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译编参：土耳其的重返中亚 @大外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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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356

土耳其的重返中亚

作者：拜拉姆·巴尔哲（Bayram Balcı），法国安纳托利亚研究院（伊斯坦布尔）成员；托马斯·利莱斯（Thomas Liles），挪威籍独立研究员。

摘要：在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开始在中亚的穆斯林社群以及突厥语国家中发挥较大影响。最初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是不切实际的，旨在建立广泛的突厥联盟，但土耳其对此重新调整，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将双边交流、多边机制、经济往来、软实力展示等政策工具相结合，应用于对中亚外交。最近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的改善便为两国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而中亚地区整体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提升，或将对冲土耳其与其传统西方盟友关系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要词：中亚；土耳其；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

文源：Balci, B., & Liles, T. (2018). Turkey's Comeback to Central Asia. Insight Turkey, 20(4), 11-26.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25期，总第125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审校：柯洁楠，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大译编参》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贾希铭，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大译编参》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编译精选

一、介绍

多个文献及区域研究显示，土耳其位于多个曾被奥斯曼统治或影响的地区的交汇之地。即便是在奥斯曼之后，土耳其也对中东、巴尔干、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的政治变动高度关切。苏联解体后，即使是不曾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中亚地区，出于种族、语言、宗教相似性等原因，也同样引起了土耳其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然而，近年对中亚地区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地位的分析相对匮乏，这是由于土耳其自2013年开始介入叙利亚内战及随之而来的与传统西方盟友的关系恶化。在与诸多邻国交恶的同时，土耳其与中亚多国建立并维持了较积极的关系。

本文旨在对土耳其的中亚政策作一概览并揭示其具体方法的多样性。本文的论述将围绕土耳其中亚政策的演化，展现其如何在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不切实际的泛突厥世界观下成形，又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立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虽然民族语言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未在土耳其的中亚政策中褪去，但土耳其已经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其泛突厥政治野望，转而采取包括双边关系、多边机制、经济联系、软实力展示在内的组合策略，以朝着其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推进。

二、土耳其与中亚关系的转折点——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标志着土耳其-中亚关系迎来了新时期。在亟需且可以独立制定新外交政策的情况下，中亚五国很快成为土耳其的潜在合作伙伴。而土耳其也是首批承认中亚五国独立的国家之一，可即便土耳其急切地与中亚国家接触，且与中亚五国有着民族及宗教上的相似点，其还未就与中亚地区建立强联系而做好准备。土耳其关于中亚地区的美好幻想和误判，对其中亚政策造成了负面影响。

作为西方集团的一员，及北约成员国之一，土耳其在制定中亚政策过程中得到了其西方伙伴的建议。在西方，对中亚五国的主流观感认为，这五国受到伊朗和/或沙特的宗教影响。另一方面，土耳其作为一个世俗、相对民主、亲西方、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可作为沟通西方与中亚的有效桥梁——这种想法在（美国的）高层决策者、智库、外交人员当中广泛存在，甚至在1992年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支持。中亚各国的当局最初也将土耳其视作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范例。在形成务实的对土耳其政策之前，时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也是支持中亚泛突厥构想的领导人之一。

西方的激励和对中亚的政治野心，在土耳其的决策层中引发了盲目乐观的情绪。然而在这方面提出的无效的政策纲领，多归咎于土耳其对中亚一厢情愿的看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者和外交人员天真地认为，土耳其可以与中亚国家合作，构建一个新的“从亚得里亚海边直到中国长城的突厥世界”——正如该国前总统苏莱曼·德米瑞尔（Süleyman Demirel）所称的那样。为此土耳其采取了多种象征性的政治举措：首先以所谓的“突厥民族性”为核心，打造一个新的国家集团（突厥国家联盟），启动“突厥峰会”，历年召集了土耳其及四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参会。而几次峰会的召开都面临困难，安卡拉也很快意识到采取这种政治举措以将有关国家在（关于突厥性的）共识下团结起来的方案并不可行。另外，土耳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也不足以助力有关国家推动自由市场化改革。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欧美盟友认为，中亚国家并不存在受伊朗或沙特发展模式影响的风险——部分原因是中亚国家的社会已经深度世俗化。因此，西方国家减少了对土耳其泛突厥构想的支持，转而推进自身与各个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而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也意识到，他们可以在没有土耳其协助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国家与世界相接。土耳其同样也认识到，中亚国家间也有着极大差异，在国族建构层面上也有繁多且各异的目标。由此，自1996年起，土耳其转而采取了更为符合实际的对中亚政策。

