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水稻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关于初期筹建工作的回忆（中）

徐元泉副部长听了我们汇报后，请张永元处长尽快给农业部打电话，建议给国务院报告中，写明在杭州市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基础上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把富阳县皇田畈农场作为实验基地。 第二天上午，徐元泉副部长把我们反映的意见和浙江省有关领导进行研究。 1981年4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1981）52号“关于同意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浙江省农科院水稻所基础上筹建的函”上报国家农委。 该函全文如下：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函

浙政发（1981）52号

关于同意中国水稻所

在浙江省农科院水稻所基础上筹建的函

国家农委：

关于中国水稻研究所建制问题，经我们研究，同意在我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基础上建所，担负全国水稻研究任务，同时承担我省农科院水稻所的科研任务，实行部、省双重领导，以部为主。有关建所的具体事项如何进行，盼予指示。

浙江省人民政府（章）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抄送：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编委、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农委、省科委、省编委、省农业厅、省农科院

最后，由国家科委与国家农委、国家计委研究并商得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报国务院办公厅审批。报告原文如下：

国 家 科 委

（81）国科发计字332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农业部拟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事宜，经我们与国家农委、国家计委研究，并商得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拟同意在杭州市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把富阳县皇田畈农场作为实验基地。实行农业部和浙江省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领导体制。该所在担负全国水稻研究任务的同时，还承担浙江省水稻研究任务。

研究所的经费渠道，除国际水稻所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筹集资金外，基建投资、事业费、劳动指标、人事安排等均纳入农业部计划。编制为三百人（主要是科技人员），人员务求精干。关于水稻研究所各个实验室的设置，建设的规模及标准，在计划任务中论证。计划任务书待国外资助确定后，按基建程序另行报批。以上当否，请审批。

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浙江农科院水稻所基础上筹集的函

国家科委（章）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抄送：国家编委、国家计委、国家农委、农业部、中国农科院、财政部

本委：武衡、大林、江明、东宛、杨淩同志、四局、计划局、办公厅、存档（2）

国务院万里副总理在国家科委给国务院办公厅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两字，并在同意两字旁边写上日期“6月11日”。

万里副总理在报告上批示

上述文件表明，国务院同意在杭州市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基础上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将富阳皇田畈农场作为实验基地。这一消息传开，在一年半时间内全国各地有三百多位科技人员申请来所工作。

建立中国水稻研究所是发展我国水稻科学事业，提高粮食产量的一项重大决策。浙江省农科院同意在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基础上建立中国水稻研究所，这是对建所的重大贡献；同时在短期内也会削弱省农科院在农业研究方面的影响力。应该说，浙江省农科院的领导和同志们具有高度的“全国一盘棋精神”。

浙江省农科院是全省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由于水稻是浙江的主要粮食作物，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水稻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院内不少专业研究均围绕以水稻为中心开展研究。如果没有水稻研究这个中心，就会削弱省农科院在农业研究方面的影响力。浙江省农科院水稻所有一位老同志 （留在院内） ，他为水稻所发展到当时的研究水平倾注了全身精力和做出重要贡献，他对水稻所的感情之深，非同一般。他非常激动地对我说：“你为了个人要升级，把浙江省农科院的心脏挖走了”。我向他解释：国务院批准在浙江省农科院水稻所基础上建立中国水稻所，该所在担负全国水稻研究任务的同时，还承担浙江省水稻研究任务。因此，对于浙江省的水稻研究力量只会增强、不会减弱。您讲的心脏还在浙江，而且心脏更强了。我本人作为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是为本所广大科技人员服务的。为了使本所广大科技人员，能够有更大的研究舞台；能够争取到重大的水稻研究项目；能够有充足的水稻研究经费；能够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能够有较多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人员培训，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都是有利的，对本所广大科研人员也是有利的，我不是为了个人。大家知道，1979年7月，浙江农科院给省农委打报告，要求将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浙江，省分管领导最初没有同意。在走投无路情况下，为了国家和本所广大科技人员利益，我越级给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同志写信。您怎么会理解我是为了个人呢！我向他解释以后，这位老同志坦率地说：“今后浙江省水稻研究力量是会加强的，主要是水稻所上划后使省农科院的优势学科没有了”。后来，我和水稻所副书记黄效林同志商量，并请示筹备小组副组长金孟同志同意，我们向农业部朱 荣副部长提出三点请求：第一，浙江省农科院水稻所是该院的优势学科，现在上划了。农业部是否可以支持该院原有某一个学科 （由省农科院选定） 使其发展成为农业方面的优势学科，使省农科院增强新的影响力，不然从省农科院上划的科技人员心里都有点不安；第二，省农科院水稻所不少优秀人才上划中国水稻所，农业部可否给省农科院一些出国培训名额，培养高级人才，弥补部分上划中国水稻所失去的优秀人才；第三，为了节省中国水稻所筹建期间調入人员住招待所的经费，请省农科院帮助安排新調入人员的住宿，建议农业部给省农科院新建3000平方米住房作为补偿 （不占水稻所建筑指标） 。当时，朱荣副部长表示可以考虑。后来就是大家看到的：省农科院病毒研究室扩建、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级人才、采荷三千平方米住房。

