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晁：让我们犹如第一次阅读安妮·普鲁

“《心灵之歌》这部小说集仅仅是一个作家的起点，可以发现此后作品的苗头，比如对环境的精准描写，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情的态势，还有那些微小但足够醒目的金子般的比喻，等等。这一切的存在，正是之后《船讯》《近距离：怀俄明故事》甚至高龄之作《树民》的强烈兆头。” ——李晁

安妮·普鲁

Illustration by Jillian Tamaki

果核初露

（节选自《心灵之歌》序言）

《心灵之歌》出版时，安妮·普鲁五十三岁，那是1988年，她尚未迁居西部，还没有写下为未来赢得巨大声誉的作品。作为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的作家，安妮·普鲁并非一个新手，早在1975年，作家放弃攻读康考迪亚大学历史博士课程时便已全职写作，十三年的努力，作家只挑选出了十一篇作品。这些作品部分发表于户外运动杂志，这是另一个有效信息。为什么是户外杂志（比如《格雷体育杂志》）？这一类型的杂志框定了什么，又塑造了什么？什么是它需要的？这种需求与作家的主体性创造又有何关联？或许我们可以直接越过载体，但不容忽视的是作家的创造成果，我们将在本集里寻找安妮·普鲁作为一个风格独特且形式多变，拥有众多杰作的作家的起点。

这起点首先与自然有关。

自然的阔大与联系难以被广泛整体地看待，它容易形成一个个小的切片和人的社群从而被认知。以佛蒙特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地区、纽芬兰、怀俄明都是安妮·普鲁创作的依托之地，虽然这依托之地因为《树民》的出现而被放大——《树民》对整个北美大陆的森林地带做了一次起底式的漫长流变呈现，这是作家晚年的雄厚笔力。但在安妮·普鲁最初的创作中，观察某一具体地域中的社群生活和景观就成了她起步的工作。作家总是将书写背景置于某一地域，极大化地呈现这一地域内人与环境（文化）的相互融合乃至变化。作家对以自然为代表的广大事物做出了不懈的观察与努力，这在安妮·普鲁的阅读倾向和行走中得到体现。

我阅读工作和修理手册、礼仪书籍、俚语词典、城市电话号码簿、职业头衔名录、地质学、地区天气、植物学家的栽培指南、当地历史和报纸。（《密苏里评论》访谈）

《树民》中文版，2020年

再看作家经历，安妮·普鲁居住过不少地方，又游荡过更多的地方，居住和游走会形成一种比照，它们正通过互补的方式让作家更了解其中的人，人即是背后土地及文化的有效代表，安妮·普鲁想要看到其中的变化根源何处。在回答《巴黎评论》的提问时，作家回答：“社会阶层的逐渐融解和社会重组，对我来说才是我要融进写作中的，换句话说，形态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对流变的认识为作家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此外，作家就像台手动榨汁机一样尽职工作，直到果核露出。

现在，让我们把自然的圈子缩小一点，让它化为一处山脉、一座乡间农场或一块可供人渔猎的林地与河流，正是这些地点让《心灵之歌》里的故事有了盛放的场所。可又因为阅读的颠倒，在面对《心灵之歌》时，我们不得不放下安妮·普鲁更多杰出作品的影响，这部小说集仅仅是一个作家的起点，可以发现此后作品的苗头，比如对环境的精准描写，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情的态势，还有那些微小但足够醒目的金子般的比喻，等等。这一切的存在，正是之后《船讯》《近距离：怀俄明故事》甚至高龄之作《树民》的强烈兆头，但彼时的安妮·普鲁还很小心，她还在细致入微地描摹乡村事物，以及为了信息的尽可能丰富而忽视对信息的进一步提取，对自然氛围的把握仍是她的依赖，对人物的塑造还没有此后作品中的粗犷与凛冽，犹如旷野狂风。我们知道安妮·普鲁的光环来自这些耀眼的作品，我们以为作家一出手就该是这个样子，而没有一个来路，当来路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当然会庆幸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对情感、事物提纯的小说家，但我们也应当知道，在进入《心灵之歌》时必须摒除这一切，让我们犹如第一次阅读安妮·普鲁那样进入这些故事，看到那之后所有故事甚至是讲故事的方式的源头。

