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陈静静、张勇：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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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 No.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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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从日欧战略接近的强劲势头观之，双方合作已突破单一领域，向全方位发展，呈现出战略性借重之势，表露出维护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雄心”。日欧在战略接近过程中旨在使用规则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同时防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并突出价值观的工具属性。

一、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提升对美战略合作关系

日欧均担心美国偏离多边主义，因此，双方战略接近的重要考量之一是防止美国“离开”。加强接触既有助于规避美国单边主义带来的风险，也可形成某种激励机制，帮助美国重新领导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重建对美信心，支持美国领导，分担美国负担，进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成为双方战略接近的考量之一。尽管日欧对美近年来轻视同盟和多边的做法表示失望并心存不满，但是二者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其安全及“自由国际秩序”完整性和稳定性依旧至关重要。126因此，日欧必须积极推动美国充分参与国际秩序重塑，既不乐见美国失败，更不愿美国“离开”。鉴于此，日英法德仍将美国视为重要战略盟友，尚未有迹象表明它们有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日本强调愿与其他国家共同维系国际秩序，不仅推动欧美接触，而且敦促欧洲慎言脱离美国的想法，其根本原则是不能让更紧密的日欧关系看起来是把美国排除在外。正如2018年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表示的：“美国将继续在维护和发展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分担负担与合作来帮助美国，从这个角度看，日欧合作极为重要。”

此外，日欧接近也有利于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日欧有效合作将使美国的同盟体系得到加强，二者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有助于吸引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参与，从而向美国传递强烈信号，存在一个支持美国且广泛合作的联盟，可激励美国采取行动向“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施加更大压力，并赋予其更大合法性。同时，日欧合作有助于分担美国的责任，为美国减负，使其腾出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用于维护该秩序。

日欧均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希望其盟国采取更多行动，但它自己变得更加内向。在此情况下，尽管日欧仍高度认可美国的作用与能力，但对美国未来发展方向，特别是对其是否仍是可靠盟友感到怀疑。正如默克尔所言，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的报告也指出，日本和德国不确定美国是否仍有意愿为两国提供一个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以换取两国成为其亲密盟友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支柱。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对冲美国“离开”的风险，除试图说服美国坚持其传统承诺外，日欧愈发坚定提升战略自主信念，并对外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同时用制度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因此，日欧近年来进行了相应的外交战略调整。例如，法德等国强调“战略自主”举措，在欧洲引发广泛共鸣。2014年4月，安倍解禁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三原则”,先后与英、法、德、意缔结“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议”,并与英法框定具体合作项目。因此，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迅速成为日本与欧洲，特别是英法等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支点，扩大了日欧政治和安全参与的范围，提高了双方的战略自主性，既能减少对美技术依赖，又有助于防卫能力创新。

二、防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

日本将中国视为“自由国际秩序”最大的外部挑战者，既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对国际秩序物质层面的冲击，也警惕中国发展模式和体制对其价值层面的挑战。例如，日本认为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并在东海和南海采取“改变现状”的行动。同时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影响力，“搅乱”了国际秩序。基于此，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提出，日本为维护国际秩序，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中国崛起及相伴而生的国际规则的变更进行现实回应。

与此同时，日本愈发担心中国的体制优势和制度战略。PHP智库认为，冷战后，俄罗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宣告失败，与此相反，中国在“威权体制”下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这是“自由国际秩序”退潮的主要原因。日方学者认为，中国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优势。此外，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防控不力，更加凸显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2020年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西方的消失”成为议题，日本对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欧美国家日益衰落表示担忧。日本难以阻止中国崛起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观因素则成为其拉拢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对华施压的有利工具。冷战后，日本外交重大变化之一是开始凸显价值观因素，谋划价值观外交，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对抗“威权国家”的“修正主义”和国际社会对该体制的“绥靖主义”。为凸显与中国的差异，日本高调宣扬自己属于“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并以此为名号拉拢欧洲。日本在国际社会大肆强调：“中国不与我们共享自由价值，无视国际规则，尝试改变现状”。

