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个壮汉像不共戴天的愁人一样相互殴打，只因为老板一句话

余杭说他早就想来自首了，我觉得他这话半真半假。一个潜逃八年、背负着一条人命的嫌疑犯，即使他真的想过自首，他也不一定有足够的勇气支撑他去自首。余杭的顺利到案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即使这几年来，我抓获了各种各样案件的嫌疑犯、逃犯，我也从没想过能亲手将这个案子中的嫌疑犯缉拿归案。

一

伴随着奥运会的闭幕，我在派出所的借调工作也结束了。返回重案大队，我处在了一个工作的空窗期，派出所的案件已经交接了，而重案大队又暂时没有什么案件。

看着外面飘起的雪花，寒冬将至，又是一年到头时。我打算把自己的柜子和抽屉收拾一下，翻开最下面的抽屉时，我看到了几本卷宗，那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祝哥带我从档案室里拿出来的，现在算算已经过了六年。

我刚参警工作的时候，社会上不能说是群魔乱舞，但是治安状况也不算好，距离上一次全国严打整治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社会的主流早已改头换面，变成了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没经历过严打年代，也不懂得法制的严厉，很多时候为逞一时之快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那时候迪吧的生意正是如日中天，年轻人在吃完饭之后都会到迪吧坐一会儿，大大小小的迪吧在周末的时候常常爆满。往往本来只能坐十个人的吧台会挤进去十五六把椅子，人靠人，人挤人，喝点酒之后人更兴奋，一个个像是刚出笼的斗牛，不停地寻找目标来展示自己的力量。两个人有时候只是相互碰撞了一下，就会像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相互殴打。喝了酒，人下手就会不分轻重，很多起案子都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拉回往日的思绪，我看了看手中的卷宗，这不是我印象最深的，也不是案件性质最严重的，却是我能一直记住的。因为它贯穿的时间太长了，案发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而且这是我抽屉里一堆卷宗中唯一还没结案的。

我记得当时祝哥带着我来到大队的档案室，那是二楼的一间小屋，七八平方米，里面除了一个柜子之外，其他地方放着的全是纸壳箱子，里面装着满满的复印卷宗。我挨个在纸箱子里翻，想通过看卷宗来学习一下。那时候做笔录都是拿手笔写，有些人的字迹潦草，看起来特别费劲，于是我就专门找字迹写得好的笔录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字迹潦草的太多，而且卷宗都是复印件，有的本来就字迹潦草，复印的时候再不清晰，那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我选了两起案件，卷宗一共有五六本。一起杀人案，一个邻居把对门的一家四口全杀死，仅仅是因为对门一家的酸菜缸把楼道里本应该属于他家的地方占了。另一起是绑架案，一个汽车修配厂的工人把老板绑架了。老板趁着工人收赎金的时候，自己挣脱开，逃了出去。选这两份卷宗是因为字写得能看懂，而且复印的效果好一些。

这时我又发现一份卷宗，不是复印件，而是原件。祝哥告诉我这是还没结案的，正常结案之后卷宗都到法院了，所以我们留的都是复印件。这份卷宗皮上写的是某某某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在上面赫然可见。我问祝哥，祝哥告诉我这个案件的罪犯身份已经确认，只是还没抓住，所以只能算侦破，但是没法结案。

当时祝哥和我开玩笑说把这份卷宗也拿走吧，说不定我能把这俩人抓住。我当时热血涌脑，当着祝哥的面表态肯定能把他们抓住。结果这份卷宗在我的抽屉里一放就是六年，直到今天我收拾抽屉才重见天日。

拿着这份卷宗，我感觉有些沉重，它让我想起了祝哥，也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更想起了六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青葱岁月。

其实这份卷宗我拿回来后一直没看，连案件的具体情况都不清楚，现在正好有时间，我终于翻开了这份卷宗，开始仔细阅读。材料做得很详细，也很仔细，当时的情形慢慢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

二

二〇〇〇年的初春，刚过完千禧年之夜的城市似乎还没从狂欢的疲倦中缓过来，大街上的车稀稀拉拉，偶尔有几个行人走过，下午四点的阳光照在城市里最高的那栋大厦上，拖出了长长的影子，把后面一条街区都笼罩在阴影之下。在这条阴影的尽头，一个工地上的民工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儿，与这个疲倦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地里已经打开灯光，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辆辆拉着土石方的大卡车进进出出，整个工地的一半已经挖出了十多米深的坑。这里将来会出现一座这个城市最高的地标性建筑。工地的另一半是一排临时板房，十几个工人聚集在一起正在吃晚饭。

工人们围着三个小桌子，小桌子都是用木料临时拼起来的那种，每个小桌子上面都摆着用脸盆盛的食物：一盆酸菜，一盆炒萝卜。阿池和几个人蹲在一个小桌子旁边，他将自己碗里的菜吃完后起身看了桌子上的脸盆一眼——两个脸盆里的剩菜勉强能盖住盆底，自己一勺子下去，盆里的菜可就一点也不剩了，想了想阿池又蹲下了，继续干巴巴地往嘴里扒米饭。

“这还有菜呢，阿池你不吃啊？”一个工友看到阿池没将盆里的剩菜盛出来，于是问道。

“没看见珠子和小杭，他俩是不是还没吃饭呢，给他俩留一口吧。”

珠子叫刘甘珠，小杭叫余杭，和阿池一样都是工地的工人，只不过他们和阿池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平时相对其他工友，他们几个关系能近一些。吃饭前，阿池看到刘甘珠和余杭去了工地的办公室，所以特意给他俩留了一道菜。

