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列宁《火星报》的传播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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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项目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编号20RXW155。

旧《火星报》（Искра）（1900-1903）是列宁与劳动解放社共同创办的第一家全俄马克思主义政治机关报，秘密发行。1900年12月24日《火星报》创刊号在德国莱比锡出版，随后移到慕尼黑出版。1902年7月，移至英国伦敦出版，1903年春起在瑞士日内瓦出版。《火星报》的编委会成员由列宁、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阿克雪里罗得（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等组成。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主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列宁。

列宁领导的旧《火星报》共出版51号，刊发300多篇政论文章，发表了大量工人运动新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聚集革命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采纳列宁的提案，把《火星报》编辑部作为党的思想领导机关。二大上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两派。大会选举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为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以后，马尔托夫因观点不同而退出编辑部，第46-51号《火星报》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建议把原《火星报》编辑增补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于1903年10月退出编辑部。第52号《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随后原编辑部人员增补进编辑部，此后的《火星报》被称为新《火星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的名义出版到1905年第112号停刊。新《火星报》与列宁没有关联，是他批判的对象。本文谈的《火星报》是指列宁主编的旧《火星报》（1-51号）。

一

中国人初识《火星报》

1917年俄国先后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报刊迅速做出反应，关于俄国的报道，特别是有关列宁的报道激增。1918年5月20日出版的《劳动》杂志第1卷第3号劳人写的传记《李宁之解剖》，首次提及列宁创办《火星报》，将“Искра”翻译为了“火花”。他写道：列宁“一九零一年复主任社会党报《火花》于巴黎。俄政府虽列该报为禁品。然销行于俄中。绝多政府无法则规定野蛮之律例。有私藏一纸《火花》者处以禁锢之形[刑]。而该报风行如故也。”第一句的时间、地点、党名应该分别应是1900年、莱比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的叙述基本是事实。

虽然最早提及《火星报》的文章明确说明了它是报纸，但之后的较多介绍，却将其说成“杂志”，有“火花杂志”“火光杂志”“火星杂志”等。东瀛编译社出版的邵飘萍（1920：84）论著《新俄国之研究》，将英译文发音转变为中文，说列宁“一九○一、二年之间，发行《司派克》之机关杂志”，“司派克”即“spark”。

1924年1月24日，“火星报”这一译名首次出现在北京《晨报》上。这天该报发表的《列宁略历》写道：“时列宁流刑满期，急逃往西欧，从事著述。寻与同志主办《火星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厥功甚伟。”

二

中国共产党对《火星报》的早期介绍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9卷3号最早聚焦《火星报》的编辑、组织和作用，启示了此后党的宣传工作。李守常（李大钊）在该号发表长文《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提及列宁以外的4位《火星报》编委会成员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概括了《火星报》的作用：

一九〇一年他同Plekhanov，Martov、Zasulich、Axelrod诸同志创立了一个报社，名为《Iskia》，译云《火花》。这报成立后，就成为亡命在外的俄罗斯社会党人流动的中心。列宁在这个热烈的革命家团体里增进了很多组织的能力，所有加入解放运动的青年都来集合于这个中心，所有在俄国境内革命的宣传都是由这个中心发动。

1922年1月，中共中央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列宁传记的单行本《列宁传》（山川均著）。这本书把列宁创办《火星报》的活动列为独立的一章，较为清楚地交代了《火星报》基本情况（本文查阅到的是该书第二版）。书中首次提到报名的来源，即诗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这是十二月党诗人奥多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Одоевский）对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的回复。当时的译文为“火花的焰正在炎炎向上了”。这本书谈到“火花”以列宁为中心“运动”，实际上成为“通全俄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中心点及策源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中国首次提到并介绍了列宁发表在《火星报》第4号上的社论《从何着手？》：

列宁在这‘火花’杂志上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是《应该从何着手？》这篇论文，已组成俄国共产党纲领及战术的基础，后来多数主义的精髓，都可以在这小论文里发见。第二年，列宁再把这论文扩充，题为《应该做什么？》，重行[新]公布。（山川均，1927：16）

