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梵蒂冈教廷的千年财富利益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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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20日，教廷与希勒特政府签署了《政教协定》。通过该协定，双方基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政教协定》签署现场）

天主教在德国拥有了较大的宗教活动自由（起码在纸面上是这么约定的），1919年起征收的教会税，也由纳粹政府承担了一部分；

纳粹政权首次得到了外国认可，内部士气大为提振，新加入纳粹党的大量天主教徒，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选票。

唯独在一个问题上，纳粹不让步：他们拒绝为非雅利安血统的天主教徒提供保护。这一条，主要是为了提防那些为保命而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

无论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还是法西斯意大利对非洲的血腥侵略，都是遗臭万年的反人类暴行。

但教廷对此一语不发。这种沉默，在血染的战争背景下，显得分外残忍。

（庇护十一世）

这种不闻不问，本质上是因为，梵蒂冈与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利益捆绑太深了。

在战前，梵蒂冈就已在多个德、意公司有资产布局。教廷投资了军火公司。墨索里尼在被殖民国成立皇家香蕉垄断公司，以控制全非洲的香蕉贸易时，向48名商人发放了经营授权，而这些商人全部是法西斯和梵蒂冈精心挑选的。

1939年1月13日，庇护十一世在一场午宴上对英国首相张伯伦说，他每天都在为德国数百万天主教徒祈祷。张伯伦提醒庇护十一世说，德国残害的不只天主教徒，还包括犹太人和新教徒。

庇护十一世没有作答。一个月后的2月10日，他因病逝世。

接替他的人，是庇护十二世，而这位庇护十二世，就是曾经的教廷国务卿尤金尼奥·帕赛利，就是当年代表教廷与纳粹签署《政教协定》的人，就是曾强烈建议庇护十一世对法西斯保持温和态度的人。

（庇护十二世）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德国深切的热爱，曾表示担任梵蒂冈驻德大使的十几年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他会说流利的德语，身边的顾问和管家都是德国人。

总而言之，他对所有来自德国的东西都有特殊的感情。

正因如此，庇护十二世被后世称为“希特勒的教皇”。上位伊始，他便对主教们表示，他的当选为第三帝国和梵蒂冈提供了修复关系的绝佳机会。

庇护十二世的教皇任期跨越了整个二战时期，而他对各国法西斯的暴行，自始至终全盘接受。各国天主教徒的生存状况和抗议声被他统统忽略，非天主教徒的死活更是不被他放在眼里。

简言之，他是坚定的轴心国支持者，哪怕后来一再被纳粹“打脸”，也没有丝毫改变。

（庇护十二世）

不过在财务问题上，庇护十二世和其他主教想的是一样的，那就是诺加拉这个人靠不靠得住。毕竟，他之前的工作情况只有庇护十一世清楚。

于是，主教们花了两个月调查诺加拉的底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诺加拉的操盘下，梵蒂冈的财务状况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平。单是诺加拉在墨索里尼政权上投资的9200万美元，便在过去十年里增值到近10亿美元。

（诺加拉）

另外，诺加拉两年前就加快了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投资步伐，斥350万美元购买了美国制造业、电力业的股票及美国国债，给教廷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支点。

而这样一个能人，名义年薪竟然不到2000美元（约合现在的2.7万美元）。诺加拉的私人生活也非常简单规律，无可指摘。

于是，庇护十二世对诺加拉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除不再接收一对一汇报外，他对诺加拉的礼遇程度，与庇护十一世别无二致。

诺加拉对轴心国的支持程度，不比庇护十二世低。

首先他是意大利人，其次意大利与德国在战争中有紧密利益联结，再者，诺加拉不感情用事，为教会守住财富是他唯一的准则。

二战令诺加拉的理财规划大大复杂化。他参考一战的历史，紧急调整布局，关闭了卢森堡和法国的公司，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了瑞士，并把绝大部分的黄金储备转移至美国。对南美的公司，诺加拉也以类似手段进行了重组。

但仅转移资产还远远不够。

就在诺加拉把黄金转移到美国之前的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布行政令，冻结了纳粹受害国的在美资产，以防这些资产被纳粹使用。