这片工地一共分成三个班组，每班组八小时轮流倒班，刘甘珠是他们班组的班长。他们两组的工作干得很好，比其他两组强得多。不知道办公室的人把刘甘珠叫去干什么。临近过年了，是不是要说结款的事？阿池一边吃，一边琢磨着。正在阿池胡思乱想的时候，刘甘珠和余杭回来了，工友们围上去打趣问去办公室是不是谈结款的事。刘甘珠只是笑了笑，没说话，和余杭匆匆扒拉了一口饭，趁着睡觉前把阿池单独叫到工地边一个没人的地方。

“怎么了？有啥事？”刘甘珠不是一个拐弯抹角的人，单独叫自己出来，阿池觉得有些奇怪。

“今天工地办公室的汪总找我，让咱们帮个忙，说年底了，先给咱们结款。我拿不定主意，寻思和你商量商量。”

“他是个老总，还有什么事是咱能帮上忙的？”阿池觉得刘甘珠在开玩笑。

“汪总说咱工地的土石方车晚上被人堵了，想让咱们组出几个人晚上去吓唬吓唬对方，能让大车开过去就行。”

“谁堵咱们的大车啊？为啥啊？咋不报警呢？叫咱们去能吓唬啥？”

“汪总的意思是让咱们多去几个人吓唬吓唬对方，车能过去就行。”

“这事你答应了？”

“我是答应了，寻思再问问你。”

“那就干呗，怕啥，不就是去吓唬吓唬人吗？”

“对。”

当天晚上，刘甘珠把自己班组里几个认为关系不错的人都找了出来，一个个说了这件事，大家伙都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刘甘珠让阿池和自己去工地办公室拿东西，阿池看到工地办公室的一角放着锄地用的镐头和铲地的铁锹。他们这是建筑工地，用的工具都是砌砖垒墙的，虽然这些工具都是常见的，可是工地里也不应该有这么多。不过阿池没多想，跟着刘甘珠一起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拿到住的宿舍。刘甘珠又把大家召集来，说晚上去吓唬人的时候一人拿一个，这样效果比较好。

晚上八点多，工地上依旧灯火通明，上夜班的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刘甘珠带着余杭和阿池等一共十几个人，拎着从办公室里拿出来的工具，沿着工地大车运土石方的路往外走。工地虽然在市中心，但是晚上大车一般不从市中心的大路过，而是出了工地，直接拐到小路上，这样可以省不少路程，将土石方直接倒到河套里。而那群人就是在河套的路口拦车的。

一群人走了四十多分钟，这期间一辆大车都没开过去，阿池觉得有些奇怪，还问刘甘珠是不是走错道了，怎么没看见大车。刘甘珠告诉他：“工地今晚让咱们处理这件事，特意让大车都先不动。”刘甘珠和余杭走在最前面，阿池感觉有点累，渐渐地落在后面。一伙人走着走着忽然停下了，阿池借着月光能看见前面隐隐有几个人拿着手电筒，站在路中间。

刘甘珠和余杭继续往前走，大家伙都在后面跟着。去的时候，阿池还没什么感觉，真的和对方遇见，并开始对峙了，阿池忽然觉得有些害怕。他越走越慢，走到了人群的最后面。阿池看见刘甘珠在和对方一个人说着什么，但是这时候对面有人开始骂人，而且声音很大，自己这边也有人回骂。双方你来我往的，一句比一句声音大，有些人开始拿着铁锹往地上拍，发出咣咣的响声。阿池根本听不见刘甘珠和对方都说了些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阿池忽然看到一把铁锹在人群里举了起来，冲着前面猛地拍下去，接着有人发出了一声惨叫。阿池吓坏了，手里的铁锹忽然变得千斤重，手一抖铁锹掉在了地上。接着阿池看见自己这伙人纷纷往前冲，夹杂着叫骂声，现场开始乱作一团。阿池本来也想跟着大家一起往前冲，可是自己的腿就是不听使唤，站在原地动不了。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一块石头，正好砸在阿池胸口。一阵疼痛传来，阿池忽然感觉自己的腿能动了。看见前面的人打成一团，阿池终于不敢再继续待下去，之前冲昏头的热血已经被理智战胜，阿池转身就跑。

阿池一口气跑回了工地。跑进大门的一刹那，阿池一下子扑在地上。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累得腿都发软，爬起来后，靠在门边喘了好一会儿气才缓过来。这一晚上陆续有人回来，有的头上包着纱布，有的衣服被撕破。阿池朝回来的人打听，结果回来的人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看到有人动手打人了，自己就跟着往前冲，结果不知道打了谁，也不知道被谁打，最后听到有人喊“警察来了，快跑”，然后稀里糊涂就回来了。不过令阿池担心的是，刘甘珠和余杭一直没回来。

直到天快亮了，折腾了一夜的工友们大部分已经睡着了，阿池才看见刘甘珠和余杭一起从外面回来。刘甘珠的一只胳膊包着纱布，余杭则是头上包着纱布。阿池本来想问问怎么样，结果刘甘珠回来就问阿池身上有多少钱，要拿钱先去看病。阿池急忙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拿出来，然后刘甘珠又进屋子把工友都喊起来，挨个借钱看病。阿池想陪刘甘珠一起去医院，毕竟是一个地方的，现在刘甘珠和余杭都受伤了，自己去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可是刘甘珠拒绝了。他拿着钱和余杭一起离开工地去看病了。阿池还以为刘甘珠是因为自己临阵脱逃，生自己气了。

阿池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是被人叫醒的，然后有人把阿池带到工地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两名警察，两名警察给阿池做了一份笔录，问了他许多问题。直到这时阿池才知道，昨晚打架打死了人，还打死了两个人。

我继续翻看卷宗材料，两名死者一人是被钝器击中头部，另一人是被刀刺入胸腔，钝器的照片就是一把工地上用的铁锹，而刀则是一把折叠水果刀。后面的材料里有一份证人材料，专门对水果刀进行了辨认。这把刀是余杭的，他切水果时常拿出来用，大家都看见过，平时则是揣在兜里。那时候人们对于刀具没有管制物品的概念，经常有人喜欢在身上带一把刀，有些人是为了防身，有些人则单纯是为了好玩。至于余杭为什么要带一把刀，这个谁也不知道。

