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福伟：推动体育事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转载自：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8月27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党支部组织开展8月份党史学习教育暨“四史”宣传教育活动。社会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彭福伟同志以“建设体育强国的百年回顾和未来展望”为题，为全司党员讲授专题党课。讲课实录如下：

推动体育事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标志性事业

——建设体育强国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

彭福伟

（2021年8月27日）

根据支部“四史”宣传教育活动工作安排，非常高兴就中国体育百年发展相关问题，与大家做一个交流研讨。主要给大家汇报三方面内容：一是中国体育百年发展的历程，二是经验启示，最后做一个简单小结，谈谈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思路建议。

一、中国体育百年发展史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缩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体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一段从极度落后到屡创辉煌的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之前）：体育与救国紧密相连，以体育推动民众觉醒，促进救国图强。旧中国积贫积弱，民弱国穷，被讥讽为“东亚病夫”。1908年，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中学运动会颁奖现场，放映了几张伦敦奥运会上的照片，引起轰动。大家都知道，张伯苓是著名的教育家，却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中华民国首届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和中国奥委会的创始人。张伯苓非常重视体育的作用，他认为，近代中华民族有“愚、弱、贫、散、私”五种大病，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以通过体育来根治。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创办人，曾言“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被誉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张伯苓在南开中学运动会颁奖现场放映的照片，引起了天津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天津青年》杂志发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也专门提到了这三个问题，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奥运梦。

“奥运三问”发出24年后，才有历史的回音。1932年是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当时民国政府打算参加的是足球比赛，因为当时我国已经连续3届夺得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冠军，足球实力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球员李惠堂被称为“亚洲球王”（李惠堂职业生涯共射进1860个球，是包括球王贝利在内的，迄今世界上进球超千个的五大巨星之一）。但是，美国人对足球赛没什么兴趣，取消了足球赛。加之当时正是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政府经费缺乏，民国教育部决定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只派出一位代表（中国奥委会主任干事沈嗣良，相当于秘书长）出席开幕式。

当时，伪满洲国刚刚成立，为了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想通过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在世界亮相，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很快，日本侵华将领找到了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刘长春。刘长春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1929年张学良举办的运动会上，曾经跑出过百米10秒8的成绩，和当时的奥运金牌成绩持平。伪满洲国对他先是利诱，许诺他只要参赛，教育、体育部门的官，随便他挑。后是威逼，当刘长春拒绝后，受到羁押，并被威胁如果不服从，就废了他的双腿。最后是在张学良的营救下才从东北跑到了上海。

在威逼利诱都未果的情况下，伪满洲国发布消息称，将派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消息一出，国内一片哗然，刘长春立即通过《体育周报》《大公报》等媒体发声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后几经周折，刘长春代表中华民国出征奥运会，成为我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这时，路费又出了问题，国民党政府不肯出钱，是张学良以私人名义赞助了8000银元才得以成行。出发当天，在黄浦江的码头超过2000人前来送行。刘长春在海上漂泊了22天后达到美国，距离奥运会开幕仅1天时间。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仅有6人，其中3个人还是当地华侨临时拼凑的。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却只能派出6人代表团，与今年东京奥运会我国派出777人的豪华阵容形成鲜明对比。由于舟车劳顿、缺少练习，刘长春报名参加的三项比赛都最终未能拿到奖牌，但是他却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存在，捍卫了国家尊严。

我们党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上学的时候就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曾经创下不失一球的纪录。早在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体育的作用在于“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强调要把个人锻炼、体育运动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在土地革命时期，1933年毛泽东在《组织青年的体育活动》中提出了红色体育的概念，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体育运动对推动革命战争和壮大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用。1933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赤色体育委员会，并召开了全苏区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了比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全面推动军队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活动开展。1936年成立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设立多个单项体育组织，举办了多届运动会。1937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1939年成立了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1941年建立了延安大学体育系。1942年成立了延安新体育学会。1942年毛泽东特别提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解放日报》刊登朱德的题词“运动要经常”，贺龙同志也多次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的主张，在120师司令部还设置了“体育股”。在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领导人的带动下，延安形成了“虽偏僻乡村也有了田径赛”的火热局面，1942年还举办了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参赛人数达到1766人。