三、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新目标

但可以确定的是，土耳其没有完全放弃以族群认同深化与中亚五国关系的手段。其在1996年之后的对中亚政策中加入了更多的长期考量，并为对中亚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尤其是宗教领域中组合应用了多种外交工具。

（一）为政治对话创造条件

在放弃了对建立突厥联盟的执念后，土耳其继续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多边关系，且部分利用了在民族语言学身份上的共同性。起初，为了在这一方向上取得突破，土耳其领导创建了突厥议会（Türk Keneşi）。该组织在2009年作为政府间组织成立，旨在促进突厥语国家之间的全面合作。该组织尤其致力于巩固突厥语世界的政治凝聚力，并促进经济合作及技术交流。其创始成员国分别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

这种软性的泛突厥主义一体化工程将中亚地区视作一个整体，而土耳其在这一进程中对中亚的体制、民族与族群民族主义愿景产生了高度关切。与此同时，安卡拉还对自身外交政策的侧重点进行调整，转而分别强化本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关系。

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安卡拉才充分意识到，苏联族群身份建构政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苏联的有关部门至少先创造出了形式上的新民族身份。考虑到中亚地区已经引进并落实了民族身份认同，土耳其放弃了对所谓突厥民族共同记忆的倡导，并开始对中亚五国的相对民族身份差异和国族建构政策表示赞许。

土耳其对中亚地区的政治野望的另一重要表征，是其对中亚各国政府的支持。苏联解体后，土耳其试图扶持中亚的民族主义和突厥主义政治势力，但这些派系很快被边缘化。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大民族主义政党——团结党（Birlik）和自由党（Erk）——很快遭到了卡里莫夫政府的镇压；坚定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阿布法兹·艾利奇贝伊（Abulfaz Elchibey）领导阿塞拜疆人民阵线于1992年夺权后，推动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关系进一步紧密，但其本人及其政党皆在1993年的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不过，在这些突厥主义派系失败后，即使接任的有关国家当局并未将土耳其置于其外交政策中最优先位置，土耳其也不吝啬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支持。

历届土耳其领导人对中亚地区频繁的高级政治访问，是土耳其与中亚关系的又一重要表征。自1991年起，土耳其历届总统、总理都曾定期访问各中亚国家，并得到较高礼遇。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土耳其对欧洲、中东事务更感兴趣，但埃尔多安也从未忽略各突厥语国家，且在过去二十年间定期访问这些国家。

（二）土耳其与中亚的经济关系

苏联解体后，里海沿岸以及中亚地区作为能源产地和土耳其企业的潜在市场，引起了土耳其领导人的注意。在土耳其、阿塞拜疆、美国、格鲁吉亚和几大主要国际油企进行了高强度谈判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aku-Tbilisi-Ceyhan）管道于2005年开通，阿塞拜疆沿岸的阿塞里-齐拉格-久涅什里（Azeri-Chirag-Guneshli）油田开采的原油便由此出口至国际市场。最初该项目仅出口阿塞拜疆石油，而在2008年末，哈萨克斯坦腾吉斯（Tengiz）油田的石油也开始借由该管道对外出口，土库曼斯坦在2010年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土耳其在能源领域的关切也覆盖了天然气供给。在2018年中，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国总统同时宣布开通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rans-Anatolian Natural Gas Pipeline, TANAP），而该项目预计每年将从阿塞拜疆向土耳其输送六十亿立方米天然气，并再将一百亿立方米天然气经土耳其输往欧洲各地。因此，该项目将助力土耳其实现成为天然气枢纽的目标，使其略微减轻对俄罗斯、伊朗供气的依赖。

