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术不行了？从近年武术比赛为视角谈中国武术颓败的原因

2020年5月17日，在山东淄博，“太极大师”马保国首次参加了一场正式的搏击比赛“演武堂比赛”。马保国在当地声名显赫，号称是中华传统武术的代表人物，与他对阵的则是西方综合格斗的普通兼职教练王庆民（主要工作是保安）。这场十分不对称的比赛，理应是以马保国胜出而结束，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擂台刚开打不到1分钟，马保国就惨遭KO，倒地不起，新闻报道说：“连一边的裁判都表示诧异，‘实话实说，我都有点蒙。’”

武术大师与格斗高手的对决，并非首次，近年已经成为风气，但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在此据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端倪：

1.早在2017年有杨氏太极传人、雷公太极创始人，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体验真功夫》节目中展现武术的雷雷（本名魏雷）与MMA选手的对决中，不到20秒就被打倒在地。

2.2018年3月咏春拳法传人丁浩在与人约战中，先后六次被击倒，并最终告负。

3.声称身兼咏春、太极两派弟子身份的郑家宽，并习得“失传已久”的《五枚师太古咏春金鸡拳》，与人比赛中虽多次使用插眼、掐喉、背后偷袭等违规动作，但仍被跆拳道选手张龙被制服。

马保国

4.咏春选手接连受挫，他们的师傅余昌华便站了出来，声称要为咏春正名。余昌华是咏春六段，据称为叶问徒孙，与之对垒的是是业余拳击手熊呈呈。熊呈呈右臂曾受伤，所以打拳只用左手。可能是缺乏对阵独臂选手的经验，余昌华的咏春寸拳、标指等高级技术无从施展，反而很快被让了一只手的熊呈呈击倒在地。

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如果我们去问当事人，则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马保国说自己之所以没有打过别人是因为“没有发动‘内功’”；雷雷在解释失利时说“摔倒并不是因为对手的拳太重，而是自己脚底打滑”；丁浩的失败被他归因于“赛前没有吃饱”；郑家宽则说自己的插眼、掐喉是自己的“独门绝技”，裁判不让使用是有意偏袒对手；余昌华也把问题归咎在饮食上：“7个人才两个菜，没有吃饱。”

通览下来，武术行家面对外国竞技练习者失手的原因千奇百怪，所遇的问题也各有不同，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说：“是自己习武不精”。

郑家宽

马保国等人固然为自己的失利各自找到了一个借口，但以上各场比赛多有网络直播，观看、回看者动辄数百、数千万人。数场比赛下来，网民们对他们的解释似乎并不买账，一时间疑虑窦生，众说四起，中国武术的声名也在吃瓜群众的嬉笑怒骂中一落千丈。

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武术怎么了？”、“传统武术能不能打得过海外的搏击术？”“中国武术是一场骗局吗？”这样接连的追问，不能解决的话，不仅中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不仅难以为继，就连传统武术的生存根基都难以保证。

其实，中华武术传承数千年，是有很深厚的底蕴，并非虚妄，然至于今日之颓势，则是因为传承方式、培养目标、训练方式与古代相比较而言，都发生了偏差，于是出现了人心不古、师道陵夷、技艺日弊的怪象。下面我们将就各方面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一、古今武术传承方式的变化

武术来源于远古时期的狩猎活动，后来逐渐演化军事技艺，再后来成为独立的武术门类。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师徒传承。当时社会动荡、活跃，各类士人争相竞争，其中就有游侠、刺客这一群体。

如“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以上专诸、聂政、要离皆为当时有名的刺客，游侠们“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士”，其气节、义行无不令后人有无限景仰。据学者研究，当时游侠群体的壮大很可能与墨家有很大关系，是时习武多聚于墨家之门，他们是诸子百家的一家。

秦王朝厉行专制，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与武术，也像“焚书坑儒”一样遭到极大的打击，此后一蹶不振，百家学派式的发展时期也因此结束，但武术与侠客并未消失，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此后帝制时期的中国，历代朝廷虽然对游侠多有压制，但对于武术传承大抵多是默许的，甚至个别朝代还有官方支持的意味，这里我们以宋代为例加以说明。宋代，武术的最主要的传承是师徒传承。

