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刘震云：我们这个民族最缺笨人

有远见的人走的是笨路

笨人和聪明人是世界上两种不同的动物。笨和聪明，首先不是在做具体的事的时候，而是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你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我在北大，因为是毕业典礼嘛，我对下面的师弟师妹说：你千万别相信世界上没有近路可走，是有的；你千万别相信事情不可以投机，是可以投机的。

世界上成功的人，80%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机的路。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是近路，他太聪明了。这个民族需要目光特别长远的人，有远见的人；有远见的人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到欧洲去，他们的下水道有时候是19世纪修的，为什么他们的城市不淹？我们大部分的城市一下雨就淹了，我们的路走得太近了。我们修的路，第二年要拉开再看一看，那也是因为这个路第一年修的时候没充分考虑到。

我不太喜欢三种人：装腔作势的人，装神弄鬼的人，还有以为真理就在他裤子口袋里的人。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哪个职业高人一等。我不就是写个小说吗？我的祖先是柳敬亭，脸上有麻子，是撂地摊的。

马东老师是特别著名的主持人，你以为你在电视上说过几句话，你就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和真理的化身吗？你不就是个做买卖的吗？不就赚了俩钱吗？用得着炫耀你的宠物都有私人飞机吗？你不就是个管理者吗？用得着整天耀武扬威吗？

我还特别不喜欢聪明人，聪明人就是特别爱占便宜的人。占便宜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便宜，一种是精神的便宜。

《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写过两个人：一个是做豆腐的老杨，一个是赶大车的老马——当然那个老马跟马东老师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原型——老杨是个笨人，老马是个聪明人。

老杨认为他跟老马是好朋友，但老马从心里并不认为老杨是他的好朋友，但是遇到事呢，他也找老杨帮忙。老杨刚给他帮完忙，他背后又说了好多老杨不三不四的话。

老杨知道以后有些伤感：如果我比你聪明，你利用我情有可原；你比我聪明你还利用我这个笨人，情何以堪？

我联想到生活中，你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你是聪明人，还总是利用朴实的劳动人民，我只能祝这些聪明人一路走好。

我是一个笨人，我是个老实人，我不愿意跟聪明人做朋友，因为我也常常上聪明人的当啊。

这个民族需要目光长远的人，他们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们民族最缺“笨人”

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

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

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

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

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

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他说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

接着他又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

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

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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