土耳其也对中亚的经济发展予以高度关切。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合作与发展署就开始在中亚运作，推动了涵盖从文化及考古合作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多个项目。通过该署在中亚的活动，土耳其积累了国际发展领域的宝贵经验，这也为日后土耳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参考。

在对欧贸易量较少的同时，土耳其与中亚发展了全面且有活力的经济联系。最为重要的是，对希望增强私营经济活力的国家而言，土耳其是个十分合适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在有大量土耳其中小企业部署在中亚，为促进土耳其-中亚民间关系而服务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土耳其的建设部门在中亚经济中也是重要的存在——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亟需升级基础设施，这些建设部门因此得以起到关键作用。

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土贸易量值得特别注意。2017年，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量为22亿美元，前者的建设部门在哈工程投入已超210亿美元。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之日起，土耳其的商务人员便参与了该国发展，而如今在哈国注册的土耳其企业已有约600家。

（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友好医院正门）

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自本世纪之初便稳步增长，且或将由于2016年以来两国关系的重大改善而进一步增长。两国2015年贸易量约为17亿美元，而土耳其企业在当地投入超过10亿美元。519家土资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分布在纺织、医护管理、制药、制造业（如建筑材料、塑料等）、服务业等领域。

表1：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总额（单位：千美元）

数据来源：土耳其数据统计局（TÜİK），统计时间截至2018年8月。

表2：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贸易总额（单位：千美元）

数据来源：土耳其数据统计局（TÜİK），统计时间截至2018年8月。

（三）土耳其-中亚关系中的文化交流

在教育及文化领域，土耳其也推动了诸多项目以强化与中亚五国的有关交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土耳其在各国由西里尔字母改用拉丁字母的语言改造工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在这方面执行较早，而哈萨克斯坦于最近才出台改用新字母的政令。在20世纪初由阿拉伯字母转用拉丁字母的土耳其，不仅为中亚五国起到示范作用，而且为中亚五国的字母系统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持。若干个土耳其的委员会甚至在本国的语言协会和文化部的监督下，向中亚五国推出了全新的“通用突厥字母”。即使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没有接受这一方案，其各自的新字母方案事实上也十分接近于这一方案。无论如何，鉴于字母改革方便了土耳其与中亚五国的交流，这可以意味着土耳其文化战略的成功。

土耳其加强与中亚文化交流的另一措施，是于1993年，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成立“国际突厥文化组织”。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在更广泛的层面强化了各突厥社群的文化联系，并推广了突厥文化。在此过程中，该组织与有关各国国家部门、市政部门、私营组织联动，不仅提升了土耳其-中亚互信，并且提升了以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Olzhas Suleimanov），阿卜杜拉·阿里波夫（Abdulla Aripov），钦吉斯·艾特玛托夫（Chingiz Aitmatov）为代表的中亚文化名宿在土耳其的知名度。

通过在中亚开设多个教育项目和土耳其语学校，土耳其间接在当地催生了新一代维系土耳其-中亚关系的政商精英。两地之间还进行留学生交换，并互设院校。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土耳其教育部便推动了一项旨在简化中亚学生申请土耳其高校的流程及录取流程的计划，数千名中亚及阿塞拜疆的学生因此得以在多家土耳其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有些中亚学生难以适应在土生活，且他们获得的学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具备太大效力。不过总体而言，该计划使数千中亚学生得以接触关于土耳其的一手信息，而他们在该国各城市的活动本身便有益于土耳其-中亚关系。与此同时，土耳其方面也在推动数千名本国学生赴中亚留学，其教育部也与中亚高校协调，使得在中亚取得的学位在土耳其得到官方承认。而相应地，这些土耳其留学生学会了中亚的语言，甚至俄语，他们对中亚的一手认知也在强化土耳其与中亚的联系。