后面一共有十几份材料，都是当天参与了斗殴的人，其中有几个人看清楚了当时抡起铁锹砸向别人脑袋的人的面目，后面的辨认笔录里这几个人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刘甘珠。如果说是刘甘珠的工友出于对此事的怨恨或是其他的原因，特意一起指认报复他的话，那么其中还有四份死人一方的笔录。这四个人和刘甘珠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可是能清楚地记得和认得用铁锹拍死人的嫌疑犯的模样。

刘甘珠的辨认笔录后面就是余杭的，同时有好几个人看到余杭从兜里拿出水果刀捅人，连续三刀捅在同一个人身上。当时打架的场面非常混乱，有人被捅倒地之后根本没人注意。直到有人大喊“警察来了”，打架的人才作鸟兽散。

卷宗里也有喊“警察来了”的那个人的口供，他当时看到人群打成一片，心里害怕，于是大喊“警察来了”，其实警察根本没来。不过多亏他这么一喊，所有人都开始散开逃跑，不然继续打下去，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更惨烈的情形。

当时警察一共抓获了八个人，其中刘甘珠一方六个人，另一方两个人。八个人是按照聚众斗殴处理的，但是致人死亡的主犯刘甘珠和余杭都未到案，目前在逃。

这份卷宗很厚，我看了好久才看完。我将卷宗摆放在桌子上，用夹子夹在上面做了记号。怎么把这两个人找出来？我心里想，其实我心里有些没底，但是又有一份坚信。

三

正当我心里没底时，没想到这件事情忽然出现转机。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石队来喊黃哥，让黃哥陪他去局里，说是有个信访案件，局长让他们去接待一下。快到中午，两个人回来了，回来后便一头扎进了档案室，开始翻找材料，直到中午吃饭，两个人也没出来。到了下午，石队要开全队会议，让所有人都参加。

开了会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局里接到信访局的一个转递信访单，信访的内容大概是诉求案件尽快侦破，为儿子沉冤昭雪。局里查了一下案件的侦办单位，发现是我们大队，于是将转递单直接转给了我们。局里查了下案件的登记记录，显示办案人是黃哥，于是石队和黃哥上午去了局里。下午两个人回来后就开始找卷宗，在档案室找了一圈却没找到。这下石队着急了，让大家全都坐在一起回忆一下。

全队的人和大队的领导围坐在办公室里，大家伙一个个大眼瞪小眼，领导不停地问案件的情况，希望我们能通过对案件的回忆，想起来那份卷宗到底到哪儿去了。

“好好想一想，案子是八年前的。”领导拿着信访转递单问，但是这份单子上面记录的只是信访内容，和案件有关的信息不多。

“别说八年前的事，你现在就是问我八个月前的事，我都记不住。”其中一个同事说。

“这案子还有什么信息？”另一个同事说。

“被害人叫马其，上访人是他父亲，叫马来。”大队领导看着信访单说。

“这我可没印象，这是一起什么案子啊？”同事问。

“信访单上没写案件信息，上访人只是说他儿子死了，要求查明案件情况，抓获凶手。”领导把那份信访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实在是找不出其他有用的信息了。

“抓不着的坏蛋多了去了，当我们是电视里的神探啊？什么案子都能破？能抓的人早就抓了，队里的弟兄下派出所好几个月没休息，这才刚回来。”石队有些不高兴，发着牢骚。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先把卷宗找到，咱们得给人家一个答复。人抓不到，卷宗还能找不着吗？”

“那总得告诉我们大概的案件信息吧？”石队说。

“现在信息只有被害人的名字，实在不行就去把所有的卷宗都翻一遍，按照名字找被害人。”

“我和石队回来就去档案室翻了一圈，没看见有被害人叫马其的卷宗。”黃哥说。

那时候还没有网上办案，连笔录都是用笔写的，更别提用电脑登记案件信息了，想要查一个案子只能按照案件编号来，人工按照卷宗的排列顺序一份份地找。正常来说，两年前的案子都应该存到局里的档案室，但是重案队的工作性质不同，涉及命案一般不算侦办期限，所以卷宗都是在自己手里的。

“让那个上访的自己来，我把所有未破的案件卷宗全拿出来让他自己找，让他看看咱们这有多少起案子未破。有线索能破的案子，我们不早破了啊，还去上访？咱们队都多长时间没休息了？他以为咱们一天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玩儿呢？”石队气呼呼地说。

“好啦，好啦，局里要求今天给答复，老哥你就辛苦点，赶紧把卷宗找出来。”大队领导带着哄石队的口吻说。

“我们找了，没找到，他连案件都说不清，光有一个被害人的名字就让我们去找？他们不审查清楚吗？”石队不依不饶地说。

“哎，等等，今早信访局的给我打电话转递单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说马来还递了一份破案告知书，所以他们才把信访单子给收下的。”

“案子都破了，他还上访个屁啊？”

石队这句话几乎是顺口说出来的，等说出来自己才反应过来。几乎是同时，队里在场的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这一刻，办公室里的时间突然静止，沉寂了短短五六秒，但是这五六秒唤醒了所有人的回忆。

所有的案件只要在确认嫌疑犯身份后就会认定案件告破，然后把嫌疑犯立为网上逃犯。这个人能拿着破案告知书上访，那就说明他儿子被害这起案件的嫌疑犯身份是明确的。

这种没抓到嫌疑犯的破案告知书是公安机关的一块遮羞布，表面上看似这起案件告破了，其实在我们自己心中这起案件根本算不上告破。知道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只是在法律法规上可以认定案件告破而已。对于警察来说，嫌疑犯没有被抓获，案件就永远是悬案。而这种嫌疑犯没有被抓获却告破的案件，则像一块伤疤一样，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去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耻辱，是一种我们没抓获嫌疑犯，却往自己脸上粉光艳抹的耻辱，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

