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将被改编成电影《操场》一事引发社会关注。该案被害人邓某某的家属认为，制片方未获家属授权，担心被“胡乱改编”，已委托律师周兆成处理影片改编可能涉及的侵权纠纷。
8月13日，《操场》导演阿年公开表示，其团队将根据事实依据进行创作。8月20日，周兆成发布声明称，希望制片方可以积极主动与家属沟通，获得合法授权。若依然置若罔闻，将择日提起诉讼。
此事件引发互联网热议。有观点认为，根据案件事实改编的电影，有可能对被害人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改编应该经家属同意；也有观点认为，《操场》是根据公开真实案件改编，观众享有知情权，无需经过当事人家属的许可。
对此，人民网《人民说法》栏目邀请法律专家进行解读。
改编是否一定要取得原型人物及家属授权？
记者从国家电影局官方网站查询获悉，国家电影局关于2020年3月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中显示，由浙江漫光年影业公司送审的《操场》已经通过备案，立项号为影剧备字[2020]第1885号，从剧情梗概来看，与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高度重合。
对此，有专家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案件真人真事客观存在，事件本身不属于文化创作，因此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在不侵犯人身权的前提下，不一定要取得原型人物及家属的授权。
著作权法在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
“真实的社会事件，没有‘版权’。”专家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只要注意避开侵犯原型人物人身权，而真实故事又不一定存在著作权的话，那获得原型人物或家属的授权就不是必备环节，因为实际上“无权可授”。
无需授权就可以任意改编吗？
《操场》以实际案例作为素材，创作文学作品，符合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要求，又能够满足公众知情权，因而可以将这一案件拍摄成电影。但应当怎样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更好地保护好当事人的隐私权，避免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隐私和名誉受到损害？专家认为，一方面，应当妥善处理情节和人物，不能用写实的方法创作，将人物和情节尽量虚化；另一方面，应当与当事人家属进行沟通，毕竟这部电影取材于被害人的隐私经历，应当征得同意。至于是否有偿使用，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三条公开权的许可使用规则，双方做出约定；同时也要遵循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保护好死者的隐私利益。
虽然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电影拍摄前必须取得人物原型及家属的同意，但从合乎行业规则的角度看，制片方在电影或者电视剧开拍前取得原型人物或家属同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纠纷。
无需授权，但不等于可以随意改编。北京市金朔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学明认为，在没有征得原型人物或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如果影片《操场》制片方为了打造看点在真实案件基础上进行的改编产生失实，且造成公众对原型人物的误解，使原型人物及其亲属的社会评价降低，那么，就会构成人格名誉侵权。家属可以依法维权，要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2018年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例，据媒体报道，该电影上映期间，男主人公原型陆勇曾发出律师函表示，电影中男主人公“程勇”破坏了他的形象，想要一个公道。虽然最后以和解告终，但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改编使原型人物遭到公众误解或社会评价降低，当事人或其家属可以依法维权。
现实改编如何权衡法与情？
与此同时，民法典第八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张学明律师告诉记者，此类事件的改编更要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注重人文关怀。电影《操场》制片方未经家属同意改编为电影，不仅有可能面临侵权纠纷的法律风险，还会对被害人家属造成二次伤害。张学明建议，片方应当和被害人家属进行沟通，让被害人家属知情、安心。做到警示与教育的社会意义与公序良俗、人文关怀、合理合法的有效统一，真正做到既满足社会对案件知情权的需求，又不损害弱势群体的正常愿望。
《操场》改编内容最终走向何方，还需公映后才能知晓结果。专家表示，对于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创作而言，建议多些人文关怀。
(文中所引用观点因受访专家要求隐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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