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的少儿抚养比这个数据很关键，代表了还在工作的人需要抚养未成年儿童的大体情况。一般来说，这个数值越大那就代表社会发展的潜力越大，但它也有个最优阈值，最好不要低于38%，一旦低于这个阈值，整个族群的发展形势就会在20年后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它首先会到达巅峰，然后再慢慢变得无力。
比如1965年日本的少儿抚养比就是处于38%左右，20年后的80年代冲到了巅峰，海外日本商人财大气粗，犹如2010年左右的华夏大妈扫荡欧洲奢侈品，那时的日本商人一度嚷嚷着要买下北美的各处地标建筑，之后的广场协议只不过是表面原因罢了，让日本从巅峰开始滑落，难以重现80年代热血闯荡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少儿数量不足及老龄群体增大，导致了日本失去30年的出现。
回看华夏也是如此，我们的少儿抚养比阈值在1990年是38%，20年后来到2010年，那时候真的是蓬勃发展，除了华夏大妈打出名气之外，各地的居住成本不算太高，现在具有幸福感的群体基本都是在那个时候上车的。但是退休老龄群体也逐渐增多，养老支出越来越大，带来了庞大的社会成本花销，分摊到适婚群体的利益也就不足了，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愿望。
如今在一二线大城市里，对于普通工薪，不要说二胎了，一胎抚养成本都已经够大了，不是不想生，实在是有苦衷。从1990年到2020年，仅仅三十年的时间，华夏大地的少儿抚养比就从38%急速掉到25%，比日本的21%实在是高不了多少，而老年抚养比又快赶上发达国家韩国了，令人感慨的是，我们的人均GDP仅为韩国的1/3，不到日本的1/4，社会总抚养比的支出很是不为得过，所以唯有鼓励生育，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以人口红利来均摊今后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的巨大退休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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