“是不是八年前工地打死两个人那起案子？”石队的声音已经小到在屋里所有人都不说话的情况下勉强才能听清。

“对对，就是这个。”大队领导也想起来了。

“卷宗在谁手里呢？就是在逃的那两个人，叫什么珠子的？”石队声音一下子又变大，对着所有人说。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记性真好，还能想起来其中一个嫌疑犯的外号叫珠子。因为他喊出珠子的名字时，我还没想起来是哪起案子。

“刘甘珠，刘甘珠，对了，叫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黃哥这时候也想起来了。

“快找找，快找找。”石队对着大家说。大家一个个都开始翻自己的抽屉。有些人的抽屉最底层是放卷宗的，成年累月都不开，自己都想不起来里面放的是什么卷宗，但是既然想起案子了，那么大家都得一起找。如果收卷的时候，黃哥抽屉满了，那就保不准放在谁的抽屉里了。

“刘甘珠。”这时候我脑子才反应过来，我昨天刚看到过这个名字。回头一看，一份卷宗整整齐齐地摆在我的桌子上，上面还夹了一个夹子做记号，卷宗封皮上写着案件名称“刘甘珠、余杭故意杀人案”。

“卷宗在我这儿。”我像一个小学生抢答一样，一下子举起手站起来说。

“怎么跑你那儿去了？”石队一脸惊异的表情。

“我刚工作的时候挑了几本卷宗想学习下……”

“你真能选案子，赶紧把卷宗拿来。”

本来我想趁着这段空闲时间好好研究的案件，一下子变成了全队一起研究的案件了。

四

事实证明我想得简单了，队里现在也只有我因为刚从派出所回来，所以比较空闲，其他人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有案子，用石队的话说，现成的案件都忙不过来，哪有工夫管八年前的案子。卷宗摆在桌子上，所有人围坐着，这个案件必须得继续做工作，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继续做。

围坐在周围的人神情各异，我特意看了眼大虎哥，他蜷在离茶几最远的沙发上，也是离卷宗最远的人。我刚看过卷宗，记得里面的笔录大多都是他和黃哥做的。

“这案子一直是你办的吧？”石队问黃哥，他这是明知故问，只是为接下来的话打个基础而已。

“对，我办的。”黃哥回答得干脆利落。

“那就你接着弄吧。”石队的语调说出来更像是疑问句。

“我接着弄行，但是我一个人可弄不了，出去查证做笔录还得两个人一起才有效呢。”

“当时你和谁一起办的？”石队问。

所有人都沉默了，确实八年前的案件谁也记不住了，这里只有我知道是大虎和黃哥一起办的。我又看了大虎一眼，他坐在那里眼睛望着屋子里的灯。

“这份卷宗你看了吗？”石队忽然抬起头问我。

这个案子发生在八年前，现在捡起来侦查难度很大。我以为石队会找个经验丰富的人和黃哥一起配合，没想到竟然选上了我。

“看了，我昨天刚看了一遍。”

“好，这么说你对这起案子的了解说不定比当时办案的人都清楚，这案子你和黃哥一起办吧。”石队说。

“好。”我有些兴奋，本来自己就想继续研究这个案件，现在送到我手里来了。

“小李哥加油！”大虎冲我拍了拍手。

接下来我们把手里的工作在石队和大队领导的见证下做了个简单的移交。我没有工作，可是黃哥一下子移交了三份卷宗，一个杀人，一个群殴，还有一个连环盗窃。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净手”了，就是手里没有侦办的案件了。按照习俗，可以买挂鞭炮去单位门口放一下，但其实这是为了让我俩安心做接下来的工作。这个案子虽然犯人确定了，可是抓捕的难度一点不比其他案件简单。

刘甘珠和余杭都是本地人，我们用个人信息查询发现刘甘珠的信息已经八年没更新了。这也正常，从他逃跑之后就被立逃了，无论他的身份证在哪儿出现，当地的公安机关都会接到警报。不过八年前的信息显示刘甘珠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是在山东街的一栋老居民楼。

我和黃哥先去了刘甘珠在市里登记的地址，和预想的一样，这个房子已经换成别人住了，而房主所说的卖家名字和刘甘珠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又去房产局查房子买卖的登记，一直追查到最后，房主登记的是一个叫王勇的人。

我们找到了王勇。他说当时房子是从一个叫“小过”的人手里买的，他一直都不知道卖给他房子的那个叫“小过”的人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能不能记住买房子时这栋房子的房主是谁，王勇说他也记不清了，他买这个房子都没住就转手卖给别人了。

我们没办法，又返回房产中心去查。可是当时房产买卖的时候还没有电脑登记，都是用纸质的合同直接存档的。后来正逢市里房产改革，市里的公房可以私人买断，而刘甘珠住的房子是他父亲的，他父亲是国有企业的员工，趁着买断的时候把房子私有化了。而这部分纸质材料里登记的房屋产权人直接就是王勇，连小过的姓名都没有。

当时房屋刚开始买断的时候比较混乱，登记也不谨慎，只要你报名字交钱就行。刘甘珠的房子应该是在市里买断政策之前卖的，等到买断的时候就直接变成王勇的名字了，至于再想查从哪儿买的，就无从查起了。

刘甘珠这边的线索断了，我和黃哥继续去查余杭，结果更让人绝望。余杭登记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连楼都没有了。空地周围围着蓝色的挡板，里面到处都是垃圾。我们一打听，原来这地方早在五年前就动迁了，动迁后原本要开发的公司破产了，这块地就一直这么空着。而动迁的时候，这里的住户几乎都拿了赔偿款，现在搬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