三、在杭州市落实所址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杭州落实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建所地址，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1981年10月28日，为了加快建所工作，经农业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成立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由朱 荣、吴植橼、何光文、张天成、方悴农、费立人、金孟加、章一华、郭桂盛、余大白、杨继宗、蒋玉铭同志组成。农业部常务副部长朱 荣任组长，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吴植橼、浙江省农委副主任张天成、中国农科院科研部主任方悴农、浙江省建委副主任费立人、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金孟加任副组长 ，省农科院副院长杨继宗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党支部书记蒋玉铭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1982年11月29日在第一次筹备小组会议上，增加浙江省人大副主任朱祖祥同志为筹备小组副组长，省农科院副院长闵绍楷、杭州市规划局局长沈鉷、浙江省人事局处长武光福等同志为筹备小组成员，免去杨继宗同志筹备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工作。

1983年4月12日，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并征得农牧渔业部同意，增补沈祖伦、李德葆同志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备小组副组长。免去吴植橼同志的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备小组副组长职务。

筹备小组副组长、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金孟加等同志在杭州市桃花山一带选择建所地址

为了在杭州落实所址，时任农业部部长林乎加同志先后给浙江省委铁瑛书记、李丰平省长和杭州市委厉德馨书记写信。为考虑便于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吸引国内外优秀科学家来所工作和培养高级人才，希望将该所所部、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高级研究人员的宿舍建在靠近风景区的地方。铁瑛书记、李丰平省长和杭州市委厉德馨书记对此也非常关心。在筹备小组副组长张天成、金孟加带领下，筹备小组办公室蒋玉铭、黄效林、李勤、宋永贵、金本玉等同志，从黄龙洞（以前是奶牛场）、万松岭、金沙港、钱江果园、桃花山、华家池等……先后找了十多个地点，都不能落实。例如，钱江果园位于钱塘江北岸、六和塔与九溪之间，筹备小组副组长、省农委副主任张天成同志带领我们去看了以后，大家都认为那里作为所址较合适。省农科院离休干部王承惠同志对我说，时任杭州市人大主任陈侠同志，担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期间分管农业，对农业比较熟悉，全国水稻所需要建在杭州容易理解。王承惠同志三次带我去陈侠同志家。我向陈侠同志汇报，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杭州，是省委铁瑛书记和李丰平省长积极争取来的“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国务院已经批准在杭州建所，落实建所地址非常困难。省农委副主任张天成同志带领我们去看过钱江果园，大家都认为那里作为所址较合适。请求陈侠同志大力支持。最后，陈侠同志同意将钱江果园作为全国水稻研究所的所址，你们可以向农业部汇报。但是，后来杭州市长周峰同志不同意。他要将所址从钱江果园向西移，改在桃花山。因为钱江果园作为所址大家认为较合适，我们向周峰市长请求最好不变。周峰市长、市规划局沈鉷局长先后七次要我们将所址改在桃花山，并且说在桃花山好，等于扩大杭州市的风景区，今后可以将公交车直接到达那里。李勤同志对每次谈话都有记录。我们尊重和认同周峰市长的意见，并向部、省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中共浙江省委铁瑛书记批示：“所址就定在桃花山，不要再变了”。省政府已经准备发文件，通知我们去校对文件中有关所址的边界。这时，杭州市政府办公室给省政府办公厅报告，说明杭州市政府没有同意所址定在桃花山。这是否省委铁瑛书记的批示没有依据？或是省政府办公厅向铁书记的汇报不正确？还是我们向省政府办公厅汇报造假？为了避免产生这些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将杭州市长、规划局长先后七次要将所址从钱江果园改在桃花山的谈话记录，报告省政府办公厅。万万没有想到，反映实情的谈话记录，受到了吴植橼副省长严厉批评：“你们与杭州市周峰市长的关系搞坏了，今后还能在杭州市落实所址吗！”。我们是尊重和认同周峰市长意见，同意将所址从钱江果园改在桃花山，怎么会与周峰市长关系搞坏了呢？对吴植橼副省长的批评，我们筹备小组办公室的同志都不能理解。但是，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81年12月1日，杭州市规划局越级给国务院办公厅打报告，不同意中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杭州市。报告全文如下：