作者间接转述了列宁对《火星报》作用的思想：“《火花》不仅做思想上的战争，同时也成了团体运动底中心。”（山川均，1927：17）根据日译文转手翻译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准确。这里提到的列宁论著《应该做什么？》（即1902年出版的《怎么办？》）不是前文的扩充，而是由于该文引发争论，促使列宁进一步阐述而写成的一本论著；列宁关于《火星报》是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那段话，被转述为“《火花》不仅做思想上的战争，同时也成了团体运动底中心”有些走样，但大体的意思还能看出来。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同年2月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出版的“列宁特号”发表邓中夏所写的《列宁年谱》，提到列宁的《火星报》：“他在西欧最初的活动，是同一般亡命社会主义者创办有名的《火光》杂志”，“对社会革命党挑战，嘲笑他们是‘革命的冒险者’。又对所谓‘经济主义’挑战......列宁一点不狗[留]情地批评他们”。3月9日下午，国共两党在上海举办追悼列宁的仪式。中共上海地委、共产主义青年团、各社会团体等五百余人出席列宁追悼仪式，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成员参加。会后出版的《列宁纪念册》里，吴隼、徐艿编写的《列宁评传》对《火星报》做了很高的评价：“唯有《火花》负着这种使命，一星一点的火光，照彻全俄的国境，照彻宇宙的一切，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啊！”3月25日，《东方杂志》21卷6号发表瞿秋白的文章《李宁与社会主义》写道：“只有一个李宁，......他后来又和扑列汉诺夫及马尔托夫（Martoff）同办火星杂志。”此后关于《火星报》基本情况的简要叙述大同小异。

三

中国共产党出版论证

《火星报》的列宁系列论著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中文名吴廷康）等人到达上海后，开始以出版机关为中心协调共产主义组织。在他们的协助下，中共一大结束不到一个月，即在1921年9月1日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成立，同一天出版的《新青年》9卷5号发表的《人民出版社通告》显示正在出版“列宁全书”14种。

列宁集中论述《火星报》宗旨的论著《怎么办？》的书名，首次出现于1920年11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创刊号发表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其中包括“要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和“民主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两个政策”等，这些论著都几十、上百次提到《火星报》。“要做什么”即《怎么办？》。

《怎么办？》有两个俄文版本。该书1902年3-4月第一次出版单行本，为此《火星报》第18号发表了出版消息，第19号刊登了列宁对该书的一个更正。1907年11月，列宁把该书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第5章第1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和附录“《火星报》同《工人事业》实行统一的尝试”，增加了5条脚注，没有加入“更正”。这是该书第二次出版。两个版本内容相差不大。

1931-1934年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至少出版7卷中文版《列宁选集》，原中共领导人李立三担任该社中文翻译部主任。《怎么办？》第一个中文版，是按照《十二年来》文集俄文原文译出、收入由1933年该社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第3卷；1938年延安解放社翻印出版了该卷。该书较为完整的中文版首次收入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文《列宁文选》两卷集上卷。1959年《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出版之前，《怎么办？》有8次以收入选集、文选的形式或单行本出版，还有2次节译出版，影响广泛。

四

中国共产党对列宁《火星报》

思想的早期引用与表述

在《火星报》的早期传播中，中国共产党最早关注并予以阐发的是列宁关于《火星报》作用的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1901/2013：8）。

1923年12月23日，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的文章《自治主义至社会主义》，引用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的话，谈到当时创办全俄政治报纸的迫切性：“那时宣传和鼓动的确是第一等重要的责任，那时全俄的《政治评论周报》还算是很难能的事......”这里把全俄政治报纸误以为是一种具体的报纸，是不准确的，但引用的文字较为清晰地表达了列宁当时提倡通过创办全俄国政治报纸来宣传鼓动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他还首次引用了列宁专论《火星报》作用的著作《怎么办？》的一段话：“‘往各阶级间去’，我们是以理论家的资格，是以宣传鼓动家的资格，是以组织者的资格。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阶级间的宣传和鼓动。”这其中已经包含列宁关于《火星报》是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思想。