黃哥从工地挡板的空隙间钻了进去，踩在余杭曾经住过的地方，抽了一根烟，然后若有所思地告诉我，当时案发之后，他来这里时，这儿是一栋四层小楼，余杭家住在三楼。小楼是外置的楼梯和走廊，余杭他家门口的酸菜缸上面压着一个酒坛子。当时别人家都是压一块石头，所以余杭家特别显眼。黃哥就在余杭所住的对面楼道里待了三天三夜。那个时候，冬天家家都腌酸菜，楼道里大大小小摆的全是菜缸子，能留下站人的地方只有一小块，有时候还得紧贴着边，让楼里的住户上下通过。等黃哥回家的时候，衣服上全是酸菜味，衣服洗了两遍还有味。他媳妇打趣说，把洗衣服的水拿来直接泡白菜就行了。

黃哥说这事是当个笑话说的，我听着也觉得挺好笑，可是我心里清楚，大冬天在连个窗户都没有的楼道里待三天三夜是种什么感觉。拼到这个份上还没把人抓住，我心里忽然觉得很不是滋味。我对于自己能不能将跑了八年的人抓回来越发没底了。

我将自己心里想的和黃哥说了。黃哥笑了笑，把吸完的烟踩灭，和我一起往外面走，继续说当时的事情。

那时候队里的决定是轮着蹲坑守候，从案发一直蹲守到快过年。蹲守结束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九，大队看实在没有机会了才让撤岗的。大年三十那天正好是黃哥值班，晚上八点多的时候，黃哥开着队里那辆油门踩狠了都冒黑烟的拉达轿车又来到了这个地方，站在对面楼道里眼巴巴地看着余杭家里人吃完年夜饭，一直蹲守到十二点，余杭都没露面。

那时候黃哥就感觉这个案子要完了，这个人恐怕抓不住了。那个年代的嫌疑犯有个共性，就是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过年一定要回家，因为警察也得过年。你大年三十晚上回家，初一早上走，不会有人来抓你，这几乎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黃哥当时就想用这条“嫌疑犯传颂的真理”将余杭抓获，结果没想到他连过年都没回来。

黃哥讲完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俩刚从空地围挡的缝隙中走出来，黃哥意味深长地回头又看了看。这个地方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来了，谁又能想到曾经有名警察在这片空地的某栋楼里度过了一个除夕夜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余杭和他家人的户口依旧空挂在这片空地上（不存在的楼房上），但是我们通过余杭父亲的社保基金查到了他登记时填写的地址。这个地址和实际的楼号有些出入，在一片偌大的居住社区里，我和黃哥七拐八拐，终于在三十一号楼找到了余杭的父亲。

余杭的父亲家没人。通过打听，我们得知他还在上班，我和黃哥就在楼下等着。快到下午四点的时候，首先打开这家门的是一个女人。我们上前亮出了身份。女人愣了一下，然后有些纠结地告诉我们，她就是余杭的母亲。

余杭的母亲看到我们后眼神有些别扭，但她还是让我们进屋了。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是卧室，另一间屋子则是仓库，里面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连一个能坐人的椅子都没有。而且屋子里满是灰尘，和其他干净的屋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屋子里摆着的那些物件来看，这屋子应该很久没人进去过了。我们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能看见侧面的墙上挂了几张照片，但都是他们两口子的，没有一张余杭的照片，连小时候的都没有。整个家里看不到一点儿子的气息，就好像丁克家庭一样。

“余杭和家里有联系吗？”在这种气氛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幸好黃哥在，他先向余杭的母亲问道。

“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余杭的母亲平淡地回答，就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情一样。

“案发后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已经八年了吗？反正一点联系都没有，我连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余杭平时在家里和谁比较亲近？有没有他能联系的亲戚？”

“刚开始我也像你们一样，每隔一段时间都向亲戚打听，后来过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余杭没和任何人联系，我们也不找了。”

“如果你们能联系到余杭，我希望你们能让他快点投案自首。”

“如果我能找到他，我肯定带着他去自首。”余杭的母亲回答得斩钉截铁。

“已经八年了，这个案子的同案犯判得最轻的，两年前就已经释放了。如果当时余杭投案的话，估计再有两年也该出来了。”

黃哥这句话说完，余杭母亲愣了一下，失神般地呆住了几秒钟，面无表情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微微的变化，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我能感觉出她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可是语气还是变得有些急切。

“他不是杀人了吗？不是死刑，也得是无期，怎么还能放出来？”

“他属于聚众斗殴，又不是要故意打死人，顶多算是故意伤害。正常来说，被抓的这些人都是一个判决标准，最轻的关了六年，余杭算是最重的，如果在监狱里表现好，算上减刑，估计待十年也差不多了。”

“如果我能联系上他，我会和他说的。”余杭母亲轻轻叹了口气说。

我和黃哥离开余杭家时，他的母亲一直坐在那里没动，门还是我们给带上的。能看出来我们的出现给他母亲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也许两口子多年来已经趋于平静的生活被我们给打破了。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这两名嫌疑犯不被缉拿归案，我们的工作永远也不会结束。

离开余杭家之后，我和黃哥继续寻找刘甘珠的家人。刘甘珠的父亲是一个国企职工，我们查到他的单位，一问才知道刘甘珠的父亲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买断工龄离开了，而且和单位的同事再也没有联系。我们简单地走访了一下刘甘珠父亲的单位，听他的同事说，自从刘甘珠出了事之后，他的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也不和大家说话，平时他看见人就躲，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绝开来，买断工龄之后和大家就更没有联系了。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很多人都几乎把他给遗忘了。

我们查了一下买断时间，是三年前，那时候我还没参警。不过有的工友还存着刘甘珠父亲的手机号码，我试着打过去，和预想的一样，已经是空号了。我和黃哥去了移动通信公司追查这个号码的取消时间，显示是三年前。刘甘珠的父亲在买断工龄后就取消了手机号码，估计是想彻底断绝和其他人的往来。

