。”

他回忆一家人在饥饿的年代食不果腹，仍在父亲的影响下断然拒绝接受海外亲人的救济，和哥哥去邮局退回了物品。“不让资本主义嘲笑我们吧。”

他也半开玩笑的提到在二十几岁时展开的自我思辨，“觉得这道德也不是那么唯一的东西，我觉得听音乐，能高兴，能任性，这也挺重要的。” 他开心的笑起来，仿佛用一个玩笑就轻松的剪开了那个年代荒谬的死结。

插队时期的陈嘉映

或许对生理需求的压迫驱使了另一种更强烈的欲望——在精神世界找寻立足根基。他说对于阅读的需求同饥饿一样，源自于本能的动力驱使他饥不择食的读书。

文革时期的宣传海报

1972 年对于陈嘉映个人（也对于那个时代）有着形而上的意义。

那一年，林彪死亡后社会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街上有了小门面，鞋店、书店，陈嘉映的精神生活中，有了康德。

他在“康德”中看到新的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有一种极大的解放感，就是人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的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开始回暖，然后什么都变得特别好。”那是真正的人生的春天。

“道”常无名

从康德开始，陈嘉映走上了哲学之路。

但他一直认为哲学这个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他特别提及自己在国外屡次看到的一句话——“哲学是希腊的”。

这句话对他来讲意义重大，“希腊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进入中国。”

对话中的陈嘉映

希腊精英分子的基本追求是 Arete （卓越），“这种生存的卓越，简单来说像太阳，”他如此比喻到。而正是这种对卓越的追求与现代人要求平民化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和张力。

“但是对卓越的追求的冲动，与来自心中对于平民化的追求冲动之间，形成了强烈张力。”

他用艺术家高更来说明：当时“中年”高更抛家弃子只身前往巴黎学画，利用女性作为模特后弃之不顾，但凡他所经之处他人的生活迎来的都是灾难，“从卓越的角度来讲他就是卓越”，他说，“这是高更，那如果你不是高更呢，我们就绝对否定你。”陈嘉映借此来说明现代人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高更在塔西提岛的创作——《塔西提少女》（1899）

他认为，无论是当下的平民社会和以往的阶级社会，吸引民众的关注点和他们的精神诉求始终具有平庸性和娱乐性的特质，但以往的社会结构中，平民的观点被边缘化无法引起关注，而媒体的发展翻转了这种的权利的位置。

“除非历史发生重大变革，否则我们的精神生活无法重建。”

“我很好奇在我们这样一个反智的社会情绪下，做一个爱智慧的人是什么感觉？”许志远问。

许知远表达自己的不安

“你一定是很孤立的，所以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自己的，干自己的，不怎么在意别人怎么想的。”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曾在中国掀起一阵“哲学热”

93 年的北京，社会风潮由于一年前的南巡又发生了新的转变，躁动不安的金钱浪潮重新掀起了被压抑的社会情绪，人们争前恐后地挤入市场，许多优秀的哲学研究者也下海经商，而此时从美国回国的陈嘉映坚定了继续从事哲学的想法，正像他自己仍报有的期望，“中国那么大，不会是所有人都不爱人文了，年轻人还会爱人文，就是少一点，慢一点。”

实用主义的暴力，也总是逼迫哲学家回答诸如“哲学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

陈嘉映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位领导曾问过他：“陈老师，你说说，哲学到底能问咱们国家做点什么，我来支持你们。”

陈嘉映回答：“我不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雅典做了什么，如果做过什么，就是我们还知道现在有雅典，而我的问题一般是反过来问，雅典能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做点什么？”

许知远在谈话时一直贯穿引入对当下时代的思考和关注，包括他一直以来关注的重心与他的困惑。甚至正在对话现场录制这一期的工作人员，也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人生之问。

“人生用不用安排，是随性还是有计划？”这一问题就来自一位工作人员。

“我个人属于很不安排，”陈嘉映回答，“但是我也见过很安排的。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要生活得比较有意思。道德不道德，成功不成功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生活有意思。......你要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进可攻退可守。”

“向您这样和哲学在一起几十年的哲学家，您还有困惑和恐惧吗？”另一位工作人员发问。

“有吧，我觉得，”陈嘉映点头，“能不能达到没有太多恐惧和根本性的困惑？我觉得要培养一种跟不确定性安然相处的生活（心态）。”

“我觉得我的自我太多了，我不喜欢我那么多的自我。”终于到许知远提出自己困惑，“我觉得我，担心我身上的，”面对陈嘉映的他低垂双眼停顿片刻说“ 狡猾吧。”

“你喜欢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什么？"陈嘉映反问。

许知远陷入沉思

“我表面上那么讨厌功利主义， 我觉得也是一种计算， 这种计算是很微妙的发生的 ，是趋利避害的东西。" 许知远接着回答。

“当代人吧，说我不喜欢我自己这个样子，我不喜欢这么多的自我，有时候你得问你，真的不喜欢吗，我们真正信的是什么，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当我们说不喜欢或喜欢时，在意或不在意时，都有可能不够真实。”

陈嘉映反问许知远

听到陈嘉映的娓娓道来，许知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来源：哲思学意

节目：许知远《十三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