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扫黑风暴》幕后天团揭秘拍摄全过程

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发文开展为期3年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一些大案要案的披露，让民众了解到违法犯罪分子的猖獗，有关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离奇案件更是刷新人们三观。今年，扫黑除恶工作进入常态化，在此背景下，由五百担任总导演、于小千编剧，王斯阳联合执导、宋啸担任B组导演的《扫黑风暴》应运而生。

作者｜ 张晓迪

“这顿接风宴还是不错的，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参加。”这是《扫黑风暴》中，督导组组长骆山河来到绿藤市说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短短三十个字绵里藏针、敲山震虎，几个镜头把在场官员各怀鬼胎的状态刻画地淋漓尽致。

该剧联合导演王斯阳透露，这个桥段是编剧完成之后，由湖南政法委相关工作人员按照现实中领导会说的语言、语气重写了一遍，剧中大量台词都是由原型人物亲自把关。

拍摄《扫黑风暴》期间，由湖南政法委牵头，剧组和案件有关的法院、公安局等各部门相关人员拉了一个70人大群，力求从每一个环节真实还原案件事实，为影视化改编提供依据和保障。

弧光联盟的幕后天团总导演五百、联合导演王斯阳、B组导演宋啸、编剧于小千、摄影指导刘英剑、灯光指导孙景良、执行导演杨兆华、动作导演李映辉、摄影师彭源审共同为本次创作全情投入。王斯阳、宋啸、于小千着重向《影视圈》介绍了背后的创作历程。

本来是去看别人比赛

结果自己上场了

采访当天，导演王斯阳穿着印有“绿藤市民”大字的T恤走进来，“绿藤市”是《扫黑风暴》故事发生的虚构城市，实际上，这个地方从该剧出品方之一五元文化最早的《心理罪》就开始出现，并沿用至今。

王斯阳笑说，现在我们往上报项目的时候，总局那边都说，你们这个绿藤是“中国犯罪之都”，怎么所有涉案题材全在绿藤市？

《扫黑风暴》之前，王斯阳跟导演五百即弧光联盟发起人并不直接认识，他原本是拿着自己的项目希望有机会跟五百合作，五百对他和他的剧本十分认可，然后火速把他拉进即将开始“打硬仗”的《扫黑风暴》剧组。

导演 王斯阳

B组导演宋啸也有相似经历，当时宋啸正在弧光联盟筹备另一个项目，但《扫黑风暴》距离开机时间已经非常近，关机时间也确定了，而剧本还在不断打磨修改当中。

宋啸说，“我之前并没有正式拍过电视剧，恰好这个题材十分吸引人，是抱着感受拍剧状态的心态来到剧组，没想到来了就走不了了。”他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最开始有点像是去看别人比赛和训练踢足球，最后我自己披上衣服上场了，还把比赛踢完了，还赢了，这个感觉挺神奇的。”

导演 宋啸

王斯阳和宋啸加入之后，首要参与的都是剧本工作，扫黑的题材大家都没有碰过，而且它不是单纯的涉案剧，也不是纯粹的反腐剧，全篇人物众多、千头万绪需要串联归总，整个创作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编剧于小千前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案头工作要查阅资料，同时还走访大量地方，他最北到过哈尔滨，最南到厦门，跟督导组的工作人员、公安干警等从高层到基层都交谈过，庭审、公开的卷宗只要能看到的都去看，对所有相关事件建立起全面的认识。

把真实的大案、要案改编成影视化剧本是《扫黑风暴》最大的看点，也是最大的难点，于小千说，“既不能改编得太离谱，要对案件有一定的成果展现，也不能拍成纪录片，创作过程中首先就是抓人物关系，这是下功夫最多的地方，先要把人物关系建立扎实。”既有良好的社会导向又得是一部好看的作品，“这个平衡点找了比较长时间。”

编剧 于小千

《扫黑风暴》开拍前所有人物、主线走向整理完毕，而演员还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所塑造角色最终的命运，王斯阳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演员陆续进组之后，挨个跟大家谈角色，那段时间每天的状态都是他正在屋里跟孙红雷谈，吴越已经在门口等，张艺兴、江疏影在排队。

王斯阳从2020年7月份入组到今年8月该剧播出，全程工作都做了下来，但其实他去年刚到拍摄地长沙就进了医院，当时他低压130 ，高压190 ，危险系数很高，医生要求住院观察，但剧组一旦开机就是打仗，他不可能在医院待得下去，只好随身携带血压计天天量，经常是一边量血压，一边聊剧本，这段经历被拍进剧里，成了警察胡笑伟的经典镜头。

由于制作周期太紧张，这次后期剪辑是直接进组精剪，通常现场都是只做粗剪，这样一来就要求导演拍的更准确，后期要对内容取舍足够了解和有把握。

宋啸笑说，“导演组的工作、剪辑、写剧本都做过，当时的状态基本就是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后来为了抢进度，B组也开了，我就去拍B组，这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电视剧B组，不是空镜、过场戏，都是大量的文戏。”

