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后澳大利亚发涉台声明 专家：与美国沆瀣一气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郭媛丹】继美国务院发言人涉台“关切”言论后，美英澳三边安全联盟（AUKUS）中澳大利亚也紧随其后主动发声。专家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处理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澳大利亚通过这种方式向亚太区域国家表明其将与美国沆瀣一气。

10月1日以来，解放军连续几天大规模组织军机进入台湾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巡航。

对此，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称，美方对中方在台湾附近军事挑衅活动深表关切，此举易引发误判，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敦促中方停止对台施压与胁迫。美将依据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维持对台承诺，支持台加强自卫能力。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发表强硬回应称，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对外发出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美方应纠正错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以实际行动维护而不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除了美国之外，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此发表评论表示担忧。据英国《卫报》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言人当地时间4日在回复该报询问时表示，“澳大利亚对中方过去一周频繁 ‘侵扰’台湾空域一事感到担忧”，表示堪培拉政府盼望的是一个“安全、繁荣且基于法治的印太地区”，“无论是要处理台湾还是其他地区的争议，必须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不应采取威胁、武力或胁迫行径。”

此外，台湾“中央社”报道，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5日下午抵达台湾桃园机场，随即在台湾“外交”人员陪同下办理通关手续。阿博特此前曾表示，他“强烈支持”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表示，澳大利亚通过这种方式向亚太区域国家表明其将与美国沆瀣一气。“在亚太地区秩序塑造中，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显示其对华政策将以竞争和对抗为主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处理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窜来跳去，在亚太地区制造纷争和混乱，其意图昭然若揭。”

虽然澳大利亚和美国不是一个重量级，但澳大利亚在战略上与美国协调配合的意愿十分强烈。李海东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试图加大其存在，使美国在该地区能有更多力量支撑。环顾冷战后美国海外军事介入行动的历史，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基本都参加了这些军事介入行动，这表明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铁杆跟班。”

9月15日，美英澳三国建立的三边安全联盟（AUKUS），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的举动是否有其它目的？李海东认为，澳大利亚此举的确是希望赋予AUKUS以实际功能，从而使得AUKUS机制在亚太地区不断强化，为未来AUKUS机制功能和可能的成员扩大做铺垫。

延伸阅读

美媒：“单挑”中国 到底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什么？

美国《纽约时报》9月27日文章，原题：澳大利亚单挑中国，做对了吗？ 几年前宣布将“站起来”对抗中国的澳大利亚，如今正艰难应对政策和语气急剧转变带来的政经后果。正是这种转变的助推，堪培拉与北京的关系陷入几十年来的最冰冷状态。盟友称赞澳展示了小国如何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但日益大声的批评者发出警告：澳面临在抵制中国的热度中失去战略焦点的风险。为对抗中国影响，澳制定“一刀切”的新法案。这使澳日益增长的华裔处于被怀疑的阴影下。看似良性的对外交往（不仅是与中国的）也受到影响。

澳农民和酒庄老板不知中国是否或何时会解除对其产品的禁令。中企对奶牛场等行业的投资提议被澳政府叫停，且往往没任何解释。甚至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合作也被取消。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员安德鲁·查布说，其他国家需从澳吸取一系列警示性教训，特别是不必要的危言耸听——这反过来又推动了过度的国家安全立法。

中国已变得更加敏感和具有惩罚性，受到挑战时决不退缩，并通过制裁和冻结高级别会谈来打击澳大利亚。迄今，澳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住经济打击。但一些前澳大利亚官员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在中国失去的市场份额将带来更大伤害。而且，澳政府觉得自己敢于带头反对北京“霸凌”，这种心态阻碍了对于像澳这类中等国家应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健康辩论。澳不愿公开详细说明如何应对中国——其最大贸易伙伴，这加剧了不确定性。

前外交官理查德·莫德说，澳越来越担心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相比中国正在减弱。但这一点，在澳国内并没有大声讨论。澳官员知道中国可能对（澳的）强硬政策作出严厉回应，但较少预料到澳对自己造成的损害。

澳政府把注意力转向大学和研究机构可能存在的非法影响和间谍活动后，科学成为另一个定义模糊的敏感领域。最近，这种担忧渗入一个美中澳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气候变化。澳最高科研机构6月份表示，将结束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的合作关系。澳情报官员称，外国可利用海洋研究来获得海战优势。但有关科学家对这种说法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的研究聚焦全球海洋趋势，对导航并无用处。

许多观察家说，澳政府内部容忍的讨论范围已缩小，这造成群体性思维的危险。过于关注安全影响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增加了政策错误的风险。（作者克里斯·巴克利等，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