1929年9月1日，毅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2卷10期上发表《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写道：“至于党报在组织上的作用，列宁已明白地说过：‘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布者和鼓动者，而且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见一九〇一年，火星报第四期）”。这是第一次比较准确地翻译和引用列宁关于《火星报》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那段话，而且标明了出自《火星报》。1930年《党的生活》第7到11期连载了正风的文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列宁论组织的导言》，与毅宇的叙述基本一样：“中央机关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形成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但要注意，这里没有提及这是论《火星报》的作用。1931年2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日报》副刊《实话》发表洪易的文章《列宁主义与党报》，首次将列宁主义与党报并提。文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党报的作用，绝不止于散布思想，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的联盟者。党报——不但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煽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从1929年到1931年，这段特指《火星报》作用的论述，在相继的引证中不知不觉地被泛指为一般党报的作用，一段时间内深刻影响了中共对于党报党刊作用的话语叙述。

同一时期，邹韬奋（1949：134）在流亡英国期间的笔记中也写道：“列宁在‘做什么’一书里所阐明的主要的主张里面，有一件事是要发行一个集中的日报，作为‘集体的鼓动者和组织者’，目的在团结分散着的各群，并帮助建立一个集中的党。”

1930年，中共在上海的秘密出版机构华兴书局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俄国党史》（上册），首次提到了列宁论述《火星报》作用时使用的“脚手架”比喻：“我们应利用各地略具雏形的组织，为建设政党的基础。这种筹备团体，在吾党建设上的作用，实有如建筑房屋时，先用材料□示模型，后则取消之，其作用实完全相等。故报纸实为集体的组织者。”（包泼夫，1930：119）

五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火星报》文章的翻译与发表

1924年9月3日，张太雷在《向导》第81期上发表《列宁与义和团》一文，首次关注到了列宁发表在《火星报》的具体文章，即创刊号发表的《对华战争》。他写道：“列宁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做了一篇社论‘中国之战’，他分析帝国主义和暴露俄皇的阴谋。”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国民革命号”首次全文翻译和刊发了这篇文章，当时的标题是《中国战争》，译者任弼时。

列宁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共党内的广泛关注。1925年1月21日，陈独秀在《向导》第99期“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刊特”上发表《列宁与中国》，大段引用了《对华战争》的原话。1925年4月，中共北方区执委会的蒋光赤（蒋光慈）在《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一号上发表《在伟大的墓之前》，认为这篇文章“指示出欧美资产阶级压迫中国人民的真相”。

1930年第11期《党的生活》，引用列宁《火星报》创刊号发表的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以强调党的组织任务的迫切性：“我们必须训练男人与妇女，要他们不但拿几个空闲的晚上，而且拿全部生命献给革命。”（正风，1930）

1931年4月4日，中共秘密刊物《宣传者》第5期（该期封面伪装成《演说术（第五集）》）首次以《从何处干起》为标题发表列宁为《火星报》第4号写的社论《从何着手？》第1-6段（全篇共9段），但列宁论证《火星报》特殊作用的7-9段内容，因出版没有保障而未实现连载。1932年12月，列宁发表在《火星报》第3号的文章《工人政党和农民》中文版，收录于新光书店出版的《苏联革命过程中底农业问题》一书，作者乌里亚诺夫，译者陈晓光。该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秘密出版发行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托名，负责人王辛民。

1933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第3卷，首次全文发表列宁论证《火星报》作用的文章《从何着手？》。

1937年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并相继设立了一系列编写、印刷、出版和发行的主要机构，包括马列学院编译部、解放社、新华社和新华书店等。解放社重印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已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包括1938年翻印该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卷，并以解放社的名义继续编译出版新的《列宁选集》。1941年6月中文版《列宁选集》第4卷由解放社出版，收录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文献，这些文献里包括他对新《火星报》的批判。这卷首次收录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后单页发表的《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1958年《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和1959年第5-7卷集中发表列宁《火星报》的文章。从1949年到1958-1959年《列宁全集》中文版集中发表列宁《火星报》的文章，这期间还有7篇列宁在《火星报》上的文章首次全文发表，2篇曾节录发表的文章被全文发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列宁著作中文版的编辑出版开始有了统一的规划。人民出版社1955-1963年陆续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在此期间论证《火星报》作用的论著得到全面展现。《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增收了此前没有发表的列宁在《火星报》上的文章47篇。这一版还收录了大量《火星报》的其他资料。比如第4卷收录了1900年《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专页第1页和《火星报》第1号第1版的图片；第5卷收录了1901年载有《从何着手？》一文的《火星报》第4号第1版的图片和1902年《怎么办？》一书的封面。