杭 州 市 规 划 局 文 件

杭 规（81）字 第83号

关于中国水稻研究所定点的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科委（81）国科发计字332号给国务院办公厅报告中提出“拟同意在杭州市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把富阳县皇田畈农场作为实验基地。”万里副总理圈阅同意。

该所提出，需将学术交流厅、专业培训楼、水稻博物馆以及培训人员、研究生、科学家等住房共计面积1,7万平方米，需征用土地60-70亩要求定在杭州市区。

根据国办发（81）70号文件，要严格控制杭州市城市规模，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并指出“今后，中央有关部门和军队系统，在杭州市区新建单位或外地迁入单位，都应经过国务院批准。”

杭州市的城市性质已确定为风景旅游城市，为了控制城市规模，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将富阳开辟为文化科研中心，作为杭州市的卫星城镇。富阳距杭州市仅37公里，交通便利，风景优美，现已有六机部的七一五所定点在富阳。

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实验基地已确定在富阳，我们认为研究活动应该与实验基地结合。并鉴于杭州市人口急剧增长，土地十分紧张，各项公用设施跟不上，因此该研究所全部设施，均应设在富阳。

杭州市规划局 （盖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

抄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国家科委、国家农委、省人民政府、省建委、省农科院、市革委会、市建委

杭州市规划局领导把上述文件交给我们时说：“如果国务院办公厅不来批复，你们不必再来找我们。如果水稻研究所能建在杭州，西湖中间早已挤满人了。你们快去富阳县找一个好地方建所”。我立即向吴植橼同志汇报，他指示请农业部把国务院的批复拿来，没有批复不好办了。我去了北京，在向部、院筹备小组领导汇报之前，又认真阅读和研究杭州市规划局给国务院办公厅的报告。

根据国办发（81）70号文件，“今后中央有关部门和军队系统，在杭州市区新建单位或外地迁入单位，都应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科委给国务院办公厅的报告中：“拟同意在杭州市浙江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把富阳县皇田畈农场作为实验基地”。万里副总理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我认为，这就是国务院批准同意在杭州市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如果这不是国务院批准同意，那么怎样才是国务院批准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去请示国务院办公厅。我是个共产党员，怀着为国家、为人民办事的热情，第二天一早去找国务院办公厅。我是个外地人，不知道国务院办公厅大门在哪里，把新华门误认为是国务院办公厅大门。经过向不少人问路，才找到国务院办公厅大门。但是，我没有带浙江省政府、农业部的介绍信，站岗的解放军同志不让进去。我向这位解放军同志说明，万里副总理批准在杭州市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是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现在该项目无法进行下去了，需要向万里副总理秘书紧急报告。如果不让我进去，让我给万里副总理秘书打电话也可以。那位站岗的解放军同志工作非常负责，看了万里副总理圈阅“同意”的复印件，帮助我接通了电话。结果非常顺利，国务院办公厅接电话那位同志，是负责该项目调查和了解清楚后送万里副总理批示的。现在该项目出了什么问题？他非常关心，要出来接我进去谈谈。这是我第一次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大门口附近的接待室内，他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回答，杭州市规划局给国务院办公厅打了报告。他们不同意全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杭州市。根据国办发（81）70号文件，“今后，中央有关部门和军队系统，在杭州市区新建单位或外地迁入单位，都应经过国务院批准”。他们把万里副总理的圏阅“同意”， 不认同是国务院批准同意。所以他们直接给国务院办公厅打报告。如果你们对此没有批复，在杭州筹建水稻所工作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为了使筹建工作顺利进行，请求国务院办公厅给杭州市规划局发一个批复。只要说明万里副总理批准同意，就是国务院批准同意。

