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公开说叶公超懒、吴宓笨、陈福田俗，被排挤出清华

抗战爆发后，中国众多高校南迁，清华大学也不例外。当时的清华高层也颇受世事震动，人心并非很齐，有些事是颇讲人情和派别的。

而偏偏有一些人是不在乎这种人情和派别之间的，钱锺书便是其中一例。钱锺书向来以“痴”著称，连杨绛都说“锺书有一股痴气”。

钱锺书被清华破格录取的事情，一向传为美谈；但同时，钱锺书在清华也是吃不开的。人生世间，如果才气能解决一切问题，倒也好办了，但事实上那不可能。

钱锺书是 1928 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入校即名震清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做了两个极端，数学极差，只考了十五分，但是国文和英文水平高到让人却步。

1935 年，钱锺书与杨绛喜结良缘，而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综合分数为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

钱锺书与杨绛新婚照

1938年，钱锺书回国，清华大学破例聘他为教授。

钱锺书如清华后的三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入侵东三省，那时候，钱锺书应该快毕业了，时事危艰；而钱锺书回国之时，卢沟桥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日本正式侵华。

所以，钱锺书再入清华时，清华已非当年清华。

进出之间，恍惚十年，漂洋过海，见惯乱世，年仅而立的钱锺书，已非当日的狂傲青年。

照理说，钱锺书性格上应该有一些变化，环境磨人，众所周知。但奇怪的是，钱锺书似乎一直很“纯”、很“痴”，世事之复杂，并未改变他。

钱锺书到西南联大之后，依旧年轻气盛，公开放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这类话还不止一句。

而且，句句得罪很多人。

就说他点名怼的这三个人吧。

叶公超，比钱锺书大 6 岁，曾赴美留学，1924 年，他就获得了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 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钱锺书是 1928 年考上清华的，而且还是外文系的。所以，叶公超是钱锺书的前辈兼老师，毫无疑问。

吴宓，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1894 年生人，比钱锺书大 16 岁，这个陕西人也有一股子“傻气”，他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创始人。他留美十年，先获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再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在中国，他是最早搞比较文学的，而钱锺书后来的著作，对于比较文学情有独钟。

钱锺书入清华后，直接就是吴宓的得意门生，两人之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

怎么说，这也是钱锺书的前辈兼老师。

陈福田，1897年生于夏威夷，比钱锺书大 13 岁， 名气不如叶公超和吴宓，但也是哈佛大学的硕士，一直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和西洋小说史。钱锺书入清华时，他也在清华大学执教。

这也是钱锺书的前辈兼老师。

总之，钱锺书在这三位面前，名分一定是后辈兼学生。

但钱锺书指名道姓，批评三人也都是从性格上去批评，还不是从学问上去批评。

叶公超得了个“懒”字，吴宓得了个“笨”字，陈福田得了个“俗”字。

平心而论，钱锺书确有不对之处，但也并非有什么大错，直言说人的缺点，本来就是一种不懂人情世故的“痴”，同时也是一种“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不足。

但这就是钱锺书，好像也是那个时代一些特有的现象。

问题就是，有人计较，有人不计较，“懒人”叶公超不懒了，“俗人”陈福田就俗了，两人合力，把钱锺书踢出了西南联大。来一个不与之同流合污。

钱锺书因此流落他乡，终于于第二年（1939 年），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自此年开始，钱锺书两年时间，都在湘西。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围城》的布局和构思应该也是那时候的。

钱锺书的《围城》中，方鸿渐赴湖南任教一段，写得极细腻生动，应该与钱锺书的经历有关。

这中间，只有吴宓不生气。

吴宓这个人，人家说他天生“傻得可爱”，与钱锺书的“痴”“傻”简直同出一气，双傻合璧。

他非但不生气，还极为明显地表现出对陈福田和叶公超的不满，不满他们对嚣张梅贻琦进谗言。

吴宓的说法是：“殊无公平爱才之意”、“皆妾妇之道也”。

这两句话，确实公道。

首先，我们得理一理，钱锺书有不尊师敬长之过，但至少钱锺书是公开说的，直言指斥其问题。

至少不失光明磊落的男子汉行径。直斥其非，当面说人，最多是情面上的尴尬，但怎么着也比背后论是非高明太多。

其次，钱锺书所说，未必没有道理。假设叶公超不懒，陈福田不俗，吴宓不笨，钱锺书也没必要造谣。

但是，叶公超和陈福田等的做法却不那么光明。

首先，他们不是直接反驳钱锺书，也不是沟通，连为自己正名的想法都没有。

而是跑去校长梅贻琦那里，搬弄是非，悄悄话一大堆，又是挤兑又是威胁，梅贻琦只能选择权衡局势。

这就是吴宓所说“皆妾妇之道也”，以前宫里的妃子、贵人的小妾，不就是枕边风，背后论是非嘛。

再说了，钱锺书是后辈，是学生，年轻气盛，狂一点，也没必要跟他计较嘛。何必计较呢？至少，吴宓认为不必计较，吴宓认为，对于后进，要公平对待，要爱惜其才。

“公平”，就是钱锺书公开指斥，那就公开反驳。

“爱才”，就是即便钱锺书狂了，但没必要因此而摈他于门外，这对于教育是一种损失。

吴宓的气量确实让人佩服。

而且，吴宓也不是说说，他四处奔走呼吁，让钱锺书重返西南联大。

但“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这是《吴宓日记》里的话，语气中很是遗憾，但也只是叹息和遗憾。

年轻时的吴宓

吴宓叹息的第一点是，人的度量，未必都能一样广。度量，就是肚量、心胸。

吴宓叹息的第二点是，西南联大中的人，各存学校之町畦，不看重人才。町畦，就是界限，农民的地都有界限的，各自管各自地里的事情，不能越线，也就是各为各的利益。

当然了，吴宓因此而得罪了陈福田和叶公超，双方屡生龃龉，口水战没有停过，以至于几进势不两立。

叶公超和陈福田能排挤钱锺书，当然也可以排挤吴宓。

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嘛。

最终，吴宓萌生退意。

1940 年 1 月 29 日，吴宓突然收到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和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敦请其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吴宓很犹豫，踌躇再三。还未决定，浙江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聘电又来。

吴宓最终还是没去。因为当时世事维艰，行路甚难。看钱锺书《围城》中方鸿渐去湖南任教有多辛苦就知道了。吴宓最终还是留在了西南联大。

但在 1943 年 2 月，清华评议会决定，让吴宓休假一年。

这等于是断了吴宓的收入。吴宓在昆明，不但经济窘迫，而且精神压抑，工作、生活、爱情全都一团糟了。

1943 年 8 月，吴宓跟着陈寅恪去了成都燕京大学。

1944 年 9 月 23 日，吴宓由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一路颠簸，终于于 10 月 26 日与陈寅恪相聚。

老友相见，另是一番感慨。

吴宓与陈寅恪

比较有意思的是，吴宓到燕大，竟然也讲《红楼梦评论》等，一时之间，听者无数。

燕大给了他们一个很有趣的称号——吴宓、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同为“四大名旦”。

再后来，梅贻琦力促他回清华，继续执教西南联大。吴宓想带着陈寅恪一起去，但摔坏右胯骨，兼且左乳生疽，陈寅恪也不同去。

吴宓就没回去。直到 1946 年秋，清华在北平复校，吴宓再也没有回去。

而被吴宓爱其“傻”、“痴”、重才的钱锺书，于 1949 年，回清华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