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琦：《史记精讲》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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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国到公元220年汉献帝被曹操的儿子曹丕所取代，前后共427年，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汉代”。

汉帝国政权的统一与强大是夏、商、周以来前所未有的，它与当时欧洲的古罗马东西并立，创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汉帝国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关键在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大力经营。武帝是在他父亲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削弱国内的割据势力，同时反击北方匈奴族的入侵，并着手经营东南、南方、西南、西北、东北各方的边境，大大扩展了旧日华夏的版图，真正建立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友好相处的统一国家。

这是一个宏阔豪迈、人才辈出、大有作为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似乎谁都想为国家一试身手，而且充满自豪地相信一定能获得成功。

我们先看汉武帝的一篇《求贤诏》吧，他说：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这是何等的气度!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里表述这个时代的人才之盛时说：“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䃅，其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示意图

为了与更远的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他多次派人通使西域，从而使中国文化变得更为绚丽多姿。 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说：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 ”“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 ”“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遣，毫不介怀。 ”

汉武帝总结秦朝失败的教训，重视思想教化，他大力兴办以儒术为中心，实则兼容并包各家各派思想理论的学术事 业； 他喜爱辞赋，搜采歌诗，加强中原理性文化与荆楚浪漫文化的融合； 从而 为汉 代文学 的大 力发展提供了主客观的良好条件，汉代两位最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同时出现在武帝时代，绝不是偶然的。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生于景 帝中元五年(前145)。 青少年时代曾在家乡耕过田、放过牛，因为他从十岁就开始读古文，所以到二十岁时就是一个很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了。

从二十岁开始他到各地游学考察，前后十几年间，向南到过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曲阜和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 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寻访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向社会向劳动人民进行 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

回到长安后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 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 由于当时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又正值武帝盛年，所以巡狩、祭祀一类的活动很多，因此司马迁又扈从汉武帝去过许多地方。

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在今云南、贵州一带设立了五个郡，司马迁又受命到这一带地区考察。 这次他到过邛、笮、昆明等地，这是他的第二次大游历。

司马迁从西南地区回来的时候，其父司马谈病在垂危。 司马谈临死前再三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愿写好《史记》，司马迁含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嘱托。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撰写《史记》的浩繁工作正式开始。至天汉二年(前99)，已经埋头写《史记》六年的司马迁，忽然大祸临头了。 原因是这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北伐匈奴，与匈奴右贤王战于天山。 武帝让李广的孙子李陵为李广利管理军需物资，李陵不肯，自请率兵独当一面。 经再三请求，武帝让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出发北行，以分匈奴兵势。 结果这支小部队遇上了匈奴大军。 李陵与部下虽经英勇战斗，但终因没有后援，寡不敌众而失败。 李陵也放下武器被匈奴人俘去。

消息传来，满朝文武一变平时称道李陵的故态，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的坏话。 司马迁深感不平。 当武帝问司马迁对此有何看法时，司马迁便陈述了李陵的平常为人。 又说一支小部队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相遇，打得如此卓绝，尽管失败了也不宜深责。 这使武帝大为震怒，他认为司马迁这是转弯抹角地攻击李广利，而且有对皇帝的不满，于是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判了死刑。 司马迁因为《史记》还没有写完，于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忍辱请求改为了宫刑。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耻辱，是肉体上、精神上的一种极大摧残。 司马迁是靠着一种使命感，靠着一种非凡的人生观、生死 观硬挺着生存下来的，这些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白，在《史记》中也不断地流露出来。 他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他又说： “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免焉”； 他说： “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已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侮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忍辱发愤著书”，但这些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

司马迁受刑后，由于条件适合，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 中书令是个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小官，司马迁之所以接受这个职务，是因为这个职务可以更有机会接近皇家的图书馆和档案，而这些是他写作《史记》所不能缺少的。

就这样，他又忍辱奋斗了八年，到征和二年(前91)，他的朋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件下了狱，任安从狱中给司马迁写信时，司马迁便写了有名的《报任安书》。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这时候《史记》已经写完了。