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我和黃哥在市里、市外来回奔波，前后找了十几个人，结果一丁点的线索都没查到。我们找到了余杭曾经念书的学校，他的同学说从来没和余杭联系过。而对于刘甘珠，我们连他的父母都没找到。那个时候，全国只有六个城市刚试行了二代身份证的更换，大多数人还在使用贴着连脸都看不清的黑白照片的一代身份证。如果一个人想脱离喧嚣躲起来，随便拿着捡来的身份证，把照片弄模糊点就可以蒙混过去。而刘甘珠和余杭也许正是如此。他们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融化在这个世界里。

五

我和黃哥重新仔细地翻看了一遍材料，黃哥提出接下来从这个案件的同案人入手。当时涉案的工友全都被判刑了，最短的已经释放两年了。黃哥拿着材料，指着一份笔录对我说：

“咱们先去找这个叫阿池的，我记得做笔录的时候，他对当时的情况描述得最清楚。这个人当时没被判死刑，现在应该在外面。”

阿池真名叫常春，当时做笔录时登记了一个地址，就在西山附近。有了准确的名字，而且还是本地户口，找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并不难。没过几天，我和黃哥就联系上了阿池。他现在在做海员，不过幸运的是这段时间他没上船，在家休息，我们去他家和他见了面。

常春对十四年前的事记忆犹新。当时他没动手，但是由于他拿着工具参与了，被一起刑事拘留，后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对他实行“不逮捕”。但这三十多天的看守所生涯让阿池成了有“前科”的人。阿池说这件事对他日后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找工作没法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最后只能办理船员证去海上打工。阿池说他再也没和那些工友联系过。他对那件事深恶痛绝，再也不想和那件事沾上任何一点关系。

“你再仔细想想，毕竟你和他俩比较熟。”黃哥鼓励阿池回忆回忆，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我和他俩熟是因为都是本地人的缘故，一般珠子都是和小杭在一起，只有吃饭的时候，我才和他们在一起。小杭这个人挺乐于助人的，有时候我们班里其他人有什么事，他都愿意帮忙。珠子是班长，有时候我们班里人相互嬉闹的时候，珠子都不参与。珠子人比较公正，分派活儿的时候都是一碗水端平，大家也都比较认可他。”阿池一边回忆，一边说。

“你回忆一下，他们有什么特点？”

“特点？我们都是在工地打工的，哪有什么特点。我当时初中都没念完就出来干活儿了，珠子看我比较小，对我也挺照顾的。”

“他对你怎么照顾了？你就把能回忆起来的事情都和我们讲一讲。”黃哥这时又说道。

“我们平时吃饭一般都是两盆菜，大家伙一块抢，多抢的多吃。我因为小，抢不着，开始都是珠子帮我，后来珠子说这么做不行，让每个人轮流分菜，这样谁都不敢给别人分得太少，因为别人早晚也会轮到分菜。”

“再想想。”

“还能有什么事？工地上就是天天上班，下班睡觉，稍微有点空闲时间就在一块说说话，打个牌。哦，对了，我当时还不会打扑克，是珠子教我打的。”

“刘甘珠教你打扑克？”

“对啊，我们平时下班了也没什么事，大家伙就喜欢在一块打牌，玩点钱，也不多，就打一毛钱的。珠子牌玩得不错，一直都是他赢。后来别人都不敢和他玩，凑不上手了，珠子就让我学，然后一起玩。我学会之后，玩了几把，感觉没什么意思。”

“那余杭呢？他和余杭一块玩扑克吗？”

“余杭不玩。我们工地当时雇了一个做饭的。余杭嫌他做菜不好吃，于是就自己做。我们班的饭都是余杭做的，所以他一般没时间玩牌。”

“余杭还负责做饭？”

“对啊，听说他是什么烹饪学校毕业的，会做饭，还有个什么厨师证。”

我和黃哥相互看了一眼，这可是一个重要信息——余杭有厨师证。余杭作为被公安机关立逃的嫌疑犯，八年没有音信，肯定是在某一个地方有稳定的住处。但为了生存，他还得有一份收入来源。像他这种人想找一个正式的工作很难，只能靠手艺吃饭。而余杭有厨师证，那么他很可能会在一个比较偏僻、管理不严格的地方当厨师。

临走前，阿池还向我们保证，要是他能遇见刘甘珠和余杭，肯定会劝他们自首。我和黃哥还好好地感谢了下阿池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的行为。阿池和我们说，开始他对刘甘珠还挺怨恨的，觉得是刘甘珠害了自己，使自己无缘无故背了一个前科劣迹。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现在才知道刘甘珠已经在外面躲藏了八年，自己想想，觉得刘甘珠挺惨的，心里反而有种想帮他的感觉，可惜自己已经找不到刘甘珠了，这个人恐怕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我和黃哥决定先从余杭的家人那里开始着手。听了阿池的描述，我们觉得余杭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他不可能安安稳稳在外面躲藏八年。而从余杭母亲的态度上来看，很有可能她曾经接到过余杭的消息。我们也能理解作为一名母亲保护自己儿子的心情，所以我们打算从侧面开始调查。

我们把余杭母亲和父亲的通信记录都调出来查看，没有任何异常。老两口在退休之前电话就很少，偶尔通话都是和亲戚，退休之后更是好像和社会脱节了一样。余杭的母亲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电话。虽然我们调查了话单记录，可是我们也知道，作为一名通缉犯，余杭给他母亲打电话的可能性很低。而这时候黃哥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提议，去邮局调查。

那个时候通信已经很发达了，虽然还没有微信，但是人与人交流的方式有电话、短信、QQ，可以说多种多样，能满足各种需要，想与一个人取得联系也很简单。而利用邮局通信已经成为快被人遗忘的方式了。黃哥能想到这个问题也是经过思考的。余杭的家一直没有搬，虽然案发时他住的老楼已经动迁了，可是其间余杭只要同家里取得联系，就能找到现在住的地方。