但是，国务院办公厅的那位同志回答，杭州市规划局越级给我们的报告，如同群众来信一样，我们现在要找也很难找到。当时，我带了杭州市规划局报告的复印件，立即给他。最后，他说让我们研究一下，两天后上午你早点来，给你答复。

这两天的日子感到过得特别慢。1981年12月26日上午七点半左右，我在国务院办公厅大门口等候，穿了南方的棉衣，挡不住北方冬季的寒风，冷得发抖，鼻子流水，内心又感到非常着急，这是关系水稻所能否建在杭州的关键时刻。突然间，国务院办公厅接待我的那位同志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带我第二次进了国务院大门。在接待室内有暖气，他还给我一杯开水，我双手捧着开水杯感到全身温暖。他对我说，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同意给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函。这文件已经办好，按照规定不能交给你本人带去，只能按照规定发送，农业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很快就可收到。我向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筹备小组领导汇报这事，他们都很高兴，并赞扬我这件事办得好。后来我看到的文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81）国办函字88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杭州市规划局来文转去，请阅处。

关于在杭州市建立全国水稻研究所一事，已经农业部、国家科委等单位与你省协商同意，并已于今年六月报经国务院批准。现杭州市规划局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建办公室为具体所址问题发生分歧，请你们与有关方面协调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抄送：国家科委、农业部。

杭州市规划局于1981年12 月1日给国务院办公厅的报告，在同月25 日，国务院办公厅（81）国办函字88号函复浙江省人民政府。这文件极其珍贵，是国务院批准中国水稻研究所建在杭州市的重要证件，对筹建工作也是极大的推动。

1982年11月29日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备小组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根据农牧渔业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转发“中国水稻研究所筹备小组会议纪要”，其中有关所址问题：“为了有利于科研、教学、推广相结合，便于开展培训和国内外科技交流，经农牧渔业部和浙江省政府及有关方面商定，将中国水稻研究所所址设在浙江农业大学内。浙江农业大学表示欢迎，为具体落实已作了初步安排。为了不影响农大的发展，中国水稻所在校内主要建设学术交流及培训中心和所部用房，具体地点由浙江农业大学规划确定”。“在杭州市区结合旧城改造，建造高中级科技人员宿舍和联络接待用房，共一万平方米左右。杭州市规划局表示尽快具体安排落实”。“由于近年来浙江农大的土地减少较多，中国水稻所又要在校内使用部分土地，省市领导已原则同意在其附近征用三十亩土地”。

在省、市领导大力支持下，李勤同志是四明山来的老革命，会做思想工作，她最先拿到了杭州市规划局的批文。结合旧城改造，拆迁武林门菜场，在市中心建造19层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大楼。该大楼主要用于高中级科技人员宿舍和联络、接待用房。有了市规划局的批文，建筑设计才能进行。但是，中国水稻所要在浙江农大校内建设学术交流及培训中心和所部用房，具体地点由浙江农业大学规划确定，结果没有落实。因此，农业部上报国家计委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基建设计任务书”中缺了所址建设这部分内容。

1983年2月3日，国家计委批复了农业部上报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基建设计任务书。总投资为五千一百万人民币（包括后来追加的五百万元）。为了该项目获得批准，当年春节刚过，张天成、宋永贵同志和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共九人坐火车去北京，只买到7张卧票，2张坐票。宋永贵同志把卧票让给人家，靠窗的坐票留给自己，在火车上夜间车窗有风受了凉，后来身体发烧、小便带血。向农业部、中国农科院汇报本所的初步设计以后，经过讨论需要修改和补充，宋永贵同志带病完成这一工作，并尽快上报国家计委。其他同志在报告上报国家计委后即可回杭，而宋永贵同志留在北京，负责与国家计委保持联系，争取早日批准。一直到国家计委批准基建设计任务书后，他才安心在北京中医医院住院治病3个月。他回杭后去浙一医院检查，必须切除一个肾脏，另一个肾脏也不好，需要注意保养。可是为了筹建工作，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直至两个肾脏全部切除。参加筹建工作前，宋永贵同志是浙江省农科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科技人员，曾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的四位主要参加人之一。

（未完待续，请查看今天发布的第三条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