日本警惕中欧关系发展，高度关注欧洲对华态度变化，其舆论倾向于批判“欧洲对中国太姑息了”。随着欧洲多国参与中国主导的国际框架，如欧盟成员国近半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英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日本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高其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对欧洲国家实行各个击破战略。日本对此非常忧虑，因此在对欧外交中一直坚持强调彼此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中国是“威权”国家，旨在拉近与欧关系的同时，“他者化”中国。基于这一逻辑，日本非常关注欧洲对中国态度变化，伺机谋求加强与欧洲关系。

2016年以来，欧洲对华认知负面因素增多，如德国出现了担心经济安全的讨论，法国对南海局势深表关切。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对中国发出警告。在此背景下，日本积极展开对欧外交，寻求与欧盟和欧洲大国合作，加强双方的互联互通建设。虽然其互联互通协议未提及中国，但明显带有对冲“一带一路”的考量。2019年3月，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政策文件，将中国定位为体制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随着欧洲特别是北约内部，对中国越来越警惕，这无疑为日欧合作创造更多机会。日本趁机拉拢欧洲介入印太事务，共建印太海上秩序，推动南海和东海问题国际化，企图威慑和约束中国行为。

三、强调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重视价值观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以往相比，基于规则维持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对于日欧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国际政治竞争不仅是军事能力的较量，影响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大国竞技的另一战场。在秩序变革期，日欧不愿在大国竞争中被边缘化，因此选择规则和价值作为其影响秩序重塑的利器，并将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其外交战略的支柱。构成“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规范和合作网络也可限制强权政治，并使国际行为更易预测，因此日本将加强基于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其国家安全目标之一，并提出 “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为达成该战略目标，日本努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并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回应。

当前，金融、贸易、太空、网络、海洋、环境等领域正成为制度竞争的制高点，日欧积极谋划在这些领域合作，共同制定国际规则，通过量的积累进而影响国际秩序。日本学者提出，日本不应把自身定位为地区性大国，而应展现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为塑造全球大国形象，日本将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公正以及市场经济视为其优势领域，意欲将其投射到国际社会加以利用，将此打造成日本重塑国际秩序的抓手。欧洲与日本具备相似资源，亦主张以此为基础构建国际秩序。因此，日欧在如何合作参与国际秩序制定方面达成一致，即利用规范约束和限制大国，从而抓住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为发挥其传统优势，日本将重点放在经济领域，大搞经济外交，一是稳定其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是趁机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施加影响。而日欧EPA恰是其中一环，随着其顺利推进，日欧EPA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权重不断上升。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EPA的签署表明日欧引领世界的决心和政治意识。安倍在多个场合给予日欧EPA和SPA高度评价，声称EPA和SPA使日本与欧盟分别成为自由贸易旗手和普世价值的守护者，将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前者是日欧在对抗保护主义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上发挥领导作用的结晶，后者是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日欧，引领国际社会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日欧战略精英均认同，EPA是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缺陷和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标准的最佳选择之一。

日本较过去更加注重软实力的使用，不断将“价值观”工具化，在外交战略中突出日本与西方国家间的相似性。近年来，日本对“自由主义”式微深感忧虑。例如，其学者非常关注中美竞争中的价值观因素，认为技术主导权之争也体现了价值观的对立，当今世界或许正迎来信息时代的“文明冲突”。他们也提出，全球对新冠疫情的应对结果表明依靠不干涉主义无法应对此次危机，人们对英美式自由主义的信赖感将大大降低。安倍智囊、原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认为，日本在近代化实践中探索出其目前坚信的价值观，包括法治、人的尊严、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平、自由贸易，日本应向全世界传递这些价值观，为创建“超越国民国家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价值观成为日本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手段，并以此为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田中明彦提出，日美欧为“自由圈”,中俄为“现实圈”,非洲和中东等国为“脆弱圈”。日本也将其价值观渗透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应坚持普遍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并把进一步深化与其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时任外相岸田文雄称，欧洲与日本和美国一样，支持“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基本人权”,是值得日本信赖的力量。同样，“价值观”外交在欧洲国家战略中由来已久，且长期深刻影响其对外政策制定。日欧强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日欧EPA和SPA均有力佐证了这一点。正如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EPA谈判结束后所强调：“除了经济利益， EPA发出强有力信号，美国收缩不会导致民主世界放弃我们的价值观。这项贸易协定是关于自由的，我们需要日本共同捍卫自由。”