这一时期，体育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是突出特点，以军事体育活动为核心的体育工作改善了人民体质，提升了军民的革命战斗力，对中国革命和反抗外来侵略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依靠体育救国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体育事业只能是“空中楼阁”。到新中国成立前，国民体质羸弱，运动水平低下，专业人才匮乏，体育场馆凋敝，没有产生过一名世界冠军。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在这样的基础上艰难起步。

第二阶段（1949年—1978年）：体育是我国扔掉“东亚病夫”帽子的有力证明，焕然一新的中国体育像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开始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初露锋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迅速把发展体育事业摆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不到20天就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体育工作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事业由团中央领导。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1月，我们党参照苏联的经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国家计委也在同时成立），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领导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至此，由体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具体实施、分工合作、高度集中的体育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这一阶段，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仅1953—1956年，全国共举办了6000多次县级以上运动会，打破全国纪录1300多次。在这里，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三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当时，新的中国奥委会未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所有人都觉得中国肯定无缘这届奥运会。然而，东道主芬兰已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芬兰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努力下，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年会通过决议：大陆和台湾的选手们均可参加比赛。但由于台湾当局一再阻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收到邀请电文时，离奥运会开幕仅十几个小时，周恩来总理果断做出批示：“要去！”，并指出“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多与芬兰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要通过代表团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匆忙之中，我国只派出了40人的代表团，当代表团抵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基本结束，中国代表团马不停蹄地赶到奥运村，顾不上休息，迅速到广场上集合，举行了升旗仪式，以这种形式宣告了新中国的存在。最后，中国代表团只赶上了男子100米仰泳比赛和最后的闭幕式，但和芬兰开展了足球和篮球的友谊赛，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第二个“第一”：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1959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赢得了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周恩来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国庆10周年并列为1959年的两大喜事，并将新中国首次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红双喜”是我国第一只符合国际乒联比赛标准的乒乓球，两年后在第26届世乒赛上成功亮相，成为中国制造登上国际舞台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个“第一”：第一次打破中美外交僵局。我国体育事业始终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相连，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1971年3月至4月，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开赛前夕，周恩来召集会议时要求，这次参赛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比赛开始第一天，中国队乘巴士前往体育馆时，美国运动员科恩因为上错大巴，误打误撞上了中国队的车。当时车上的中国运动员对这名头发蓬松的美国人投去防备的目光，但中国乒乓球的主力运动员庄则栋却上前和科恩握手，并通过翻译与之交谈，还送给他一块中国印有黄山图案的杭州织锦留作纪念。下车时科恩手持织锦的情景被在场记者抓拍，成为爆炸性新闻。第二天，科恩也准备了一件印有和平标记和“Let It Be”字样的运动衫，专门在中国队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庄则栋，回赠他并与他拥抱。中美运动员的友好交流很快传为佳话。中国队的举动，更深深触动了美国队的副领队，他立即来到中国队的驻地，问中国队的负责人：“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队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队，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发出邀请呢？”4月3日，外交部收到国家队的报告后，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意见，并将这份报告转交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1971年4月10日早晨，美国乒乓球队如约到达中国。在13号下午举行了一场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充当了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特使，为此后基辛格访华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创造了条件。小小乒乓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20多年的国门，也震动了地球。

这一阶段我国“东亚病夫”帽子抛向了太平洋，体育健儿捷报频传，体育事业在鼓足国民干劲，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服务外交大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十年“文革”期间，体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破坏，体育事业在曲折中艰难发展。

