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翻译学” 开拓译学新境界

“国家翻译实践”是近年出现的重要译学概念，是学界适应当前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家翻译能力提升而展开的理论创新探索。9月18—19日，第二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在青岛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构建研究”等议题展开探讨。

构建新时代国家翻译体系

建立以国家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需求为导向、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对外翻译机制，有利于增强中国软实力，有利于向国际受众呈现中国智慧、中国魅力，更有利于向世界介绍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在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看来，7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发展需求的翻译制度化之路，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机制。新时代需要构建与形势相符、运转有效、效果导向的国家翻译体系。

国家翻译学是新兴的译学理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杨连瑞表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背景下，我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翻译实践规模逐渐扩大，亟须实务界与学术界加强交流，深化国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傅敬民认为，国家翻译实践作为翻译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仅促进了国家形象建构，引导着知识话语传播与接受，而且对整个翻译事业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蓝红军认为，“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的提出，是学界对翻译的“国家性”认识。要将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建设成为中国译学的一个合法分支，我们需要回答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构建好研究本体、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国家翻译现象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描写、分析和解释，致力于发现和解决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对于当前应运而生的国家翻译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枫认为，“国家翻译学”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国家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规律。其研究目的是有效规划国家翻译制度、培养国家翻译人才、提升国家翻译能力、促进国家翻译传播，增强国家话语能力，提升国家文化形象。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东升认为，“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为解释和指导国家主导的翻译实践奠定了术语基础。现实中的国家翻译实践关乎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话语传播、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重要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沿循国家翻译实践概念（概念化）、国家翻译实践论（理论化）、国家翻译学（学科化）“三步走”战略，构建国家翻译学研究体系。

国家翻译实践与国家翻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的支撑。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平提出，应强化国家翻译人才建设的顶层规划，形成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国家翻译能力建设体系、国家重大翻译工程运行体系。在这些方面，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空间广阔，大有可为。黄友义表示，建构一支多语种、实践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队伍，是建构满足时代需求的国家翻译机制的重中之重。这支队伍应该是中外结合、以我为主，多语种、多媒体、多部门、宽领域，各有分工、形成合力的特殊队伍。

深化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译介和传播，对国家翻译实践提出更高要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司显柱认为，对外话语是一个国家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与我国迅速提升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构建一套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胡安江看来，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掌握话语权，是否具有强有力的话语体系。而赢取国际话语权，不仅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还取决于中国话语在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选择，以及各种话语变量在此过程中的合力。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认为，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翻译须立足自我与他者的双重需求。这种能满足自我与他者文化体系需求的实践行为，既能避免一厢情愿式的单向输出，亦能与他者文化系统产生多元化的合作互动，是较为理想的翻译情形。

加强中国对外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当前国家重要战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威认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融合了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批评话语分析、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思路，强调语料库与调查问卷为主的量化数据研究方法，力图客观评价中国话语翻译策略，积极探索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

论坛由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翻译》编辑部主办，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

编辑： 何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