在海外办校方面，土耳其在中亚设立的第一所公开性高校，是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城市突厥斯坦的艾哈迈德·叶塞维大学（Ahmet Yesevi），及其在希姆肯特（Shymkent）和肯套（Kentau）设立的分校。安卡拉为了强调与中亚国家的兄弟关系，别出心裁地选择了这位苏菲派术士的名字，而其墓葬也正好座落于突厥斯坦。这所院校培育了诸多哈萨克斯坦的新精英，并一直为土-哈关系作贡献。与之类似的还有于199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的玛纳斯大学，其命名源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建国神话《玛纳斯史诗》，作为该国最佳高校之一，其学术水平与中亚美国大学和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不相上下。

在宗教合作领域，土耳其的成功更为显而易见，其成功向中亚地区输出了本国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并成为中亚伊斯兰文化重塑过程中的关键角色。推动执行土耳其宗教政策的公共机构是宗教理事会（Diyanet İşleri Başkanlığı）。该机构通过宗教教育、清真寺建设、宗教刊物分发在中亚发挥影响。在宗教教育方面，宗教理事会安排数百中亚学生就读马尔马拉大学神学院，为其提供学位、助学金以及高等宗教教育。理事会还在阿什哈巴德、奥什、希姆肯特、巴库创办神学院，为当地神职人员培养起到关键作用，还支持中亚数座清真寺的建造及翻新——例如，比什凯克中央清真寺在2018年竣工，成为目前中亚最大的礼拜场所。理事会还在中亚民众中分发了大量以当地语言编写的宗教刊物。由此，土耳其成功在中亚植入了带有其特色的、基于哈那斐派理论的伊斯兰思想，使之与中亚的国家建构和谐共存。而一些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一些教团——也参与了这一进程。现在土耳其流行的伊斯兰哲学思想部分源于中亚，且仍保留着与中亚流行的伊斯兰哲学思想近似的特征。而这些教团在中亚亦有分支机构活动，并以兴办宗教学校、组织慈善募捐、开展理论研究等方式发挥影响力。

总而言之，土耳其在中亚的宗教活动导致了两大影响：在官方层面，土耳其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外交政策工具，强化了与各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由于土耳其的多行为体参与策略，其非政府组织也为较温和伊斯兰思想在中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中亚政策中涵盖了政治、教育、宗教、经济多方面的多样措施，使土耳其成为中亚地区一大主要行为体。而最近中亚的两大关键变化——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关系的骤然改善，以及2016年土耳其国内发生的未遂政变，或将令土耳其在该地区起到更大作用。

四、 土耳其-中亚关系的最新进展

（一）乌兹别克斯坦的开放：土-乌关系的涵义

鉴于乌兹别克斯坦相对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其关键的地缘政治区位，土、乌两国的双边关系值得特别关注。该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且土耳其在苏联解体后就着力提升与该国的关系。土、乌两国在后者独立之初维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一双边关系还因当时两国元首私交甚笃而得到强化。

然而之后两国关系便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土耳其对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的态度。面对当时卡里莫夫政府的打压，乌国内两大反对派领导人穆罕默德·萨利赫和阿卜杜拉西姆·普拉托夫流亡土耳其，土方在未正式给予其庇护的情况下，容留其在土耳其境内活动，并坚持拒绝塔什干对此两人的引渡要求。考虑到土方仍同时支持乌兹别克斯坦的执政派系，如此表里不一的作风引起了塔什干方面的不满。

其二，土-乌关系的历史沿革，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外交政策及国家建构方面的偏好有关。在卡里莫夫执政期间，孤立主义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为了防止乌国家建构过程受到外部影响，卡里莫夫政府选择了限制与诸多国家的交往，甚至对待有大量乌兹别克侨民的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乌兹别克还尤其将土耳其在宗教及民族方面的影响视作对乌兹别克民族性的威胁。而在卡里莫夫于2016年病逝，米尔济约耶夫继任总统后，土-乌关系得到快速改善。米尔济约耶夫曾两次率团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也曾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对土耳其入境旅客实行免签，或亦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征兆。