第三阶段（1978年—2012年）：以举国体制为鲜明特色的中国体育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成为和平年代“为国争光、报效祖国”的生动写照。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快速提高竞技水平成为国家体委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当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竞技体育“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指导思想，标志我国举国体制基本形成。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确定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使竞技体育获得了制度和经费的优先保障。同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会议正式提出“奥运战略”，将有限资源投入到“小（小球项目）、巧（技巧类项目）、难（高难度项目）、女（女子项目）、少（少众项目）”这5个最容易出成绩的项目，提高优先发展的效率。根据体育总局编辑出版的《新中国体育70年》一书中的数据，在80年代，北京城区一所小学全年经费只有800元，而一名优秀运动员的全年经费就可以达到1.4万元。

举国体制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快速提高。这一阶段，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表现优异，创造了多项标志性事件，比如，1984年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综合性国际运动会。2002年，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上实现了我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我国举办第29届奥运会，时隔整整100年圆满回答了1908年提出的“奥运三问”，实现了中华人民的百年奥运梦。这期间，中国体育还涌现了一大批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英雄集体，比如，长盛不衰的中国乒乓球队、“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勇攀高峰的中国登山队、被誉为“梦之队”的中国跳水队等，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体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是，举国体制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不断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特别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此相适应，1993年国家体委印发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改变单纯依靠国家和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这标志着国家办体育逐步向社会办体育、市场办体育转型。二是《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明确了体育要面向市场、走向市场的政策措施。这是我国历史上首个专门提出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文件。

党的十四大后，竞技体育“一家独大”的局面逐步得到改观，群众体育开始受到重视，1995年，体育法颁布实施，提出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推进体育事业协调发展。同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先后印发，标志奥运项目“优先发展”，逐步向“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协调发展转型。2001年，北京获得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中国体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作为根本目标，对新时期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作出战略部署。

这一阶段，体育多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和热门话题，中华大地掀起持续不断的体育热潮，体育的魅力和社会影响力得到充分彰显，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建成体育强国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建设体育强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阶段，体育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我在这里重点介绍以下五个明显变化。

一是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这个词开始大范围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995年，那一年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2010年）》，此后国务院每五年印发一次《全民健身计划》，今年8月刚刚印发的是第4个《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2009年，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确定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2014年，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并报请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推动健康关口迁移，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传递出一种价值导向，体育不再仅仅是运动员在赛场上为国争光，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一种生活方式，是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第一环”，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是体育产业成为朝阳产业。体育产业走进人们的视野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后。199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推动体育事业向产业化发展。此后，国家体委先后印发过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发展纲要。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2001年，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体育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体育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是在党的十八大后。以“46号文”为标志，体育产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时期。文件印发7年来，体育产业总规模高速增长，年均增速约15%，不仅远高于经济增速，更领跑其他幸福产业。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2014年的0.64%增长到2019年的1.1%，与发达国家2%—3%的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人民群众体育消费的“动机”，培育了体育消费的“习惯”，体育消费逆势增长，亮点频出，对于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竞技体育摆脱“金牌崇拜”。建国之初，我们急于争金夺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在体育的国际交往中展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比如，在出征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指出，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另一方面是要通过竞技赛场上的成绩，来证明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再是“东亚病夫”。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经成实现了由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沧桑巨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几块金牌来证明自己。竞技体育的功能，已经从单向度的为国争光，转向了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金牌为本”已经转化为以人为本，广大人民群众不再以胜负论英雄，更多关注奖牌背后的体育精神，而非奖牌本身，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四个自信”的具体体现。

四是体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多个体育领域改革事项被列入中央深改任务。第一个是足球改革，2015年出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主要目标是提高我国足球的竞技水平。这次改革聚焦的是特定运动。第二个是深化体教融合，主要目标是打破教育、体育的部门壁垒，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这次改革聚焦的是特定人群。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主要目标是破除阻碍全民健身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更多更优质的场地、服务和产品供给，吸引更多人参与，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聚焦的是全体人群。从体育改革内容来看，体育领域的改革越来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越来越突出覆盖全民、服务全民、造福全民，越来越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的，越来越回归体育的初心。