关于司马迁的卒因与卒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 我认为大约就是卒于征和三年(前90)，也就是他写完《报任安书》后不久。司马迁的著作，除了《史记》与《报任安书》外，还有一篇不长的《悲士不遇赋》。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间(前104一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 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 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 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 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 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有四点：

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 汉族被压迫 人民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 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 迁 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 英雄。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 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 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的精神。 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 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屈原放逐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司马迁的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巨鹿之战形势

彭城之战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 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 从历史的角度讲， 它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 从文学的角度讲， 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 人物画廊。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他们的鲜明的个性化。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 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特征，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

试回想其中的刘邦、项羽、张良、韩信，以及毛遂、蔺相如等，哪一个不生动得令人为之赞叹呢?《史记》这种超前成熟的写人艺术，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负荆请罪

毛遂自荐

当代的美国汉学家蒲安迪(Andrew H.Plakes) 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塞》之影响后代的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 如果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十四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晚生一百九十一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将近两个世纪。司马迁才真正是中国与世界的传记文学之祖呢!

为了让我国与世界各国的青年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史记》，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自《史记》问世以来，《史记》的各种选本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单是20世纪，单是在中国大陆，前后就出过不下十几种； 单是我自己在大陆与台湾出版的《史记》选本，也已经有五种了。 而这次所出的选本，其所涉及的《史记》篇目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总共有六十篇，可以说是照顾到了《史记》人物传记的所有精华。

由于选入的篇章多，而本书的篇幅又不能太大，于是我们就注意选择《史记》各个篇章中的精彩部分，共从六十篇作品中选择了一百段，这样就减少了原文里的一些不重要的头绪，和一些散漫、枝蔓的过程，以期让历史知识不太多的读者们不至于读着枯燥无聊。

所选《史记》六十篇的原来篇目，我们照旧使用，这样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涉及了《史记》的哪些篇章。 在原来的篇题下，对于我们所编选的一百个段落，我们重新命名，如《高祖本纪》下有： 《斩蛇起义》《入关破秦》《灭楚称帝》； 《赵世家》下有： 《赵氏孤儿》《襄子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 我们觉得这样给一百个段落命名，便于诱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便于记忆、便于查找。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为了保证每个篇题之下的各个段落故事的相对集中，我们将该篇的原文次序做了某些前后的调整，如在《吕太后本纪》的篇题下，有“杀刘邦诸子"、“封王诸吕”、“诸吕被灭”；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篇题下，有“卫青大破匈奴”、“霍去病筑冢象祁连”。 原文都是将诸事穿插着写的，现在我们分着标题，只好调动原文，将事件摘开。 这样的篇章不多，而且我们确保不使作品的原意受任何损伤。

卫青大破匈奴

为了帮助某些读者解决阅读古汉语的困难，我们在各篇、各段的原文后，有简明的注释，也附有流畅的口语译文。 这些口语译文，我们力求既要忠实于原意，又要生动地表达出原文的感情。

参加过本书部分译文和注释写作的有孙海洋、于东新、龚立文、肖晓阳等同志。

此外，本书还参考和借用了我十年前主编的《史记文白评精选》中的部分白话译文。 在此，向当时参加写作的龙德寿、俞樟华、吕伯涛等同志表示感谢。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 韩兆琦

《史记精讲》

中国青年出版社

韩兆琦/著

【内容简介】

《 史记精讲》实际是一本“《史记》精华录”。

它从《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112篇作品中选出了100个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而又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上传播极广，对中华民族教育、感染极深的故事段落，这一百个故事段落分别来自《史记》原文的60个篇章。

这些选入的篇章仍依《史记》的前后次序编排；每篇选入的故事段落，或一个、或两个三个，另加小标题，在各自的篇题下前后列出。在每个故事段落的原文后，有简要的注释，有流利的译文；在每个篇章的最后，有对于该篇全文与对该篇所选故事段落的扼要评述。

读者于此既能客观地掌握历史，又能理解司马迁的个性与文章。

【作者简介】

韩兆琦，男，1933年生，天津静海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

著有《史记笺证》、三全本《史记》、《史记题评》、《中国传记艺术》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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