农耕社会之下，授武之师，习武之人都各自进行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双方的经济互动并不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师父择徒之时更出现了“道德决定论”，即师傅在选择弟子时，道德品质被看作了习武传承的首要条件。俗语便有云“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学武先学礼”，可见不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绝难成为武术名家的亲传弟子。

武术流传的过程中，还包括道德、武艺、文化。其次，武术传承中，还出现了武艺结社的形式，结社的名称多有“社”“堡”“山寨”等，神宗熙宁二年（1070 年）12月，定州知府藤浦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习惯使利，与夷无异。”显然朝廷对此怀有戒心。

最后，政府组织习武。宋代以后，武举的出现把武术和仕官结合起来，极大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还设立了很多武学，把武术训练和兵学结合在一起，以其为国家培养有效的军官。本来就有良好道德基础的习武者，更受到师门的传承，使得他们不至于恃强凌弱，发展好者卫国护乡，不济者也能强身健体。

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弱，国民体质羸弱，传统武术除在传统的传承发展之外，面临着如何强健国民体格的重要使命，各习武之人在模仿学习外来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育才人数、引入新式训练方法等改革。建国之后，武术一度被与体育强行并轨，对武术发展传承造成严重的影响。

近年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武术教育却呈现出不少乱象：其一，各类名头的大师、传承人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真假莫辩。其二，武术教育出现市场化趋势，武术学校的生源更成问题在高等院校日益普及的今天，稍有智慧者往往首选读书，不会选择习武，武校也就很难获得优质生源。

目前武校所招学生大多都是学习不好的后进生，甚至还有不少家长为了推脱教育责任，把问题儿童和青春叛逆的孩子送到武校，名为教育，实为代管。武校为图赚钱，对于各类学生“兼容并蓄”，一概收纳，日常管理之中，也只是强调纪律，至于道德培养、武术训练、文化教学往往流于形式。

武术教育的产业化是武术传承区别于古代的最主要的不同。当今高度逐利的产业化和流于形式的教学，武校所培养的学员很难习得真正的武术，亦难养成高尚的武德，更难以获得真正的学识，大多数学生在武校过完了迷茫的青春期，然后便被推向社会，成为芸芸众生的一个个普通人。

二、古今武术培养目标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古代武术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在各类武术著作，如《武编》、《混元剑经》的影响下，在武举日渐完善的背景下，习武者的往往会出现“武表儒内”的特质和“习武仕官”职业发展规划。

古代武举

武举的创设始于唐代的武则天。唐代极力开拓，国家崇尚武功，当时武则天为削弱关陇贵族集团的势力，仿照科举制度设立了武举制，并允许平民子弟参加。武举的考核便以武艺为基础，考试的内容包括：“步射”、“骑射”、“马枪”（即马上功夫）“举重”、“样貌”、“言语”、“神采”。 除了后三项之外，剩下科目都与个人武艺有关。

依照唐朝的选拔标准，其胜出者必然是身材魁梧的大汉，不管武进士门的指挥能力如何，光其体格就能让士兵们畏惧三分。可能鉴于晚唐武将多跋扈的背景，宋代的武举制度将重点放在了对应试者“谋略”的考查上，对武艺的考查也简化为“马射”与“步射”，“策问（笔试）定去留，弓马定高下”遂使得宋代武将偏于文弱。

武举在明清时期变得成熟起来，当时武举文武兼备，文试被称作“内试”，武试称作“外试”。第一场先考“外试”中的马射，第二场再考步射和技勇，技勇包括拉硬弓、耍大刀和举重，最后第三场再考策论（起初策略较难，后来只要默写出兵书百余字不出错即可）。职业武人不必拿着诗书惺惺作态，只好强健体格，舞好刀剑。

清朝武举

因为习武需要更多的粮食消耗和大量的器材采购，故而古代习武者多是富裕之家，古人习武被视为一种精英教育。不少家庭让孩子自幼习武，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在未来通过武举，谋得一官半职，进一步提高家族的地位。

近代以来，因为战争模式的改变，个人作战能力不再是被看重的东西，武举随即被废除。武举被废除之后，继之兴起的是各类军事院校，如保定陆军学院、黄埔军校等，这些军事院校在训练未来军官们的体能之外，更多的则是在教育未来的军官们学习军事学、管理学、弹道学等方面的知识，武术则随着战争模式的变化在军事中的作用变得一去不返了。