（罗斯福）

这份禁用在美资产的欧洲国家黑名单越变越长，最后仅剩梵蒂冈和土耳其未被列入其中。但梵蒂冈并不安全，因为美方对教廷高层的实际政治倾向心知肚明。

于是，在该行政令的修正案通过五天后，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秘密召见了美国大使哈罗德·蒂特曼，并透露了令后者深感意外的信息。

（庇护十二世与哈罗德·蒂特曼）

庇护十二世说，梵蒂冈通过几个不同的公司，在纽约的几家私人银行持有资产。他还透露自己在纽约一家银行有私人账户（根据FBI的报告，账户余额为60999美元，约等于现在的100万美元）。

庇护十二世的要求很直接：他希望蒂特曼能帮忙让这些资产不上美国的黑名单。蒂特曼同意了。

但华盛顿依旧持疑。有些美国官员怀疑梵蒂冈打着宗教的名义，实际在替一些个人和机构洗钱。但他们一来没有确凿证据，二来不想引发政治风险，因此没有进行进一步调查。

不过，使用同盟国的银行有个坏处，那就是每笔交易都会被追踪和记录。这个问题，在1942年6月27日也不复存在了，因为梵蒂冈银行（简称IOR）成立了。

IOR的章程里写道，该机构“负责并管理指定给宗教机构的资本资产”。它不受任何战时规定的约束，可在全球任何地方开展业务，无需纳税或披露任何经营信息，每十年把所有文件销毁一次。股东只有一个人：教皇。

在战争背景下，许多欧洲人都想给自己的钱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很快，IOR就成了资本逃离欧洲的中转站。

IOR的另一大作用，是使得同盟国追踪梵蒂冈的资金变得更加困难。诺加拉通过几大洲十几个国家的一系列控股公司，频繁地来回转移法郎、里拉、美元、英镑乃至黄金，调查人员追不上他的步伐。

梵蒂冈在纳粹德国有五个账户，但FBI直到战后才发现。

诺加拉还有一个重要的生意搭档，意大利工业巨头朱塞培·沃尔皮。二人已相识几十年，战时的合作对双方利好多多。

（沃尔皮）

沃尔皮需要教廷的现金，诺加拉则通过沃尔皮，以优惠的价格，投资了后者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多家公司，其中又尤以几大保险公司为重。

这些公司里，有许多是他们强行赶走犹太高管后霸占的，比如意大利最大的保险公司忠利集团。

（忠利集团）

墨索里尼将他们没收的英国保险公司诺威治联合保险的资产全部，转给意大利第四大公司冯德里亚。这之前不久，诺加拉通过沃尔皮的消息，买下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而就在两个月前，冯德里亚清洗了所有犹太高管。

战争期间，他们利用与纳粹的特殊关系，抢占被侵略国的保险市场。在波兰，有一半的保险业务是被忠利集团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控制的。

从1943年起，许多欧洲保险公司都拒绝给犹太客户支付本应支付的年金。战后的调查显示，这些未支付的年金费用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

诺加拉和沃尔皮通过此类途径，大发沾血的战争财。

外界对他们的调查非常困难，因为所有交易都是通过层层嵌套的大量空壳公司完成的，单是忠利一家公司，就注册了八十多家国际子公司。

梵蒂冈更是不可能配合调查。从古至今，梵蒂冈都是唯一一个拒绝历史学家全面查阅其档案的欧洲国家。

二战时期各国间的谍战风起云涌，梵蒂冈也卷入其中，为国际清算银行（简称BIS）提供信息，以保住纳粹德国的资产。

将梵蒂冈与BIS联系在一起的，是后来成为CIA局长的艾伦·杜勒斯。

（艾伦·杜勒斯）

杜勒斯曾在一家名叫苏利文与克伦威尔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下文简称事务所）任职高级合伙人，二战期间，他搬到瑞士，管理战略情报局（简称OSS，是CIA的前身）的当地分部。

