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博山》第三章 煤炭业：博山近代工业的发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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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煤炭业：博山近代工业的发端

人类的工业文明是以煤炭的使用为标志的，为此，工业文明被称为黑色文明。列宁说：“没有煤炭工业，任何工业和其他任何工厂都是不可设想的。煤炭是工业真正的粮食。”[1]博山对煤炭资源的开采使用时间较早，因而也提早步入了工业文明，博山引以为豪的陶瓷、琉璃和饮食等各业的发展，均与煤炭联系紧密。可以说是煤炭打开了博山工业文明的大门，造就了博山近代工业的发端。

博山城远眺

第一节 山炭：来自地下的第一块城市基石

“民人以食为天”[2]，这句话说明了粮食对民众的重要性。然而，《颜山杂记》记载“孝乡山多田少，而生齿日益繁。生齿繁，则食栗多。山多田少，则得栗难” [3]。在博山耕种粮食是很困难的，为了生存，另辟蹊径成了古代博山人重要的谋生选择，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开采煤炭。

一 、先有边边地，后有走马岭

《博山县乡土志》记载，“山东的炭，以博山为最佳，开辟虽不记年，多方考证，似比他处为早”[4]。根据日本文献的记载，淄博特别是博山的煤田早在唐朝就已被开采了，这与制陶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山头、八陡、福山村等村落在当时既是制陶中心，同时也是最适宜土法采煤的地区[5]。

《中国矿史读本》也有记载：“在淄博矿区内的周家地、田家地和走马岭，还有唐代煤井的遗迹。”[6]1936年，日本人在《北支矿山调查报告》中写到：“唐代末年（公元900年左右）烧制陶瓷，用煤炭做原料。据调查：周家地、田家地、走马岭三个地方，是唐代开采的古井遗址。”[7]这里所说的周家地、田家地和走马岭均在博山。

李希霍芬

1869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曾来博山进行煤炭等考察，在其《中国煤矿业简表》中有这样的记载：“山东博山县，最重要的两个坑[8]位于ku-ta-wan村，一个坑每天出煤400筐（每筐300斤），合80吨。另一个坑每天出煤300筐，合60吨。估计博山全县每年出煤15万吨。”[9]这里的“ku-ta-wan村”，根据音译，即是“刮大碗村”。

刮大碗村位于博山区东部，距博山城5公里。因其生产陶瓷历史较久，故名“刮大碗”，谐音沿称“疙瘩湾”。因位于福山西麓，又于清乾隆初年以山名取吉祥嘉言之义，将村名改为“福山”[10]。周家地、田家地、走马岭，其位置就在李希霍芬所说的“刮大碗村”（今福山）的西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周田二地走马岭”，李希霍芬知道那是“最重要的两个坑”。传说这些井是唐代一个名叫周七的人开凿的[11]。如若是真，周七其人该是开创博山煤炭业的鼻祖。

1953年至1955年，淄博矿务局进行古井调查，淄博唐代的5个古煤井遗址全在刮大碗，其中，周家地2个，田家地1个，走马岭2个。《博山区志》对五口古井也有记载：“博山煤炭唐代就有开发，今城东南的周家地、田家地和走马岭三个地方，曾发现唐代古煤井遗址5处。”[12]这5口古井，有的是“一所井”，有的属于“三所井”。所谓“一所井”，即采一层就见煤；“三所井”是分三层开采的：先是凿到80米，采了七行炭（俗称“大黄炭”），再继续下凿40米，采到九行炭（俗称“油性炭”），这是第二所，再下凿40米采十行二、三炭（俗称大小石炭），这就是第三所。开凿这些竖井，当时只能用锤子打开石头，凿井、采掘、倒水、拖运、提升，完全靠人力，费工费力，十分艰辛。当地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大门、二门都好进，就是口朝天的门不好进。”[13]大门、二门说的是民居四合院的一进门、二进门，而“口朝天的门”则是指煤井。要挖到煤炭，需要先把土、石挖掉。有民谚道：“一帽子石头得花一帽子制钱。”[14]仅仅挖石头就花那么多钱，可以想象，那时的石炭有多么的贵重！