我和黃哥来到市里的邮政管理局。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过黃哥对来这里是轻车熟路。在我还没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联系方式大部分是靠信件，黃哥曾经无数次来调查过信件的往来信息。进了邮局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侧面的小楼。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我和黃哥见到了邮局的人。这间屋子一共有八张桌子，可是现在只坐着三个人，黃哥认识其中一个人。我从他们相互打趣的谈话中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八个人办公的。那时候来查信件的警察每天都在屋子里排队，八个人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后来通信手段越来越多，来这里查证的人越来越少。到现在，大部分人都调到其他岗位了，只剩下他们三个，其中还有两个人马上就要退休了。

我们给出余杭家的地址后，这个人就开始用电脑进行检索。黃哥在旁边和我说，以前根本没有电脑，是按照邮局的单号一页页翻，有时候信件多，一下子能有上千张单子，他就和别人蹲在走廊里一张张看。没等黃哥说完，这人忽然拍了下桌子，喊了一声“有了”。

电脑上显示，我们提供的地址确实收到过信件，时间不频繁，今年只有一次，但是是从外地邮寄过来的，邮寄人名字写的是小余，邮寄的地点是辽宁省鞍山市，投递方式是邮筒。

小余，余杭，这个名字几乎就是指向同一个人。余杭家里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了，根本没有鞍山的亲戚，而余杭父母的电话通信记录也没有打往鞍山的通信号码，凭空出现一份从鞍山邮寄来的信件，几乎可以断定，就是余杭寄来的。这时我再回想与余杭母亲见面的情形，那不像是一个和自己儿子八年没联系的人，尤其是当她得知有的同案犯已经被释放的时候，那种恍惚的表情肯定是在把这件事往余杭身上联想。

一个星期后，我们一行六人前往辽宁省鞍山市，根据邮局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投递的邮筒，是地处鞍山的一个市郊。接下来我们采用了最笨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对周围的所有饭店一点点摸排，寻找有关余杭的线索。我们认定余杭在做厨师，而且很稳定，至少几年内都没发生变化。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余杭的父母一共接到过四封信，投递的邮筒都是同一个。

对于一个已经安稳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我们调查的时候也很小心，余杭现在肯定和我们当时掌握的照片有很大出入了，只能一点点地慢慢找。虽然他稳定了一段时间，但是作为一名嫌疑犯，稍微发觉一点风吹草动，估计就会逃走。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可不能前功尽弃。

我们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打算从市郊的邮筒开始向四周扩散寻找。我们坚信余杭就在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也得把它找出来。第二天，我们在当地一家知名的大酒店进行排查时，酒店的经理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厨师就叫小余，只是下午才上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们就在酒店后厨的门口等着。到了下午，远远地，我就看见有一个人从外面溜达着走过来。这个人和我们手中照片里的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经理告诉我们他就是小余，就算我们走个面对面，我也认不出来。小余进了后厨通道后，看到通道里站了五个不认识的人后就赶紧往外退，往外退的时候被我们同事从后面堵住了。

“你就是小余？”我问。

小余没说话，点了点头。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不是叫余杭？”

他愣了一下，但并不是惊讶，面色有点呆呆的感觉，缓缓地出了一口气，拉了一个长音回答道：“是。”

余杭说他早就想来自首了，我觉得他这话半真半假。一个潜逃八年、背负着一条人命的嫌疑犯，即使他真的想过自首，他也不一定有足够的勇气支撑他去自首。余杭的顺利到案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即使这几年来，我抓获了各种各样案件的嫌疑犯、逃犯，我也从没想过能亲手将这个案子中的嫌疑犯缉拿归案。

六

按照抓获余杭的方法，我们照猫画虎，又对着刘甘珠用了一遍，可是没有丝毫结果，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共同点。余杭好歹有健在的父母，我们在追查刘甘珠家属时发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而母亲的户口迁到了一个空挂户上，十多年都没有消息，连街道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死是活。

黃哥提议，还是从房子下手，一步步追查，我们又把王勇叫了过来。

王勇什么信息都提供不出来，只知道房子是小过的，而这个小过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都不知道。我们在单位把以前的问题向王勇又问了一遍，依旧没有什么收获。我也不知道该继续问点什么，和王勇面对面地坐着干瞪眼。这时，黃哥忽然开口继续问：

“这个人是不是耍钱的？”“耍钱”是赌博的一个俗称，玩过的人都能听懂。

“啊？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玩赌博？”

“哪有，我以前玩过，现在早就不玩了。”

“我知道，你是不是耍钱时和小过认识的？”

“就是朋友相互介绍认识的，都不熟。”

“好了，你告诉我小过现在在哪儿耍钱，别磨磨叽叽的。”

“以前玩过，现在都好长时间不玩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黃哥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我先出去。我心领神会地离开了办公室。过了十几分钟，我回去的时候，王勇已经不在了，而黃哥在打电话。到后来我也没问黃哥当时究竟和王勇说了些什么，黃哥也没和我说，但是在这十几分钟里，黃哥证实了小过的身份，他是一个社会的老痞子，现在开了一个棋牌室。

我们很顺利地在一个棋牌室里找到了小过。这种混社会的老痞子都有过人之处，有时候你和他只见过一面，再看到你他就能认出来。小过也是一样，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尤其是金钱方面的往来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和小过简单说了一下案件，小过立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略微思索便回忆起来。他告诉我们，当时这栋房子确实是刘甘珠抵给他的，价格是七万五千块钱，然后他加了一万块钱卖给了王勇。至于他和王勇，就是在赌博的时候认识的，和黃哥判断得一点也不差。

