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瞿秋白：杂文数篇

编者案：作为革命家的瞿秋白广为人知，他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多余的话》也早已成近代白话文经典。他的杂文短小精悍，犀利准确，几与鲁迅杂文轩轾砥砺，甚至有很多杂文曾以鲁迅使用的笔名发表过。

《最艺术的国家》

《最艺术的国家》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本文和后面的《内外》《透底》《人才易得》《关于女人》《真假董吉诃德》《中国文与中国人》《儿时》等文章都是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文字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鲁迅使用的笔名发表，后来又将它们（《儿时》除外）收入自己的杂文集。这里所收文章是根据鲁迅保存的瞿秋白的手稿，文末日期为鲁迅所加。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而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性。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吗？

譬如说，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之类。当初说这太不象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同时，老实的民众，想要革掉一切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以便实现反动的民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现在早已回到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又得重新扮过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然后再挑选一下，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就作为被选举人。照文法说，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正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之祖宗。此外，象上海已经实行的民权，是纳税的就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是一面并不违背固有文化，一面扮得很象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从这一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是交涉。

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而已”。

其四，一面是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中国真是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一九三三，三，三十。

《中国文与中国人》

《中国文与中国人》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余铭。

最近出版了—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二十五。

《儿时》

《儿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子明。

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

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

——定盫诗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

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

一九三三，九，二八。

《内外》

《内外》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要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要瞎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一九三三，四，十一。

《透底》

《透底》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初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凡事彻底都好，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却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就象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都漏掉了，原来只剩了通体透明一丝不挂。

反对八股是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最初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用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格式；拿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随后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原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象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还奖励你，说打倒“打倒偶像”者，透底之至。这样，世界上就剩得偶像和打倒“打倒”者。

开口诗云子曰，算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就要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一通物。……这自然透底之至。其实，从前说反对卫道文学，原是反对那道，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当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吗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有下列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僵尸直立着，喉管透出一股气来，仿佛是在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

一九三三，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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