《扫黑风暴》对于创作来说是一场硬仗，对于弧光联盟无异一场沙场大练兵。

70人创作大群，还原真实情境

《扫黑风暴》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涉及新晃操场埋尸案、海南菜霸黄鸿发案、湖南官商勾结文烈宏案以及震惊全国孙小果案等多个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从其官方介绍中可以看到，该剧是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指导。

该剧总顾问是中央政法委委员、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总策划分别是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王洪祥，曾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的雷东生，以及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级别之高，在同类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创作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开场一段督导组同志来到绿藤市，接风宴现场所有人各怀心思的桥段，像极了真实版官场现形记，尤其骆山河一句“这顿接风宴还是不错的，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参加。”观众纷纷赞叹“是领导原话没错了”。

王斯阳透露，这段剧情包括督导组同志，还有王政的话，都是湖南政法委的相关老师全程帮助修改的，“这些台词都是编剧老师先出一版，老师会过一遍，把一些词改成真正的领导干部会说的话，让观众觉得有深度、特别有水平，是领导会说的话。”

不仅如此，剧中所有关于审讯戏份的台词，都是当时参与案件的刑警队长帮助完善的。审问菜霸，直接找到了当时逮捕其原型的刑警队长来帮助剧组整体过了一遍，王斯阳说，“完全还原他当时怎么审讯的，他就是用他的母亲打动了他，大家真的对老人家特别好，对犯罪分子也给予一些人文关怀，不是完全无情的。”

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让《扫黑风暴》的故事更丰富、更具有可信度。

在《扫黑风暴》创作过程中，还建立起了一个由剧组相关人员、各政府工作人员、政法干警、法医等组成了“幕后天团”微信群，剧组遇到什么相关问题会发到群里咨询，对应的人员只要有空就立刻给予回复。

于是在这部戏中，领导的台词是令观众十分信服的，尸检报告是真实法医手写的，包括什么类型级别的人应该在什么样的房间里审讯，都分毫不差的还原。

宋啸说通常大家会认为拍电视剧没有电影高级，拍不出电影的质感，以前他也这样认为，但是通过这个项目，自己对剧集创作完全改观。

最好的创作是寻找唯一答案

“《扫黑风暴》里所有人物的细节，每一个人物设计，都是一点点通过剧本、拍摄梳理，现场和后方通力合作打造出来的，都是在寻找的过程。”宋啸说，“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创作其实是寻找，就是你找到一个东西，它是唯一的答案的时候，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比如大江的粉色保温杯，比如贺云和孙兴相认的那场戏。

拍摄交代贺云和孙兴关系的戏，创作团队是下了大功夫的，王斯阳回忆，“那场戏我们当时设计了很多，最后的方案就是整场戏就用一句台词，就一个字，‘妈’，再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在这场戏之前，穷凶极恶的孙兴到底是什么背景，他跟高明远的关系，贺云为什么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都在观众心里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场戏用极克制、准确的方式给出了那个“唯一”的答案。

为了拍那场戏，塑造两个人不能公开的母子关系，同时反映人物内心复杂状态，王斯阳说，“我们做了一明一暗的斜角光影，两个人站在两边，这对两位演员的心理建设特别重要。”这道光影是他们当下分别所处的位置，也构成一道无法融合的界限。王斯阳又不好意思的说，“当时我们把那一层的灯全关了，电都掐了，重新做光，这个设计是我们反复磨出来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是挺对不起那边住户的，我们是趁人家上班的时间，人很少的时候去拍的。”

不仅重新塑造了光影，剧组还给地库装了一道铁门，交代完关系，贺云推门进去，一个在铁窗内，一个在铁窗外，王斯阳继续说，“一个母亲、警察看着里面的儿子，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分裂感，最后孙兴笑一下，光在脸上消失，遁入黑暗。”

在这场戏之前，吴越常常跟王斯阳讨论人物塑造，甚至每天都发很多条60秒语音，但在那场戏之后，吴越一下子彻底融入贺云作为母亲的角色，用她的话说是“当面的耳光和背后流泪的感觉，作为警察的忏悔以及作为母亲的不易。”

《扫黑风暴》中涉及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和案件，把他们打散揉碎又有序交织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于小千表示，这个戏的开端是督导组来到绿藤，在表面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继而各种势力翻腾起来，犬牙交错，“表面上看是三条线，其实都是苦心经营多年的一条线，那就是黑恶势力，”在这个大主题下，《扫黑风暴》多线齐发，有动有静，张弛有度。

对于编剧来说这个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而于小千却说，“只要第二天戏还没有拍完，剧本就都有可修改的空间。”

致力于寻找唯一答案的宋啸，在剧播完后终于可以松口气，他坦然地说，“我不敢说每一场戏都是唯一的答案，但是每一个都是为数不多的那几个答案之一，在个单位时间内最好的。”

《扫黑风暴》是以五百为核心，带领团队打的一场漂亮的硬仗，也是弧光联盟的一次集体实战演练，不论是老成员于小千，还是新成员宋啸以及刚加入不久的王斯阳，这是一群目标一致的人抱团发光发热的过程。

联盟的形式看似松散，实则内在很团结，五百导演是为年轻创作者保驾护航的舵手，大家在这个平台各展才能、互帮互助，《扫黑风暴》的成绩也是对团队能力、效率、默契最好的一次磨练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