五是体育成为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运动员被称为“穿着运动衣的外交官”，是开展公共外交、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通过体育赛事展示和宣传国家形象是公共外交的有效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活动中，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体育助推国之交、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自信、友善包容，成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媒体评价说，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外交”洋溢着谦和、自信、风趣，体现了友善、包容、自信、开放的大国风范，正在用体育谱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逐步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到2020年底，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2平方米，新增社会足球场地2.7万块，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7.2%，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90%，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更加协调，体育产业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人民群众健康生活方式正在加快形成。

二、中国体育百年发展史的经验启示

我们党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百年探索和实践，创造了伟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回顾中国体育百年发展史，主要有以下经验启示。

必须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基本前提。旧中国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基本温饱尚不能保障，发展体育事业更无从谈起。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体育事业发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89年前，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仅有1位运动员；89年后，东京奥运会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总人数777人，为历届海外参赛人数最多。89年前，刘长春没有进入洛杉矶奥运会百米决赛；89年后，苏炳添站在了东京奥运会百米决赛的跑道上，创造了历史。体育事业发生如此沧桑巨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必须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我们党的历任领导人不但热爱体育、崇尚运动，而且对体育事业高度重视、深切关怀，多次在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及时指明方向，在决定体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上作出高屋建瓴的英明决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怀有深厚的体育情怀，多次就体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发表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体育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体育百年发展史深刻表明，无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还是在筚路蓝缕的改革开放时期，党的领导是我国体育事业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我国体育事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功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体育工作的绝对领导。

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旧中国体育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人民群众几乎没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体育的根本任务，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9月22日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把人民摆在了体育事业更加突出的位置，是体育根本任务的新时代表达。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不忘体育发展的初心，校准体育发展的方向，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必须把群众体育作为关键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深刻指出，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体育强国就好像是一座金字塔，竞技体育是塔尖，群众体育是塔基。金字塔的高度和强度，根本上取决于塔基的厚实程度。只有把群众体育做大做强，才能扩大运动项目人口，竞技体育才能拥有源头活水。只有把群众体育做大做强，才能真正做到健康关口前移，让体育不再仅仅是赛场上的争金夺银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只有把群众体育做大做强，体育精神才能跳出竞技体育的“小圈子”，融入人民日常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体育锻炼中健全人格、锻炼意志、追求卓越、突破自我。

必须把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作为竞技体育的制胜法宝。新中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能够快速调集有限资源，对于快速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新时代，赛场上争金夺银不再是体育发展的唯一目标，体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在深刻变化。单靠政府办体育，既违背发展规律，也不可持续。我们要不断丰富举国体制的时代内涵，推动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既要把该管的事情切实管好、管到位，也要把该放的权放足、放到位，在继续发挥好举国体制在推动竞技体育攀登顶峰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让市场和社会成为扩大群众参与、普及运动项目、培养专业人才的“蓄水池”。

必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政治自觉。革命战争年代，体育与革命军事紧密结合，是练兵备战、提高军民革命战斗力的重要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体育成为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手段，通过“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为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体育事业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谋划，不断挖掘和充分展现体育的社会价值，体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进入新发展阶段，只有跳出体育看体育、立足全局抓体育、围绕中心干体育，主动对接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体育才能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找准定位、顺势而为、作出贡献。

必须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不竭动力。我国体育百年发展史，改革始终贯穿其中，从举国体制到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到足球改革到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从深化体教融合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体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增添强大动力。只有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才能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决体育领域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

必须把事业和产业双轮驱动作为有力支撑。体育既有事业属性，也有产业属性。推进体育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既有利于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全体人民共同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也对促进体育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推动体育事业和产业良性循环，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让改革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汇聚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只有推动体育事业和产业良性循环，才能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逐步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三、建成体育强国任重道远，要正视差距、补齐短板，推动体育事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距离实现这一目标已经不到15年的时间。当前，体育强国建设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短板和弱项。下面就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说明一下。