他还有个亲哥哥：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

（约翰·杜勒斯）

杜勒斯的人脉繁杂而广泛，遍布欧洲。在他的链接下，事务所可以通过梵蒂冈银行洗钱，梵蒂冈依靠杜勒斯兄弟保护他们在纳粹德国的投资，BIS美国分部总裁托马斯·麦基特里克是杜勒斯的老友。

说到OSS，就要提到另一个传奇美国特工：詹姆斯·安格尔顿。凭着出色的工作表现，以及家族早年的意大利经商背景，年纪轻轻的安格尔顿在意大利人脉通天。

（安格尔顿）

而正是安格尔顿，发现了诺加拉的另一重身份：这个看似没有政治立场、一心只顾理财的意大利人，其实极可能是纳粹德国的间谍。

（诺加拉）

诺加拉早在一战前就参与过间谍工作。当时他的工作地点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而那里一直是出了名的间谍窝。诺加拉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告密者网络，借此帮其所在的意大利银行获取巨额商机。

诺加拉第二个参与间谍工作的时机，是在他为梵蒂冈工作之前的那段时间。20世纪20年代末，他当选负责重建德国工业的联盟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而这之前，他已经在德国待了五年。

不过，大概是由于没有可以一锤定音的证据，安格尔顿没有将这个发现公之于众，亦没有就其展开调查。对诺加拉身份的怀疑，自始至终只存在于他提交给CIA的一份文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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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二战结束，纳粹官员们却仍有事要忙：他们要把价值数十亿的赃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梵蒂冈，为纳粹起到了仓库和中转站的作用。根据美国的报告，IOR向阿根廷转移了4.5亿美元。

另有一些调查员认为，转移资产甚至可能只是烟幕弹，其目的是掩盖这些资产仍在梵蒂冈的事实。

（中间为庇护十二世）

梵蒂冈在战后还为另一件事操心。

战后的西欧涌入了数百万难民，其中来到意大利的就有100万人。庇护十二世为此成立了援助委员会，进行相关协助安置工作。

但梵蒂冈真正想接待的不是这些难民，而是混进难民里的纳粹军官。教廷不仅为这些人准备了食物和住所，还给他们提供了资金、假造的证件、出国的船票。

另外，庇护十二世积极地为天主教纳粹战犯争取减刑。

美、英两国对此原本很不满，但时势变化太快，以致于他们在战后不久，便和梵蒂冈站到了同一利益战线上。

首先，是二战后美苏之间展开的专家争夺战。为了将最顶级的纳粹生化专家纳入旗下，英、美的情报机构纷纷承诺会给梵蒂冈提供保护，因为这些纳粹通常与梵蒂冈关系很好。

其次，是愈演愈烈的美苏冷战。梵蒂冈一直都是极端反共的。从这一点出发，教廷自然又多了一个与美国联盟的理由。

再就是，二战后政治力量的天平，已从欧洲向美国倾斜，连教廷的美国分部，都拥有了引人侧目的筹款能力。像纽约红衣主教斯佩尔曼这样的美国高级教士，几乎与美国每一位重要政治掮客相熟，极具影响力。

（纽约红衣主教斯佩尔曼）

梵蒂冈很难再用以往的态度对待他们了。1947年，庇护十二世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互通了一系列信件，巩固了华盛顿与梵蒂冈的联盟。

双方在1948年的意大利选举中，进行了首次合作。教廷重建了被墨索里尼取缔的民间组织“天主教行动”，组织了全意范围的选民，教皇甚至发表了一场带有明显党派色彩的演讲。CIA向梵蒂冈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秘密援助。

那年4月，90%的意大利选民参加了投票。美国和梵蒂冈支持的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大获全胜。

（1948年意大利选举）

诺加拉这边，也开始了调整。二战结束后，他已年近八十，虽依旧勤奋工作在第一线，但培养接班人事宜已迫在眉睫。

经过几番挑选，他确定了庇护十二世的侄子卡洛·帕赛利在内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了接班人小团队。

二战后的欧洲，陷在经济衰退、通胀严重、失业率高的泥潭里。但诺加拉和他的团队坚信，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援下，经济迟早会重启。