近些年来，随着武术教育的产业化，大量的人员蜂拥学武，犹如过江之鲫，武学俨然已经大众化。然而，大小武学院校、各类掌门的武术水平高低不齐、各种宣传真真假假，普通民众难以摸清，故而培养出的人员也是良莠不齐。更要命的是，武术学院的增设、武术学员的扩招，并不意味着就业门路的拓宽。

因为，在当下知识经济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中下层习武者来说，武术往往并不能带来直接利益。

武术行业，如果不做到顶尖，很难以此谋生，于是大部分的学徒，在花费数万金钱、耗费数年时光之后，面对生活和家庭的压力，往往会转而进入工厂的流水线，乡村的田间地头，开始像普通工人、农民一样的生活，真正能够继续从事武术比赛、武术教学、私人保镖等类似行业的人少之又少。

面对这种情况，绝大多数学员也是心知肚明，他们在入学一段时间后，对于武学也不再怀有崇敬的态度，更多的只是将其视为一种职业技能。习武热情普遍消减，引发了武学传承危机，故而常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

三、古今武术训练方式的变化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从唐到清的武举考试之路，就会发现：武举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以武艺考查为主，这样也就使得古代习武之人的主要工作仍是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次要的时间是学习武术招式。古代人身体资质佳者方才可能会立志学武，他们往往从五六岁时的幼儿时期就开始锻炼了，这被称为“童子功”，之后数十年不分寒暑，辛勤锻炼方才有脱颖而出的可能。

立足于强壮体格而练习的武术，是中国古代普遍认可的标准。如明代武举选拔比赛中有举重（掇石）一项，所举石块重达一百二十斤（折合今天的约为150斤），需要连续举多个回合，如果体力不济则不能可能达标，考试也就不及格。我们知道，御前侍卫几乎等同于武林高手，他们是怎么选拔的呢？

据万历《大明会典》的记载：御前侍卫的选拔十分严格，要求身高至少五尺三寸（170cm），负重能达到四百斤（约今天的238.72千克），可见御前侍卫是绝对的大力士标准。拥有大力士的身体，再学习一些武打招式，才能有成为武林高手的可能。

反观，现在习武之人很多并不是一开始就立志学武，往往是读书不成，少不经事，无法劳作，转而把学武作为过渡之用，于是很多习武者身体羸弱，或者体力普通，身体条件不能算好。进入武校之后，靠死记硬背，学了些三招两式，就以为自己已经大成，实际上多由于资质平庸（读书不成），并不会活学活用，临战反而经常吃亏。

更有个别人，创造了些虚头八脑的招式，再起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名字，试图把武术神秘化，继而让别人摸不清自己的底细，借此招摇撞骗，大肆牟利。殊不知，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技巧都是浮云，更何况那些招数本来就是假把式、花样式，算不得真技巧，被秒杀、被打的一败涂地也属于自然。

国外某拳击运动员和国内某武术大师身形的对照图

古时习武，以健体为本；今日习武，以招式为用，取径不同，结果迥异。古人习武，持刀跨马，临战厮杀，快意情仇；今人习武，招式翻新，花拳绣腿、竞相表演，赚钱获利。此两者迥然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华武术古今的境遇的异同。

结语

笔者本文并非否认武术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武术的价值是永恒的，因为人类社会永远存在着体弱多病者对于健康强壮的追求，弱势者对于自我防护的追求。这两种追求是普遍的、大众的，永远不会消失的。

这也决定了武术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武术需要向社会大众弘扬健身方法、散播防身之术的同时，可以收取适当的经费，作为武术行业维持下去的前提，大众与武术行业实现实现共赢。

需要说明的是，大众所学武术是肤浅的武术，目的求健身、防身，武林人士所学的武术是深刻的武术，中华武术有赖于少数的习武者传承立志传承、创新，他们需要依照古法，自小锻炼、寒暑不辍，辛勤一生、不断思考，方能使得数千年传承至今的国粹有所传承、有所发展。大而广的普及之路，小而精的传承之道，两厢并举，才可能使得中华武术行远致广。

参考文献：

贺兰雪：《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和武状元》，《人才资源开发》2019年第9期。

丁丽萍，徐烈：《明清武术论著作者地理分布及群体特征之比较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大师们的擂台又吓了观众一把》，《潇湘晨报》A08版，2020年5月19日。

张宗林：《古代武术传播方式研究》，《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