1959年12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版全套《火星报》原版影印本。《新闻战线》配合影印本的出版，在同年第23期登载了梁明、于兆年的文章《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机关报——介绍在我国影印出版的〈新莱茵报〉和〈火星报〉》，并配发《火星报》创刊号第一版图片。文章指出：“《火星报》是研究苏共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资料”。至此，国内对于《火星报》的内容研究有了较为充分的资料。

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列宁文稿》（该书共17卷，补充收录《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没有收录的列宁论著）第1卷，新收录列宁发表在《火星报》上的3篇文章。1984年和1986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和第5-8卷分别出版，收录了列宁在《火星报》发表的全部文章。2013年12月至2017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60卷一次性出版，第4-8卷再次完整地收录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列宁发表在旧《火星报》的文章共57篇（包括《火星报》出版的专页和小册子上列宁的文章），另有1篇属于新《火星报》时期未算在内。

21世纪以来，关于《火星报》新资料的译介工作进展缓慢。

六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早期

学习列宁《火星报》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和发表列宁在《火星报》文章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和研究列宁《火星报》经验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带动下，列宁关于《火星报》的论述被单独摘出收入教材，以指导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和宣传工作。

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曾一度使用斯大林参与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这本书把“列宁的‘火星报’底出现”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立时期的关键事件，认为《火星报》是“全俄国的政治报纸，他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党的团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1938/1939：41）。《火星报》因此书的普及和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改版。这天发表了博古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改版社论《致读者》，社论最后直接引用了列宁关于《火星报》作用的话：“我们诚恳地期望着，读者们给我们一切援助和批评，使我们的报纸能够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后来博古在《解放日报》编辑部多次发表讲话，论证如何落实列宁关于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论述。这天的报纸还发表了一批学习资料，其中《列宁论党报》以摘录的形式引用了列宁写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的话：“我们不仅号召社会主义者和觉悟的工人，同时还号召受现代政治制度压迫和蹂躏的一切人们，请他们在我们刊物底篇幅上来揭破俄国专制制度底一切腐败情形”。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各地党报或新华社分社编印的学习材料里，例如1947年东北日报社编的《新闻工作手册》和1949年浙江日报社和新华社浙江分社编的《新闻工作文选：第一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参考书。

1946年1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列宁怎样做编辑工作》，其中“编辑者列宁底工作”一节，提到《火星报》作为当时“唯一的党和真正的领导机关”，在选择主题上尤其注意与“计划问题”密切联系，而“计划底一般性质是党在某时期，某阶段上的一般任务所决定。在依里奇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中精确地说到了这点”。

1949年以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城市报刊采编发行工作，组织翻译了一系列苏联党报理论材料和新闻业务教材。其中重点介绍了《火星报》，并把它的经验作为指导新闻工作的参考。

196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克鲁斯普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其中“1894-1907年”部分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列宁主持旧《火星报》时工作和生活的情境，成为此后中国研究列宁《火星报》时期党报思想论著经常引证的书籍之一。

七

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列宁《火星报》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广州和香港两地的智源书局出版的《列宁的新闻学》（施梵厦编）收入《列宁底新闻学》一文，作者写道：“列宁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伟大的‘新闻记者’......《火星报》实际上是第一个‘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报纸’。”（牧琴，1950：129-130）

1958年7月，列宁专论《火星报》办报方针的两篇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和《从何着手？》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的新闻学辅助教材《列宁论报刊》。这本书一个月后就第二次印刷，两次印刷共6064册。此后，中国新闻学界开始研究列宁的《火星报》。1959年《教学与研究》第11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何梓华的文章《认真学习列宁的新闻学理论》。文章把《火星报》坚持马克思主义办报方针，作为列宁新闻理论的党性原则的一部分，号召“在政治方向上、理论原则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无条件地、全面地接受党的领导”。

