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易杂记，第151节，“商兑”阙疑

151、“商兑”阙疑

逢防非冠肺炎封禁在家，欲上网看一看《汉学商兑》。书名触及敏感神经，便忍不住要“商兑商兑”。书名“商兑”，引自《周易》爻辞取义商榷、商酌。我前年作《周易卦爻辞正训》，也不得已取商榷、商酌义。历代注家无一例外皆如此释，我则疑其虽合象法，却未必切合周公爻辞本义，至于为什么，也不敢下定论，尝试言之——

《兑》九四：“商兑未宁。”（

）古人记述商榷之事时，用“谋”字、“询”字，而不用“商”，如“谋及庶人，谋及卜筮”（《书·洪范》）、“载谋载惟”（《诗·生民》）等。创作年代，《诗》《书》去《周易》不远，是较可靠的诂训参考文献。再往前追溯，殷墟甲骨卜辞中，“商”字多取为商族神主义，或借用作国名、地名。但值得注意的是，“商”的甲骨文字形，据朱芳圃释：“象烛薪于架上，以祭大火星的形象。”我以为，这才是“商”字的本义，周公爻辞“商兑”取用的，极可能就是这个本义：离火、巽架、巽祭、离星兑秋（兆示夏秋之际，取象与《革》同）等，九四所领诸象素，是完全可以演绎出“祭祀大火星”的象义的。

后人皆知大火星与商人有特殊紧密的族群信仰层面上的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火星与周人也同样有密切的生活关联。《诗》有“七月”，就真实记录了西周时期从先人公刘以来，在豳地（bin，今陕西西安一带）进行农事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大火星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又名商宿、商星、明堂，每年夏历六月出现于正南夜空，方向最正，位置最高。以后渐渐西移，到七月便沉入西方偏下，所以叫“七月流火”，用星象变化描述时间，表示夏去秋来。《兑》《革》两卦，似皆从这个特定角度取象系辞。此外，《兑》初九言“和兑”，“和”字，已有商榷词义在里面，再释“商”为商榷则语义重出，不合周公六爻系辞行文赋义的笔法。因此，我倾向认为《兑》九四“商兑”之“商”，极有可能就是指祭祀大火星。之所以不敢下最后结论，是因为有两个证据还不明朗、確定：①周初，周公时代，“商”字到底有没有已衍化出商榷、商酌之义？②周初，或前周，周人到底有没有祭祀商星的习俗和仪典？

附：《汉学商兑》有关问题简论

清儒有所谓“汉学家”，主要由“乾嘉学派”学者组成，其学术思想重汉儒、诋宋儒、攻朱子，一时在学界造成很大影响。方东树（1772——1851）心有不平，起而作《汉学商兑》，申宋学，黜汉学，否定乾嘉学派，几骂遍“汉学”诸儒，维护程朱理学地位。方氏的批驳，多强为辞说，不足信，然亦有不少见识高出汉学诸家者，如河图洛书，元、明、清都有学者考证为陈抟（五代、宋道士）伪造，势成定论。对此，方氏反驳道：太极之名、图书之数、先后天方位，皆本于《易大传》，图与传纵横曲直，无不相值，不谬于圣人，固不可废。又谓河洛著于《易》，见于《论语》，其出于天无异说，而胡渭等谓先儒伪造洛书，亦过矣！

按：汉学家证伪河图洛书，固然是失误于门户之见，而方氏所驳，肯否虽当，也只是恃惟圣名，辩无实据，以权威挟人而已。双方皆非知《易》者，根本无力讨论此问题，结果就只能是相互对放空砲罢了。传言“河出图，洛出书”，固然可视为神话，但两图在商周既已实存则是确凿无疑的，其证据资料在《周易》经文即卦爻辞中就能找到——

1、《屯·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六二在坤，坤为土，土数成于十。十数即来自河图。河图即水火木金土五行生成之数，亦即天地万物生成之数。

2、《震·六二》：“跻于九陵”。八卦有先天数，有后天数，古人以洛书数配后天八卦。此卦中有三艮、三震。后天震数三。陵象取自艮，三数取自震，三震则成九数，故言“九陵”。此外——

3、《周易》蓍法，用于计算的大衍之数五十，即取自河图虚中之数（古人认为五为天地数枢，故虚中不用）。商易《归藏》蓍法，则取自洛书之数，以四十五为大衍数。

4、我猜想、推测，《左传》载楚灵王所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中的“九丘”，有可能就是河图与洛书：两图皆由九个点位的不同数符组合而成，亦皆以五为中枢，故合名为“九丘。”幸运的话，以后有出土文物证实它：或刻在竹简上，或画于兽皮、帛上。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筮法”篇中，既已出现了人形图象，若此，古人在竹简上画出数字图示，也就更不在话下了。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人文、思想文化等）的发展进步是一个缓慢的积累沉淀过程。不宜高估古人的智慧，但也不能低估。在某些领域，某些学术项目上，古人达到的高度，今人恐怕也难以企及，《周易》的象法、推法就是一个明证：三千年来，千万学者前赴后继钻研苦攻，还是没有搞明白、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