第一个差距是观念的差距。这是最具根本性、方向性的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一部中国体育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人对健康的认知史。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温饱尚不能满足，进行体育锻炼意味着热量的浪费。故在农村流传一句话：“出工的时候吃硬的，不出工的时候吃稀的”。温饱解决后，人们追求的是吃的更好，出现了由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富贵病。到现在，人们追求吃得更健康的同时，开始注重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但是，和体育发达国家相比，体育尚未完全融入个人生活，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方式。例如，我们社交活动中，还是习惯于聚会吃饭，“请人吃饭不如请人运动”的尚未成为风尚。在社会层面，我们习惯于将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健康的后端。有研究数据显示，80%的医疗开销用于生命的最后8个月。但也有研究显示，如果我们每在运动健身中多投入1元钱，就可以在医疗中减少7—8元支出。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国民健康观念革命，让健康关口前移的理念深入人心、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

第二个差距是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1.57平方米增长到2.2平方米，增长了43%，提前5年超额完成了46号文件预定的目标。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速虽然很快，但是和美国16平方米、日本19平方米，以及很多周边国家相比，仍然差距很大。这其中固然有统计口径、人口基础、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但是通过我国中西部的对比，我们发现：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用地越紧张的地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反而越高。比如，2020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2平方米，上海达到2.4平方米，浙江达到2.34平方米，江苏达到3.15平方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的高低，更多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需求，而不是自然地理条件。同时，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是解决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的关键所在。因此，“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支持体育公园、健身步道、户外运动等老百姓身边的场地设施建设，争取到2025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2.6平方米。

第三个差距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群众体育发展、国民身体素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到2020年底，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为37.2%。这一数据与体育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包括了大量在校学生，劳动年龄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还不高，人群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因此，如果按照相同口径比较，和国外差距还较大。

第四个差距是三大球发展水平。我们对足球、篮球、排球具有四个基本定位：全民健身的重要事业、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石、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三大球是世界各国公认的衡量一国体育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职业化程度最高、关注度最高、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最高的项目。本次东京奥运会，虽然我国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都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男子三大球首次集体无缘奥运会，具有优势的女排也提前出局。对于真正的体育迷来说，三大球项目没有取得佳绩，其他成绩再好，也很难让人开心。一百年前，我国发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一百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足球三愿”（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见韩国民主党党首时表示，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获得世界杯冠军，是自己的三个愿望）。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阿根廷总统的时候也表示，希望未来20年能拥有中国的梅西或者马拉多纳。习近平总书记对足球的情感，不仅仅停留在热爱、期许上，还有关心和支持。特别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是目前唯一一份就单一运动项目由中央审议并通过的方案。提高三大球发展水平，要坚持开放办体育，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抛弃急功近利的思想，从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干起，久久为功，啃下体育强国建设中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当然，除了上面说到的四点以外，体育强国建设的短板和弱项还比如，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体育管理体制尚未根本性改变，行政力量掌控下的各类体育资源没有充分向社会释放。又如，体育赛事的数量和类型与体育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运动健身主要集中于健步走、爬山等对运动技能、设施设备要求较低的项目，运动项目人口还较少。再如，全民健身的重要作用未被全面认知，还跟在竞技体育后面“亦步亦趋”，体育还未完全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等等。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根本目的，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建统筹城乡、公平可及、服务便利、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重点推动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项目、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展，增强为国争光能力。三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重点补齐健身休闲、竞赛表演等核心业态的短板，完善体育全产业链条，增强体育产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四是完善保障条件，重点要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新建和改扩建1000个体育公园，建立国家步道体系，完善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以上，形成供给丰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健身设施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系统回顾中国体育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经历了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伟大历史转变，体育事业正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业。我们倍感鼓舞、倍感振奋，深觉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为建成体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转载自：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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