列宁专论《火星报》办报方针的两篇文章《〈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和《从何着手？》，1958年以后成为新闻理论课程的必读篇目，频繁编入国内各种新闻学教辅教材或专题书籍中。《火星报》被收入词典，开始于1976年，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出版的《新闻学小辞典》收录“《火星报》”词条。此后《火星报》作为词条被收入新闻学或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各类词典、百科等多达几十种。

1978年，中国招收首批新闻研究生。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研究生贾培信的论文《〈火星报〉——党的思想和组织中心》，是中国第一篇关于《火星报》的硕士论文；同届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研究生秦中河的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列宁新闻思想。1981年，贾培信在《新闻学论集》第三辑发表《略论〈火星报〉的分裂》一文，这是他硕士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讲述了1903年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交替时发生的故事。

第一篇从新闻学视角研究《火星报》的论文，是秦中河、袁雪琴于1982年发表于《新闻大学》第2期的《〈火星报〉版面简介》。该文以《火星报》创刊号为例，阐述了该报如何注重政治性、时效性和“新闻性”，文章附有手绘的版面示意图。1982年《天津日报通讯》刊登晓黎的文章《列宁的编辑工作》，作者以列宁编辑的《火星报》为例，把他的编辑方法概括为“重视原则”“注意选择主题、论述主题”“善于发挥每个编辑的长处”等。

1983年贾培信将他的硕士论文压缩到1.6万字，以同名发表于《新闻学论集》第六辑，该文主要从政治角度论述了该报的历史作用。1983年第8期《历史教学》发表李显荣的文章《列宁与〈火星报〉》（两页），这是一篇简单的介绍性文章。

1986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赵水福、傅显明编著的《列宁与新闻事业》。由于作者熟悉俄文，该文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一些《火星报》编辑过程中的细节材料。

1987年，马闻理在《新闻学刊》第5-6期合刊发表论文《组织作用论观点的演变》，认为列宁所论的《火星报》的组织作用，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领导机构遭破坏、《火星报》编辑部实际上成为党的领导中心的情形下提出的。这是较早的一次对列宁《火星报》思想的讨论。

1989年第2期和第3期《编辑之友》连载的杨玲论文《列宁与〈火星报〉》，较早从新闻业务视角全面论述《火星报》。作者详细叙述了《火星报》的筹备、稿件组织、编审加工、排版、印刷、运送发行一系列工作，论及报纸的内容质量、列宁的撰稿情况和报纸的社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他报刊也刊登过一些涉及《火星报》的文章，但没有从新闻学和新闻工作的角度展开。

21世纪，仅有陈力丹在两本书里专章研究过《火星报》（2003：143-153；2006：302-319），即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第十章“列宁独特的党报思想：通过党报建党”和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第十四章“列宁独特的党报思想：赋予党报组织作用而重建党”。这两章较为翔实地论证了旧《火星报》“公开分歧，进行同志式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办报方针、旧《火星报》是“集体组织者”的内涵和特殊环境。

如果从单篇研究论文的角度看，最近30年专题研究列宁《火星报》的论文很少。2013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室编纂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史论的研究历程——中国学界文选》，其中第二卷（2014年）和第三卷（2015年）显示，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前15年的研究成果中，《火星报》分别被提及了91次和36次，但没有专门研究《火星报》的论文。

2020年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发表多篇涉及列宁新闻思想的论文，召开多场纪念性学术研讨会，但仅有一篇关于《火星报》的文章发表（孙利军，高金萍，2020）。换句话说，《火星报》的研究至今尚没有进入系统研究的轨道。

八

以《火星报》原版报纸为基点

开展列宁《火星报》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党报党刊和党领导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共百年历史中，始终贯穿着列宁《火星报》的传播这条线索，列宁《火星报》的实践是最早借鉴的经验。以往我们对于《火星报》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传播轨迹是比较模糊的，本文历经数月的艰苦查阅和访谈，基本梳理清楚了该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传播轨迹。