清末民初，博山民营煤矿土法开采提升用的双把辘辘车

其实，这5口井还不算博山最早的煤井。博山山多，地质复杂，山岭起伏，煤系及岩层随山岭起伏而深浅不一。有些地方的煤系岩层直接露出地表，成为煤系地层的标志，这种地表露头煤古称“煤苗”，有“露头煤”的地方，俗称“甩煤苗”。志书上说采煤“或取于山”[15]，说的就是露天煤的开采。“或取于井”的开采，是找到煤苗后，再挖10米左右深的井采到的地下煤。在山岭上开采露天煤，形成了一道道狭长的迹地。这一道道迹地被称之为“边边地”。而“周田二地走马岭”的凿井采煤是在“边边地”挖山采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博山有“先有边边地后有走马岭”的说法。

博山在唐代开始采煤；到宋代，采煤规模越来越大。采出的煤除日常生活使用外，开始供应陶瓷、冶炼工业；到了元代，封建统治者曾厉禁民间开矿，只许官府采掘；明初，矿业一度驰禁，听民自由开采，官府在矿地抽收课税，但不久又被封禁起来。万历二十四年（1596）又开放矿冶，官府征收课税。清朝初年，对矿冶之地又严禁开采；康熙年间又放松了一些限制，据《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奏准“其久经开矿地方分别开采，其未经开采者，禁之......” 乾隆五年（1740），山东巡抚朱定元上书题奏“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16]，照例完税。”户部对奏折议复批准，允许山东省产煤之地听民自行开采，规定每窑立一窑主，领贴办税；此后，博山的民间采煤逐渐兴盛起来[17]。

（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载：“相传自宋代即有用煤炭下层之土制粗罐碗盆，以供人使用者。”[18]博山在唐朝开采煤炭，宋朝就用煤炭烧制陶器，无疑，博山是我国发现和利用煤炭较早的地域之一。

除了5个唐代煤井外，博山还有明代煤井2个，百年以前的246个，1904年以前的182个，1904年至1914年的30个，1915年至1922年的44个，1923年至1936年的135个，1937年至1945年的44个，其他36个，总共723个古井[19]。

《博山运煤工人》上海学林出版社，1936年

二、石炭坞：一个因煤而得名的村落

关于煤炭的形成，有这样一个传说：在上古时代，孽龙总是跑到人间兴水作乱，其行踪被玉皇大帝知道了，就派李二郎去捉拿。孽龙看见李二郎来抓他，转身就往大山里躲藏。一个拼命追赶，一个拼命逃跑。二人在崇山峻岭中蹦来窜去，不分昼夜地持续了很多天。

夜晚，李二郎点着火把，继续追赶着孽龙。火把所烧的火炭掉落在地上，变成了石炭。因为孽龙跑到哪里李二郎就追到哪里，追到哪里天黑，李二郎就在哪里点上火把，所以地上的石炭弄得东一处有西一处无，加上追赶时飞沙走石，火炭掉落一层，沙石就掩盖一层，石炭也就成了一层一层的样子了。

传说中所说的石炭，也叫石墨、铁炭、乌金石、焦石，亦是煤的古称之一。石炭一词出现于南北朝，和另一名称“石墨”分别使用于不同地区。《隋书•王劭传》：“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气味各不相同。”[20]唐朝的诗中也多有“石炭”字样。