小过还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个房子要抵出去的事确实是刘甘珠和他联系的，但是来办手续的不是刘甘珠，而是一个叫王同的人。小过也不知道这个人和刘甘珠是什么关系。不过他们这行不能随便打听事，人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房子能办完手续，你安排谁来都一样。我们继续问，小过将所有的事和盘托出。也幸亏他的记性好，我觉得要是换了我，时隔这么长时间，我可记不住。

小过和刘甘珠是打牌认识的。刘甘珠喜欢打牌，还喜欢在打牌的时候刷点钱。他牌技不错，在工地上没人和他玩，于是刘甘珠就出去找别人玩，一来二去认识了小过。小过还带着刘甘珠去当时地下的赌场玩过几把，据小过说，刘甘珠都赢了，这些事小过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有一天，刘甘珠来找小过，说他急用钱，想把房子抵了。小过一时手里没那么多钱，就找到王勇。王勇一听有便宜赚，也就同意了。不过办手续的时候，刘甘珠没来，他让别人来的。在办理的时候，还多亏这个人找关系，房子才转到了王勇名下。

但王勇也没撒谎，小过为了能在中间赚一笔钱，自始至终也没让他和刘甘珠还有那个办手续的人见面。至于后来刘甘珠去哪儿了，小过就不知道了。不过根据小过的回忆，来帮忙办手续的人也是本地人。

我把我们市里所有叫王同的人员信息都调了出来，让小过一个个找。这件事我是真佩服他，一共八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一部分照片没更新，小过硬生生地在里面把王同找出来了。事后我还在想，如果他凭借这项本事干点合适的工作，是不是能成行业翘楚。

接下来我和黃哥去找王同，这个人的信息也是一片空白，十年没更新，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们又查看了他的家人的信息，他有一个妻子，叫刘雪梅，个人相关信息也是空白。为了能将这个案子的线索发展下去，找出王同这个人，我们只能按照户口的信息去找刘雪梅的家人。

刘雪梅的家人还在市里住，我们找到了她的父母，结果老两口说刘雪梅不是他们的女儿，是领养的。而刘雪梅真正的身份是刘甘珠的姐姐，王同则是他的姐夫。这下所有情况就都顺理成章，刘甘珠卖房子之后就潜逃，而王同帮他出面办理这件事。刘雪梅的养父母还告诉我们，王同做生意赔了不少钱，现在和刘雪梅躲在外地，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刘雪梅的母亲，也就是刘甘珠的母亲。而根据这些信息判断，刘甘珠很可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次不再是我和黃哥两人奋战，在发现了这个重要信息后，队里决定增加人手进行抓捕。我们一共去了五个人，除了我和黃哥外，大虎哥也被派来了。

他们居住的地方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沿海城市，可是我们只能找到大概位置。刘雪梅告诉养父母的只有小区的名字，而这个小区里面有十二栋楼。我们在物业那里查出了刘雪梅的住址，但是我们不敢直接去找她。我们敢肯定刘甘珠和刘雪梅有联系，万一刘甘珠不在这里，我们反而会把自己暴露了。于是我们决定继续采用老办法，虽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是最好用的办法——蹲守。

抓获刘甘珠那天的情形颇具戏剧性。

那些天我们都是天不亮就在小区门口守好，而小区门口正好有一个卖早饭的地方。那天我们不知道犯了什么邪，大家一致提出要换个口味，于是我们安排最年轻的同事开车去买早饭。

没了车子做掩护，我们剩下的四个人也不能站在小区门口，于是钻进了小区院内，各自找地方藏了起来。刘雪梅住的是四楼。通过这几天的蹲守，我们发现她家的窗帘从来没开过，我们在对面楼里根本看不到她家的情况。

这时我忽然憋不住想上厕所了，小区外本来有个公厕，可是这小区进门需要刷卡，我要是出去了，再想进来就麻烦了。于是我直接找了个开着门的单元楼走了进去，乘坐电梯去地下停车场，寻思在里面找个地儿方便一下得了。

大虎哥看到我要去厕所，他也要去，我俩一起来到地下停车场，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方便。这时候正值八月份，外面热乎乎的，之前一直待在有空调的车里，现在车子没了，站在外面不一会儿就全身是汗，进了地下停车场，反而感觉凉爽。大虎哥这时候提议先不出去了，在停车场里待一会儿。

我和大虎哥来到地下停车场里刘甘珠住的那栋单元的电梯门前待着，这里确实凉爽，比在小区院子里舒服多了。

这时我发现电梯从一楼开始上升，在四楼停了，然后从四楼下降，在一楼没停，直接来到地下一层。我和大虎哥顿时警觉，地下一层只有我们，那么电梯来到地下一层肯定是四楼的人按的，而刘雪梅就在四楼，难道是她？

电梯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们，他以为是等电梯的，侧着身子走过去。他刚走过去，大虎哥忽然喊了一声：“刘甘珠！”

这个人还在往前走，不过头却转了，但是只转了一半便停下来，只是将脸侧过来，没有完全回头。显然他意识到有人喊他，本能驱使他回应，但是头转了一半，他反应过来不能回应，就这样，他的头保持在转了一半的情况下，身子也僵硬起来。

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他完全回头了，也许我们还得再问几句，这种转了一半却停下的行为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我和大虎哥几乎同一时间一起扑过去。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我俩一起压在了身下。

事后刘甘珠说，他早就已经改名了，他听见有人喊“刘甘珠”三个字后，下意识地想回头，随即便反应过来不对劲，但心里还抱有一丝侥幸，想着不可能是警察，有可能是谁和自己重名，正在纠结跑还是不跑的过程中，就被我们扑倒了。

我终于给了这叠卷宗一个交代，两个人顺利地报捕诉讼，告破了八年的案件终于结案了。成功抓捕这两个人给了我莫大的勇气，也让我理解到了什么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份信念在我心中扎根，那就是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