1918年《火星报》的报名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推动着列宁《火星报》思想和实践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从政治角度要求党报遵循列宁《火星报》办报思想开始于1929年；1942年列宁关于《火星报》的办报思想成为毛泽东党报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中国新闻学界将列宁《火星报》时期的党报思想纳入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开始于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出版的《列宁论报刊》，随后再度影响到党领导的新闻业界和其他大学的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受到历史资料的限制，几乎所有论文和论著，均仅依据《列宁全集》中文版发表的列宁在《火星报》的文章，以及《列宁全集》的注释和各种列宁传记里提供的背景资料，从政治角度对该报历史作用的叙事一再重复，没有人根据《火星报》的原版报纸来研究列宁的《火星报》。虽然我们经常说学习列宁的党报思想，但看过列宁主编报纸的人并不多，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列宁主编的51号旧《火星报》，始终没有全面的认识。相当多的研究《火星报》的作者以为该报刊登的基本是政论，因为《列宁全集》展现的几张《火星报》版面照片，恰好满版是政论。其实《火星报》作为报纸，有一半篇幅刊登的是俄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新闻以及重大的国际新闻，这些新闻同样是经列宁约稿、修稿，与作者反复讨论之后发表的，体现了列宁的新闻观。

1982年秦中河、袁雪琴关于《火星报》创刊号版面的文章，是仅有的一篇根据《火星报》原版内容而写的文章。从文章所附创刊号八个版的示意图可以看出，该报的新闻很丰富，但至今本学科内尚没有人知道该报的新闻是什么样子。

鉴于上述原因，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关于《火星报》的研究近些年陷入了瓶颈，仍然根据60多年前就知悉的列宁《火星报》上发表的57篇文章，以及主要是列宁夫人关于列宁的回忆录提供的背景材料，反复从政治上讲述列宁主义研究领域人所共知的列宁与《火星报》的故事，仅切入的角度、使用的话语风格有些差异，在学术创新方面没有任何进展。由于以往的习惯视野，甚至1961-2010年间已经发表的旧《火星报》另一主编普列汉诺夫在该报的20多篇文章的中文版，没有一位本学科的研究者注意到或引用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人物卢森堡发表在《火星报》的文章，早在1981年就有了中译文，仅陈力丹（2002）就此发表过一篇研究文章《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

《火星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第一家大型政治机关报，该报的全套报纸和原始版面，是研究列宁党报思想和俄国革命史的原始史料和研究起点。《火星报》忠实记录了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和新闻实践，报纸上的所有文章（包括新闻）都反映了列宁当时的新闻观。该报有两位主编，普列汉诺夫由于资格最老和理论贡献最大而挂名，列宁全权处理《火星报》的日常工作，他实际上既是社长、经理，又是主编。他不仅在《火星报》上发表了57篇文章，还审阅、编辑了所有报纸文章，包括数量巨大的工运新闻。

新闻传播学界对《火星报》的了解，不能仅限于列宁发表的文章和论著，应该围绕旧《火星报》整套原报和版面语言、编辑部的整体运作来全面研究列宁的新闻观。在这个意义上，编译旧《火星报》是深化列宁《火星报》研究的突破口。一旦这方面的材料齐全了，关于列宁《火星报》的研究将呈现崭新的面貌。诸如“《火星报》的新闻特色”“《火星报》的各位编辑如何相互配合，做了哪些工作”这样的话题将使人们的眼睛一亮，列宁的新闻观就不再仅是若干政治要求，还有很多体现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丰富内涵。

建党百年之际，新闻传播学科正在讨论编译旧《火星报》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学界把旧《火星报》完整地翻译为本国文字，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壮举。相比编译马克思的《新莱茵报》，编译旧《火星报》相对容易些，一是旧《火星报》的篇幅不到《新莱茵报》的三分之一；二是我国有俄语人才的历史积累；三是《火星报》的历史比《新莱茵报》近、涉及的空间范围相对小。尽管如此，仍然有约500万字的翻译量，需要组织得当和付出大量的精神劳动。衷心希望准备参与这项工作的本学科研究者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提升到学术化和国际化的高度。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6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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