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过时了吗？她们的困惑 ｜ 吃书宴9月分享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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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呀，9月，吃书宴分享会邀请到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在读博士Siusiu来讨论「李子柒与当代中国女性的性别期待」，她以「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解读了李子柒在媒体舆论中的形象意涵 。参与者们的问题则关照现实，与分享人一起讨论了更多性别相关问题的疑惑。 以下是此次吃书宴的讨论部分内容整理摘录。由于是即时性的讨论，内容或有纰漏之处，欢迎批评指正，更期待评论区留言交流。 10月15日，迎来我们下一期吃书宴分享会， （点击了解详情），由多伦多大学硕士Lanya分享，欢迎你来参加。 分享人 | Siusiu 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在读 笔记摘录整理 | 7，竹子 笔记编写 | 竹子 -

Q1 什么是“后女性主义”？

后女性主义思想往往援引女性主义运动胜利的结果，将女性群体一概而论，造成一种性别已然平等的幻象，由此因此认为女性主义已经是过时的产物。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下，后女性主义者支持女性身体被物化，甚至主动物化自己，认为女性可以通过被物化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权利，如直截了当地通过婚姻将自己的身体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提升社会地位。

此外，在21世纪的今天，后女性主义还与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结合：前者使得后女性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以及个人奋斗的成功必然性；而与后者的结合则意味着后女性主义者支持女性通过购买来实现自我赋权。

在中国，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后女性主义来解读：其一，在各大卫视流行一时的相亲节目上不乏女性自我物化的案例。一些节目女嘉宾们通过将自己的身体包装和明码标价，达到成功婚配的目的。其二，三•八国际妇女节被消费主义挪用为“三八女神节”，以购买力作为女性地位上升的标志，为女性赋权。

Q2 女性主义对后女性主义的批判有哪些？

首先，女性主义正处于多样化的趋势中。女性主义的内部斗争激烈，如美国一开始白人精英女性是主导女性主义，但这样的女性主义只能代表一部分女性群体的声音，因此其他族裔、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通过斗争取得发声的权利，让女性主义属于更多的女性群体。

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主义趋近于“集体性”的反思，而后女性主义则注重个体意愿，即当她有选择的权利时，她所做的选择给了她赋权的感受。然而这样的有选择的个体还是大多存在于城市精英群体中，忽视了底层、农村女性。一定程度上，后女性主义也未考虑结构性的不平等，如阶级问题。

最后，消费不能成为目的，盲目的消费不能带来赋权的作用。而当消费成为一种手段，它固然也有积极的赋权作用，如通过选择性消费表达态度，被看见，可以成为一种影响力量。

Q3 如何看待女校校长张桂梅反对学生做家庭主妇？由此看来，女性在女权主义运动当中是否有自我选择的权利？还是应当跟随一个固定的轨道？

从张桂梅校长的角度来看，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领导者，她清晰地意识到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之严重，且她通过争取一定社会资源为底层社会女性提供教育，自然希望自己的学生延续她的观念，通过受教育去向上地对抗不平等，而不是往家庭内走，因为历史上女性受压迫的一大原因，包括张校长所在地方有女性困境的一个原因是将女性的权益圈禁在家庭领域中。

此外，女学生自己本身所能够得到的阶级跃升等好处与张桂梅校长本身的努力和性别平等理念是分不开的，所以学生一定程度上有道德义务去自我实现，而没有向内的自由。

在女权主义运动当中，女性所选择的个人道路都是不一样的。北欧有教授就认为，女性必须成为职业女性，否则就是在给别的女性增加障碍。也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必须打翻所有的传统女性形象，去批判所有与“蛇蝎美人”（fatal femme）相关的形象，比如高跟鞋、性感内衣等。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情绪的存在，但不同的人面对父权制文化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自我内化，但有些人会选择更加极端的想法，因为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她们或许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进行情绪宣泄。

Q4 在当下，我们似乎有一种“甜蜜的假象”，仿佛女性的地位已经够高了。比如男性怕老婆，或者中东地区让女性穿上罩袍是为了“将女性当作宝石一般保护”。我们要如何打破这种女性地位虚高的幻想与陷阱？

当女性被尊崇成“女神”的时候，首先需要女性去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或许并非那么高，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陷阱，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第二，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女性意识有所觉醒，然而，我们不能夸大社交媒体的作用，因为营销号会为了传播的便捷，一定程度上选择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情绪化，使得发出的声音很难汇集，讨论的内容也不一定很有深度，最终很难形成集体诉求。

所以，女性主义一直要不停地学习，需要我们不停地反省映射在自己头上的父权文化。但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我认为，没有系统地学习、了解社会性别的概念的人，辨认和理解原先的父权文化里有毒（toxic）的成分比较难。

Q5 之前我听其他讲座也有了解到，目前的女性研究似乎都集中在了精英女性上，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劳动女性、边缘女性难以接触，或是因为她们的阶级性而无法出头吗？

这是学界的普遍问题，和学者个人的阶级属性有关。因为我们会习惯性地关注自己身边的问题。一个学者、一个作家最开始的写作都带有自传性质。先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再去探索更大的世界。而在一个阶级化的社会里，大部分走到最后的学者可能都是中产阶级。甚至，在历史上，教育率和识字率都很低的时候，写就的历史都是精英的历史，其中大部分还是精英男性，所以意识也是精英男性的意识，能够写作的底层人士很少，ta们的自我呈现也很受限。所以，去关注一些更需要迫切发声的群体是一种夹杂正义的追求。后女性主义的观点实际上也聚焦在城市女性精英女性身上。

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无论是综艺还是影视，资本的力量与明星的流量都让我们很难看到城市普通人的生活，反而呈现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恋爱梦，更难见到底层人民的生活。反过来，如果没有过底层生活的经验，很多人或许不会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对底层生活去认知，去反省。或许我们应该不停地提醒自己去make an effort。

Q6 女性与女性之间有矛盾吗？

这是当然。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当有钱的女性去东南亚国家选择代孕的服务时，当这种极端的身体性的剥削存在于“女性”之间时，她们还如何能共享“女性”这一群体的指代，又如何能认同所谓“女性”共同的权益。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问题复杂了，夹杂殖民/阶级/资本等等。那么姐妹情（sisterhood）会夹杂在各种问题当中，一方面，它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单独讨论性别的问题，而要意识到交叉性。

思 不 孤，必 有 邻，下 期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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