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影评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老家浙南文成上班。有两位先生经常约我看电影。一位是县文化馆创作干事王嘉棣老师，还有一位是我在卫校读书时的老师、中医理论家王贵淼先生。两位当时四五十岁年纪，装束整齐划一，兰卡其中山装，上衣兜别一支亮闪闪的钢笔，老成持重。每次见面，两位先生必言：“有空不？陪我看场电影。”

他俩都是当地影评组的成员，手头有票。免费看电影，我正求之不得呢。“二王”看电影，风格迥然不同。王贵淼老师像个“喇叭筒”滔滔不绝，双手捧着一只玻璃茶缸（可能是药房中盛什么药的罐），每当看到精彩之处，就高高托举起仰头咕噜咕噜喝茶。王嘉棣老师是个“闷葫芦”，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老是抽烟，一支接一支；立锥之地，烟雾缭绕，熏得我及邻座眼泪汪汪直翻白眼。

“二王”带我看电影，不是白看的，观后要谈观感。一句话也行，一个字也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两位前辈面前，我也不客气，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那时，我不是影评员，但我的一些观感，经常会以“观众某某某认为”的方式出现在“二王”的影评中。

“二王”戏谑中带着赞赏，称我为编外的“超级影评员”。我欣欣然。

那时的电影文化十分活跃，上至省市乃至全国，下至各县区几乎都有影评组。当地的影评组成立于八十年代初。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它只是隶属于电影公司的一个松散组织。由电影院具体负责，不定期印发油印刊物《影评选辑》。影评组最初只有六七个人，大都来自文化部门，也有个别其他单位的。我与他们都有接触，闲聊时经常谈论电影，喜欢臧否电影人物。

1986年4月，影评组人员调整，我终于有机会正式“转正”了。记得与我一起进入影评组的还有青年文学爱好者苏哲。苏哲比我小几岁，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戴一副文绉绉的金丝眼镜。人前人后我管他叫“苏小妹”。当影评员最实惠的待遇，就是可以免费看电影。每逢新片到了，电影院提前给每位影评员赠送两张影票，装在信封专人送到案头。

送票的是一位我喊他“电影公司”的大叔，玉壶那旯旮人，说话轻声慢语。其实我小时候见过他，那时他还是小伙子送电影下乡，我们一群小屁孩欢呼雀跃，大老远就冲他喊：“电影公司来了，有电影看啦！”后来，我到县文化部门上班，与他的亲戚算是一个系统的人，彼此经常见面，我还改不了口一直管他叫“电影公司”，他也不以为忤，足足喊了十几年，以致我至今仍不知他的真名实姓。

从少年开始，我就是个超级电影发烧友。长期订阅《大众电影》杂志，半年装订一册，宝贝似的收藏于书柜最底层。不大的陋室，不太宽敞的墙面、天花板贴满电影海报；王心刚、刘晓庆、达式常、斯琴高娃等俊男靓女照在房间里摇晃。影院里放的电影几乎看个遍，不忍落下半个场次。我还有一个绝门功夫，就是喜欢的片子可以重复看，连续看N遍也不过瘾，可谓百看不厌。

位于建设路中段的电影院，是当年这个三等小县最繁华之处。每当夜晚降临，这里霓虹灯闪烁，人山人海。电影广场——其实算不上广场，也就是一片空地而已，两旁竖立着电影宣传画，其中有一块就是影评专栏。影评栏每期发两三篇影评，都是针对时下放映的新片的。那时打字还是稀罕物，影评都是哪位老先生用毛笔正楷抄写的。我是影评栏前的常客，过去专看别人的影评；后来成了影评人，也看自己的影评。影评栏前经常聚满人，有人还高声念出声来。

在影评栏上发表影评，于当时是一件非常显赫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谈恋爱。有个夜晚与女朋友逛街，我连哄带骗将她“拐”到电影院影评栏跟前，相当于设计一个景场，让她无意间看到我写的影评。见有那么多的观众驻足观看，女朋友两眼发光，妩媚爱恋的眼神中骤然多了些许钦慕与崇拜……

现在想来，十分好笑；妄图虚荣，莫过于此也。

写影评的妙处，就在于自由，没有固定的框框或模式。我打小喜欢惊险侦破片，记得写的第一篇影评，就是《神秘的大佛》观后感。写这个影评时，我还在高中读书。到了影评组，我痴心不改，重点仍然倾向于惊险侦破片。《梅山奇案》《508疑案》等影片上映，我都写过影评。当年山城放映《林中迷案》，现在想来，这个电影其实拍得一般，但案件错综复杂，吊足我的胃口。记得当晚无眠，蛰伏斗室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千言，一挥而就。这个影评，后来被推荐到市里，供全市影评员交流之用。

影评组很少组织活动，大都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静观状态。印象中开了一次非正式的茶话会，正是电影《少年犯》风靡全国的时候，我们去影院观影之后，专门到县文化馆喝茶，专题讨论这部电影的艺术特色及社会意义。那是一个纯真年代，只一杯清茶，大家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真可谓高山流水遇知音。会后，电影院专门推出了一期专刊，将有关影评汇集成册。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影评组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致销声匿迹了。八十年代影评组，相当于现在的“电影沙龙”，虽然短暂如昙花，却让人终生难忘。它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文化印记，更是八十年代那个火热奔放的时代赋予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富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