最后，李二郎用计困住了孽龙，把他抓回天庭交给玉帝发落。或许李二郎追赶孽龙来过博山的上空。博山，就有一个用“石炭”命名的村庄：石炭坞。

《崔氏族谱》载：“吾祖系出城北石马庄。始祖讳汝正，为避金兵之乱，往迤北大金山。及大元开目，始复旧居。二世福族，后居石炭坞。”《鹿氏宗谱》载：“一世庆仙、子四，生于元，卒于明。自明洪武七年由冀州枣强县迁居山东益都县西南界，即今博山。长支钢祖第一门住石炭坞。”明万历十六年《淄西毕氏世谱》载：“吾祖先代当金、元两朝时，自枣强来居颜神之石炭坞。”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淄川县志》、清乾隆十八年(1753)《博山县志》及民国二十六年(1937)《续修博山县志》分别载有“石炭坞”字样。据此可断，该村约于元代以前即已形成[21]。

1918年经营的博山煤矿

因石炭坞地下多煤，周邻各庄村民先后迁居于此。他们以挖煤为生，建起家园，安居下来。往来商旅路过此地，看到处处是石屋，也就称此地为“石屋子”。宋时，因这一带煤炭业发达，政府在此设立煤炭税收机关——石炭务。时间一久，“石炭务”也就成了这里的地名。后因这里的地势是四面高中间凹，符合“坞”字之义，因“务”“坞”同音，逐渐写成“石炭坞”[22]。于是，“石屋子”就成了“石炭坞”。

“石炭务”是北宋一度实行的煤炭专卖制度的产物，即官府先把煤集中买来，再出售给用户，民间不能自由买卖。在《宋会要辑稿》中就有“石炭自今年官中收买，置场出卖”的记载。为实行这一制度，加强对煤业的管理，官府在一些地区设置了石炭务或石炭场。石炭务是煤炭税收的监督机构，石炭场则是“受纳出卖石炭”的专门机构。

推行石炭专卖制度，除去考虑当时煤炭产量与销售量的与日俱增，需要加强管理和控制之外，主要出发点是开拓利源，增加国库收入。但是它的推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政府统一收购煤炭，然后转手贩卖，手续繁杂，给用户带来极大不便。许多官吏从中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加价出售、贪污中饱，损害了用户的利益，使得煤炭市场极不稳定。南宋时期，社会动乱不安，专卖现象也就消失了[23]。博山的石炭务早就没了，却也留下了离博山城里6.5公里远的石炭坞村。

除了用石炭取名的石炭坞，在博山，古时还有一个用石炭定名的社，那就是“石炭社”，和石炭坞一样，也是因为它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而来的。只是“石炭社”这个名字已经改了，而“石炭坞”依然用着。

文/徐传国

注 释：

[1]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3页。

[2]（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246页。

[3]孙廷铨：《颜山杂记》，《博山旧志集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4]《博山乡土志》，《博山旧志集成》第3册第137页。

[5]浅田龟吉：《博山煤田》，大正九年。见铁道部业务课调查系编《山东之矿业》大正十年，抚顺矿务局档案室藏。

[6]吴晓煜：《中国矿史读本》，中国煤炭史志文库，煤炭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7]支那驻屯乙嘱托班：《北支矿山调查报告》，支那驻屯乙嘱托班，1912年。

[8]矿坑，这里指煤井。

[9]李希霍芬《中国煤矿业简表》（1868－1872）。

[10]《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地名志》，第82页。

[11]淄博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淄博市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第820页。

[12]《博山区志》，第101页。

[13]山东大学、淄博矿务局编：《淄博煤矿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

[14]以铜为币材，按本朝定制，由官炉所铸的圆形方孔的铜钱。

[15]淄博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淄博矿务局志》，煤矿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16]爨，烧火做饭；灶。

[17]《博山区志》，第101页。

[18]（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博山旧志集成》第4册第490页。

[19]淄博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淄博矿务局志》，煤矿工业出版社，1993年。

[20]《隋书》，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443页。

[21]《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地名志》，第92页。

[22]贾文毓、李引：《中国地名辞源》，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50页。

[23]吴晓煜：《煤史钩沉》，煤炭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