梵蒂冈的战后首个重要投资是在建筑业。诺加拉认为，遭受重创的城市和基建需要重建，建筑业将是最先出现反弹的行业。1949年，教廷购买了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公司SGI及水泥制造商意大利水泥的股份。

梵蒂冈投资的第二个领域是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教廷购买了四家主要农业公司的股份。诺加拉还成了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的主席。外界后来批评教廷垄断了化肥，并以此剥削意大利农民，以获取巨额利润。

此外，IOR还把钱撒到天然气、电信、电力、国防、化学等领域。金融业也是诺加拉的重点投资领域，截至1950年，IOR已拥有意大利79家银行的股份。

（IOR外观）

为了在这些被投资公司拥有实际话语权，诺加拉在诸如SGI、罗马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保险巨头RAS的董事会安插了梵蒂冈董事，人选包括庇护十二世的另外两个侄子马坎托尼奥·帕赛利、朱利奥·帕赛利等等。

诺加拉还在自己把控的行业协会提拔这些公司的高管，作为汇报，他亦可在这些公司得到任命高管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手段，使得梵蒂冈与意大利企业之间的利益盘根错节，个别董事甚至在三十多家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1954年，诺加拉选择接班人小团队里的亨利·德·梅拉多兹接替自己在IOR的位置，并于两年后正式退休，结束了他的梵蒂冈财务负责人生涯。

在27年的任期里，诺加拉彻底改变了梵蒂冈的财政状况，并在两任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击败保守顽固的教廷建制派，将教廷从一个几乎没有理财观念的机构，变成一个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的国际控股公司。

在他退休之际，梵蒂冈投资的SGI已经成为遍布五大洲的国际集团；蒙特卡蒂尼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并开始涉足电力和制药领域；意大利天然气从一家小型地区公司发展为意大利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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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庇护十二世因病逝世。

经历了11轮投票才最终选出的新教皇，是若望二十三世。还差一个月就满77岁的他，是两百多年来第一个当选时超过70岁的教皇。

（若望二十三世）

主教们都觉得这个人注定是个短期教皇。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不喜欢他。斯佩尔曼一回到纽约，就对身边人说：“他不是教皇。他应该去卖香蕉。”

CIA认为新教皇“在政治上很幼稚，受到了少数自由派牧师的过度影响”，说白了就是，新教皇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听美国的话。

若望二十三世认为教会应该远离世俗政治，他全面终止了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合作。

新教皇在财务上也没有太多野心。他完整保留了诺加拉留下的理财团队，没有安插任何“自己人”进去。

理财团队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这个团队的中坚人员，除了帕赛利的几个侄子，以及掌舵IOR的梅拉多兹外，还有马西莫·斯巴达、路易吉·梅尼尼等人。

他们的权限和自由度没有因人事变动受到任何影响，于是很快便开始新动作。

即将到来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令意大利对土地的需求大增，梵蒂冈于是把教廷在罗马的部分地产高价卖给意大利奥组委，供其建造15个体育场和1个国际机场。

这算是个不错的开场，但很快，他们就碰上了大麻烦。

这个麻烦，叫米克尔·辛多纳。

（辛多纳）

作为一名出色的意大利税务律师，辛多纳在政商界均有工作经历。1950年，他与阿姆莱托·通迪尼主教相识，二人一见如故。通迪尼主教把辛多纳介绍给梵蒂冈的财务团队，而辛多纳也很快与IOR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过，辛多纳与教廷关系的真正突破，在IOR之外。

1954年，通迪尼把辛多纳介绍给蒙蒂尼大主教。后者与辛多纳在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上都持相同看法，而辛多纳则利用人脉为蒙蒂尼处理过多次工作上的困难，比如，1959年，辛多纳以极快的速度，为蒙蒂尼筹来数百万美元，以供其建造天主教圣母之家。