余论：战略雄心与现实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战后至今日欧关系经历了问题导向型、政策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的变化。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从日本与战后国际体系的关系及其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来看，日本对欧政策逻辑可归纳为：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艰难获得欧洲对其“西方发达国家”身份的认可，逐渐具备了与欧洲进行国际协调的资格；基于此，谋求加强日欧关系以推动“日美欧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想付诸实施；利用冷战终结红利，构筑“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日美欧维护国际秩序的力量。鉴于日本对其自身与欧洲定位为国际体系中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同质性使得日本始终在国际秩序演进的视域下考虑对欧政策，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限制和日欧自身的局限性，双方在冷战期间深陷各种“问题”疲于应对，无法抽身站在更高层面制定对彼此的外交战略，这也导致了20世纪70-80年代日美欧三方协调虽具雏形，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笼罩在美国独大的阴影之下，日欧关系仍然相对疏离。冷战之后日欧关系开始转型，合作领域逐步扩大，程度日益加深。虽然日欧在2003年就确定了战略伙伴关系，但实际上，直到今天双方合作才真正凸显出战略意涵。无论哪一方，均力图在剧变时代维护和拓展自身重大战略利益，影响甚至主导国际秩序重塑。日欧战略精英普遍认为，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态势愈发明显，国际多边主义频遭破坏，对地区和国际秩序形成巨大冲击，这无疑成为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目前欧洲问题丛生，更加强调战略自主，并着眼于调整其外交战略。日本战略精英敏锐捕捉到这一重大变化，基于重新界定的国家利益，强化战略调整力度，对欧积极展开全方位合作，有效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提高国际存在感和影响力。随着日欧战略接近的需求不断攀高，双方不仅在姿态上积极主动，立足于全球视角定位彼此，且已突破单纯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合作，具备了更广泛的战略指向性。

目前，中美是影响国际秩序前途与命运的两大力量。如何妥善处理与这两个具有超强实力的大国的关系，业已成为日欧面临的世纪性难题。日欧接近的目的之一，即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单边主义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冲击。鉴于此，日欧一方面通过EPA等框架来打造“自由开放和公平贸易”合作范例，另一方面在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和捍卫多边主义问题上同样展示出发挥强有力领导作用的战略雄心。需要强调的是，日欧战略雄心不仅体现在通过建立自贸区来构建贸易网络，而且表现在借助更为紧密的深度合作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约束、限制、引导、塑造中美，使国际秩序变革朝有利于自身方向转变，在不确定的世界寻找确定性。

亦应看到，日欧战略接近既有利于提升各自对美战略自主性，也有联美加强同盟体系之效。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在东亚和欧洲都拥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日欧安全合作加强，促使双方更加关注美国安全战略，这实际上也扩大了美国同盟关系连接的区域。日本开始关注欧洲安全事务，欧洲则更加积极介入印太安全。

双方战略接近之路能走多远，其战略雄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受制于多重现实因素。其一，日欧安全重点定位不一。双方都把重心置于各自周边安全上，这意味着日本对欧洲安全的贡献和欧盟对东北亚安全的贡献有其限度。而且，日欧对高烈度海外军事行动有所抵触，因此往往倾向于将合作重点聚焦于应对跨国挑战等现实问题而非国家间军事冲突上。其二，日欧少子老龄化问题突出，经济活力不足，财源紧张难以缓解，这也严重制约了双方的安全合作。其三，尽管程度不同，但日欧在经济上都相对依赖中国。未来10—15年，中国对日欧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之下，日本仍试图稳定中日关系即为明证。多年来，欧洲主要用“经济之眼”看待亚洲和更广阔的印太地区。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与中国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经济协作关系，这为其与中国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外交联系奠定了基础。展望未来，日欧如何在处理强化对华经济依存和日欧全方位合作中寻找平衡，将成为考验日欧战略接近韧性的“试金石”。

此外，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欧接近这一战略动向。对欧盟来说，其对华和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也有相互牵制的考量。日欧全方位战略接近的过程也为日本提供了影响欧盟对华观念的平台和场所，日本可通过这一过程持续向欧盟灌输“日欧是共享价值观的伙伴，中国是‘他者’的理念”,从而增加欧盟对其“好感”,推动塑造欧盟对华“恶感”,而这在日欧关系实践中已初现端倪。同时，日欧接近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美欧”力图共同主导国际秩序重构的历史性进程。（作者：陈静静、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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