（二）居伦运动：从软实力象征到政治暴力组织

在苏联解体后，居伦运动（在中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土耳其、俄罗斯有多家学校、企业、媒体的全球性伊斯兰组织，2016年未遂政变前在土耳其各政府部门有相当的影响力——译者注）也进入中亚展开活动，但起初中亚各国由于其组织架构模糊，而对是否接纳该组织及其附属商业、传媒、教育机构犹豫不决。土耳其外交界也对居伦运动最初在中亚的活动有些猜疑，甚至是感到尴尬。然而拜时任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所赐，居伦运动旗下组织得以在中亚设立并运作学校——这被这位时任总统视作有力的软实力工具。即使居伦运动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先后关闭其学校并驱逐相关人员而受挫，厄扎尔的后继者仍继续通过教育方面的支持性举措，强化居伦运动在中亚的附属机构。

在与土耳其政府保持较好关系，并将其对土耳其内政影响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前提下，居伦运动得以相对轻松地推进其在中亚的项目。然而在2013年起，该组织开始高度政治化，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2016年的未遂政变之后，对居伦运动在土耳其和中亚国家组织的清洗也随之开始。目前居伦运动在中亚仅存的教育机构皆在吉尔吉斯斯坦，且在吉国当局的严厉监管之下。

结论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受挫后，因其转向更为务实的政治目标，而在之后不断取得成功。诚然，在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决策者以泛突厥主义观念来审视中亚地区。这种观念虽有一定历史依据，却未能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民族身份的转化相适应。比起所谓的突厥性和突厥国家概念，中亚人民显然对自身的民族身份有更深的认同。倘若安卡拉承认这一现实，并对这些民族身份抱以尊重，其中亚政策显然将会更为成功。

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及区域环境下，土耳其显然将在未来更多专注于中亚政策。其搁浅的入欧谈判及与西方伙伴关系的恶化或将加速这一进程。类似地，因介入中东冲突而导致土耳其国家形象及其与中东合作关系的受损，可能将促使安卡拉寻求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最后，考虑到安卡拉近年来与莫斯科的合作，土耳其-中亚关系的深化或将得到俄罗斯的默许。

译者评述

本文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土耳其在后苏联时代的中亚施展自身影响力的尝试，内容覆盖了土耳其与中亚各国在能源、教育、宗教、设施建设、服贸、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如突厥议会的召开、“通用突厥语言”的产生及其对中亚各国语言改革的影响，或许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像土耳其这样的中小国家，在施展影响力方面会有更多出乎意料的腾挪空间。

如果说为一个大国的文化影响力背书的，是其核心产业、军事实力、优质工业资产等，那么为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背书的力量会是什么？译者以为，结合本文内容，这股力量首先应该是土耳其本国具备的一定的工业基础——尽管土耳其如今仍是摩根士丹利定义下的“脆弱五国”之一，且在2009年后面临着去工业化的趋势，但土耳其在中亚各产业中的投资规模，以及其对中亚各国出口量的变化趋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其工业基础对于其在中亚的投资绰绰有余。

在商业往来的增加深化国家间经济互绑的程度后，这种互绑就会为文化交流背书，并进一步强化经济互绑。土耳其-中亚文化交流方面最为登峰造极的，当属安卡拉当局对于泛突厥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塑造，其旨在广泛地在中亚人民之中形成对突厥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但这种塑造认知的能力，或将因泛突厥思想缺乏对中亚在苏联时期建构完成的民族身份的尊重，以及近年匈牙利、乌克兰与突厥议会的接近而被淡化。

本文令译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关于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留学人员交换、互设院校、能源开发等方面合作的介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国际性高校的设立还有着大国博弈的色彩，土耳其的入局则令形势更加复杂。译者以为，面对这一形势，我国可以在现有的高校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如中国-中亚国家大学联盟、上合组织成员国涉农高校联盟等，在后疫情时代逐步恢复并强化与中亚高校的交流，同时推动中亚国家人员赴华留学考察及我国人员赴中亚留学考察，与目前我国和中亚各国的抗疫合作、能源合作、安全合作形成更好的配合。

问题互动

问题1、在本文之外，你认为土耳其的对中亚政策还有哪些成功之处？

问题2、中亚地区曾经为贾迪德运动的思潮所席卷，而土耳其在中亚开展的宗教活动与之相比，何者对于今日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思想有更大的影响力？

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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