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的起因，其实是由日本人矛盾和变态的心理造成的，说矛盾，是日本既想驱逐美英势力又不想过分刺激它们，因为这些当时的强国在中国有着很大的殖民与经济利益，日本人担心一旦正式向中华民国宣战，美英会认为自身的在华利益最后将完全丧失，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比如全力援助蒋政权抗战、比如会对日本实施制裁等等。说变态，其中牵扯的政治因素可就复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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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日本不承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以此来规避在国际舆论中遭到千夫所指的风险，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人玩的就是这个套路，也就是说，只有把东北三省塑造成“没有国家主权的独立地区”，才能给关东军用武力侵略寻找合理的借口，所以日本人給它的定义是“满洲事变”，公开挑战华盛顿九国公约的举动，是必须当着婊子还得立牌坊的。
而实际上，张学良1928年已经宣布易帜，奉军改称“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但是日本人瞪着眼睛只称为“满洲”，其心昭然若揭。同理，当全面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以后，日本仍然认为中国是个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国家，在这样的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是不需要宣战的，遂单方面命名为“中国事变”，再后来战争继续扩大后又改称“支那事变”，以武装冲突的名头掩盖侵略战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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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日本人深受“门罗主义”的影响，所谓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在1923年提出来的理论，大概意思是：“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日本学得很快，但是学歪了，打出的旗号是西方列强也不能干涉东亚的事务。
通俗解释的话，就是日本人认为东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日之间的战争属于东亚内部事务，不存在宣战一说，美英也不应以任何理由进行干涉。如果你足够了解日本二战期间提出来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就能够理解日本人的心理了。由此引申出来的最后一点，即是天皇认为，只有对欧美强国开战，才需要进行宣战。
在这种变态的逻辑下，日本人1938年明确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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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日本从一开始就未正式宣战，老蒋也决定不进行宣战，他的第一个理由，是国民政府军事实力不足，还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第二个理由，是担心一旦宣战，就会给日本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和约的企图和机会，使它能够合法地占有用武装侵略得到的一切，即便是在庐山讲话中，老蒋也一直强调：“我们是应战，不是求战，是正当之防卫”。
其实还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原因，那就是老蒋对日抗争的信心不足，认为凭借中国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日本，不宣战则可界定为“局部冲突”，可以不让中日关系彻底走进死胡同。在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德国、英国都“应邀”对中日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进行过调停，东京和重庆也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只是因为双方差距太大而没有达成协议，如果中日正式宣战，那再请人调停就搞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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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奇怪的形象出现了，全面抗日战争打了四年多，中日双方都没有向对手宣战，以稀里对糊涂，尤其是日本人扶植汪伪政权粉墨登场以后，更不考虑宣战事宜，因为他们对外宣称，汪伪政权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对重庆一个“地方政权”宣战？而对于确立“苦撑待变”战略的老蒋来说，不宣战可进可退，维持当时的状态并没有坏处。
至于台面上的理由，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7月16日，国民政府曾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宣战的问题，当时考虑的两条，一是中国军需品有相当大一部分需要外国输送，如果宣战，日本政府可以以交战国的身份，通过各国禁止一切军需物资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二是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很多，中日一旦宣战断交，国民政府没有能力将侨民接回国内，他们将面临危险，会议因此作出决定：对日不宣战，不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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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说明一点，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宣战，后面跟武器和战略物资禁运的关系不大，美国1936年的《中立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输入武器和军事装备，但同时规定：“对某些国家是否存在战争状态、是否适用于中立法，由总统决定”。也就是说，判定是否处于战争状态跟你们宣不宣战没毛关系，裁定权在美国总统手里。
而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罗斯福已经认定为战争状态，所以中日两国都不可以从美国获得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可问题是日本的军事工业要完善得多。而且《中立法案》还不包括武器装备之外的其他战略物资，到1939年又修正为“交战国付现金并用本国船只装运”，假惺惺表示美国船只不得介入战略物资交易，注意重点，美国此时已经认定中日为“交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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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日本海军的力量，对比几乎全军覆灭的民国海军，这样的法案只是纵容了日本人，因为国民政府就算交了钱订了货，也根本无力把物资运回来，日本海军封锁了全部海岸线，同时占领着绝大部分重要港口。此一点同样适用于向其他国家采购军需物资，包括苏联的军援，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根本与宣战没有挂钩。
弱国无外交，美国的绥靖政策和所谓中立的态度，无论国民政府宣战与否，都占不到什么便宜，也没什么区别。所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考虑的不宣战因素，稍微占得住脚的只有侨民问题，到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仍未宣战的深层原因，即是前述老蒋的明暗三点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个人感觉还是对日作战信心不足，实力决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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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战而不宣的奇葩情况持续到了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国际形势已经大变，美英先后对日宣战，中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局面，老蒋也不用担心美英继续袖手旁观，于是决定主动向日本宣战（这回不担心侨民了？）。不仅如此，还以美英盟国的身份，同时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训令是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老蒋、其他四院院长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联名签署的。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时间：1941年12月9日下午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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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老蒋还专门发表了谈话进行说明：“本日发表宣战文告了此大事，必须从大局远者着想，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体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媾和，否则，虽成功亦败亦”。这个心路的变化过程，得综合历史进程细品，很耐人寻味。
而日本虽然对美英宣战，还是死倔着没有对国民政府宣战，倒是指使汪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同盟国宣战，其变态逻辑实在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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