《断背山》封面插画，2019年

怜悯是一种悲伤，它混合着爱，或者说伴有一种良好的意愿，这种意愿主要是针对那些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遭受某些他们并不应该承受的痛苦的人的。

这是勒内·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里的观点，关于怜悯。

怜悯是我们在面对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时，最容易激起的情感要素，与我们的心灵直接关联。我们会一次次想起《花岗基岩》中的孤独老人帕雷和《心灵之歌》中面对音乐的斯奈普，我们也不会忘记《雄鳟怪人》中喜爱中国文化的里弗斯，还有《摄影底片》里那个得不到自己心仪照片的女人阿尔宾娜……按照现代眼光，这些小说人物都是自身带着问题的人，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确实存在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问题也即人类与动物的分野，是问题诞生了人类本身，问题的无限繁衍制造了文明。

让我们回到小说中去，问题是小说得以展示自己非凡魅力的时刻，问题也并非一定要得到解决，因问题的连贯如同自然一般阔大，它只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但在我们阅读“问题”的时刻、阅读小说人物面临的具体困境的同时，一种共情的怜悯就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广泛的接纳。因为怜悯的存在，作者在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在掐断小说的时间进程时，读者会同样出于怜悯，接受这一切。而怜悯的宽泛总和或升华版本，叫作悲悯。怜悯是悲悯在人间的一次次具体分解与体验，就像构成森林的树木。

安妮·普鲁正通过人物的表现及伤痕展现了一个作家的悲悯，虽然她一次次隐藏，我们也能从中发觉一处处可供攀援的痕迹。即使我们对《心灵之歌》中的某些篇章略感欠缺，认为它尚未抵达一种精炼的程度，或仍有可供发展的空间，它都作为整体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体验。这不是一部有着高度重复性的小说集，它的面目随着不同篇章而变化。就整体的地域影响来谈，我们也要首先区分地域和地域性。地域是坚实的存在，它的变化来得缓慢而不被察觉，虽然它依然来自于人类的划分并赋予其文化上的意义，它都明显从属于自然；而地域性则是久居其间的人在与自然的融合中形成的一种适者生存的传统，它是人类漫长历史运动沉淀的结果。

索尔·贝娄上世纪五十年代游走佛蒙特时有过这样的观察，他在《胜地佛蒙特》中写道：“这些人一直坚守古代生活方式，掘地、砍伐、照看动物、给枫树钻洞收集树液；他们的话题是泥泞时的道路，冻疮或保暖内衣，木材价格或消防志愿者。”又说“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大潮也冲刷着地球最偏远角落的人类的神经末梢。即便如此，乡村还是自己人控制着的。新来的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被接受。”

《心灵之歌》以佛蒙特为背景，它流淌着的正是这样的血液。在本书里，地域性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两极形态，一端是与环境文化风物所契合的产物，它带着封闭性，有着原始的野性与乡村秩序，一端则借由外来者的闯入重新认识或试图忽略这环境的影响，从而将小说交予问题本身。这一切都根源于人物，因为人物的变化，那些闯入者们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与躁动，当两者结合，一种新的矛盾就此诞生。安妮·普鲁恰用她的笔触揭示了这一矛盾时刻，它们构成了小说层层叠加的景观，令人信服的是，作家始终将这一景观置于细节与情理之中。

我们无法再对地域评说什么，地域自有它顽固的一面，更有它的神秘之处，这神秘之处是包容那些更神秘怪异的人物的。两者并非那么和谐共存，就像《巨石之城》中的班格，他在忍受了漫长的本地生涯后，选择逃离，这就是流动的形成；而《电力之箭》里的夫妇正作为闯入者带着天生的陌生与好奇参与了对本地家族的研究，“他们开始研究克鲁克家的族谱，好像除了那块土地，他们还把我们的祖先也一起买了过去。”一个要逃离，一个要闯入，如此，人类生活才变得真正可能，这是生活作为熔炉的特质，也是激发问题的时刻，更是安妮·普鲁作为观察者所采取的历史方法论的体现。

李晁，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起在《上海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花城》《钟山》《天涯》《书城》《上海文化》等刊发表小说、评论若干，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提名奖、《创作与评论》年度作品奖、《滇池》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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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之歌

（美）安妮·普鲁 著；易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9月

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普利策小说奖得主

《断背山》小说作者安妮·普鲁的文学起点

独家版权首次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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