（蒙蒂尼大主教）

就这样，辛多纳双管齐下，不断巩固着与梵蒂冈的关系。

财务方面来说，自1960年起，梵蒂冈与辛多纳已正式成为合作伙伴。辛多纳的工作表现极为出色，为梵蒂冈顺利推进了许多金融收购业务，声名鹊起。

随着名声到来的，还有流言。许多人私下议论说，辛多纳受到了黑手党的资助。IOR的团队也听到了这些说法，但辛多纳的工作成绩太卓越，因此他们决定将传言搁置在旁。

而辛多纳悉心维护的与蒙蒂尼大主教的关系，则给他带来了巨大回报：

1963年6月，任职教皇仅四年多的若望二十三世去世，接替他的新教皇保罗六世，正是蒙蒂尼大主教。

（保罗六世）

辛多纳高兴坏了。

但普通教徒不这么想。保罗六世为人低调，不爱抛头露面搞公关。若望二十三世任期最后一年的教徒捐款为1500万美元，这一数字，在保罗六世上任第一年暴跌至400万美元。

不过梵蒂冈早就不靠捐款过日子了。保罗六世在财政方面的第一个举措，是进一步增加投资多样性，减少与意大利过深的利益捆绑，而这正是辛多纳最拿手的。

在辛多纳的运营下，食品、金融、媒体、能源、纺织、钢铁、生化、造纸、酒店等行业的全球公司里，都出现了来自梵蒂冈的资金。

60年代中期开始，梵蒂冈购买了IBM、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壳牌、海湾石油、大通曼哈顿、宝洁、伯利恒钢铁等公司的股票。

滚滚财富洪流，把辛多纳拱到了名利之巅。《商业周刊》《财富》《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把他捧得天花乱坠。

（辛多纳）

辛多纳有了更多认识名流富豪的机会，但他在1966年认识的富商利西奥·盖利，却相当特别。

表面上来看，盖利是个有着意大利和阿根廷双重国籍的成功商人，过着与其他富商别无二致的奢华生活。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少为人知的秘密身份：他是共济会的一支意大利分会“宣传截止日”的负责人。

（盖利）

该分会后来在1981年因策划政变被意大利警方解散时，已有近千名成员，其中包括4名在任内阁部长，50多名将军，及意大利一些极有地位的实业家、金融家、媒体人、检察官、法官，乃至情报人员。

共济会在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地位，相较其他国家，也比较特殊。从1738年开始，先后有8位教皇谴责并试图消除共济会。19世纪推翻教皇国的人里就有共济会成员。

墨索里尼也不信任共济会。1925年，他取缔了他们的所有分会，战后的意大利已几乎没剩多少共济会会员。

所以盖利的行动是非常隐秘的。他对加入分会的新成员说，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建立一个右翼的、由宣传截止日成员组成的独裁政府，来取代现在的意大利政府。

（盖利）

善交际的辛多纳很快就取得了盖利的信任。在后者的要求下，辛多纳起草了振兴意大利经济和改善其在国外货币信用市场地位的建议，并在盖利的引荐下，与许多宣传截止日的成员结识。

9

梵蒂冈的纳税情况，是一个古老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1929年签订的《拉特兰条约》中，墨索里尼免除了所谓“教会公司”的纳税。但由于内容编写不严谨，经过时间的推移，在实际执行中，免税范围逐渐扩大至梵蒂冈和IOR的一切经营行为。

以梵蒂冈如今的富裕程度，一分不纳显然令意大利不爽。1963年，意大利财政部的一位官员首次提出对梵蒂冈不纳税的质疑。在之后几年里，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据公开信息显示，梵蒂冈每年应缴纳的股息税，便已经高达7.2亿美元（约合现在的48亿美元）。再不做出点回应，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在辛多纳的指导下，教廷在1967年8月成立罗马教廷遗产管理部门（简称APSA）。

这个人员不专业、账目乱如天书的部门，其实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但辛多纳并不在意。他知道整理账目不是真正的解决之策。

在他看来，根本的避税办法，是卖掉所有意大利的资产。

这个想法，一开始自然遭到了保守主教们的反对。不过一个小意外的爆发，让这些保守派切实明白了把资产转移出意大利的必要性：

1968年初，意大利记者爆料说，梵蒂冈投资的公司里，包括避孕药公司、军事武器制造公司、赌场，以及一家出版色情杂志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