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这座战争碑文竟是出自中国人之手

胡萍

安徽歙县人，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2017.09-2018.09）。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对碑刻和地域文化有兴趣。

电子邮箱：huping1991@126.com

一眼千年 你中有我

到宽永寺看汉文碑

[题记]在上野宽永寺，通过6方汉文碑，简直目睹一部日本近代史，而这段历史恰恰与中国的明清以及民国重叠甚至纠缠。日本恰似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历史是一面镜子，邻国何尝不也是一面镜子。面对此镜，我有“一眼千年、你中有我”之叹。

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如果没有新冠疫情，此刻的东京应该游人如织，热闹非凡，上野公园势必人头攒动，游客走着走着，说不定就拐到了东叡山，见到了宽永寺。

图1 上野东叡山宽永寺大门（门上左右对称的是德川家族的家徽三叶葵）

〇、关于东叡山宽永寺

“宽永通宝”是文物爱好者和古币收藏界耳熟能详的。“宽永”是日本的年号之一,指元和之后、正保之前，1624-1643年的这段期间。这个时代的天皇是后水尾天皇、明正天皇、后光明天皇，江户幕府的将军是德川家光（1604-1651）。

说“东叡山宽永寺”，得先提“比睿山延历寺”。

比睿山别称天台山，是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延历寺的所在地，也是九世纪以来日本佛教中心之一。此山海拔848米，为日本七高山之一，是以横跨在京都市左京区和滋贺县大津市的四明岳与大比睿二峰为中心的、南北走向的山脉的总称。又作日枝山、日吉山、稗睿山，略称为睿山、睿岳、睿峰，或称天台山、台岭、北岭、艮岳等。

比睿山延历寺是比睿山150多座寺院等的总称（据说最昌盛时曾有3000多座寺院和神社）。最早，延历寺作为1200多年前从唐朝学习佛教归来的最澄（767-822）创立的天台宗总寺院而享誉全日本。

关于空海（774-835）的传说很多，他的名气也很大。其实最澄与空海是同一时代人，且是同一年（804年）的“遣唐僧”——他俩乘坐的是同批遣唐使船，但最澄乘的是第二船，空海乘的是第一船。最澄年长空海七岁，赴唐前的最澄已是高僧，空海仅是无名一沙门，他们的赴唐犹如今日的公派留学生和私费留学生的区别。二人归国后各有成就——最澄805年归国，是日本天台宗开祖，866年被追赠谥号“传教大师”，是第一位被天皇谥号为“大师”之人；空海806年归国，是日本真言宗开祖，于921年被追赠谥号“弘法大师”，其“创教圣地”高野山因他而名气倍增。

有“日本佛教母山”之称的比睿山，与最澄关系密切。785年（延历4年），最澄庵居于本山，788年（延历7年）创根本中堂，安置自作的药师佛像，名比睿山寺（后改号“一乘止观院”）。805年（延历24年），“海归”最澄，以本山为根据地而倡天台法华宗，大造伽蓝，比睿山寺成了镇护国家的道场。823年（弘仁14年）敕改比睿山寺为延历寺。最澄之后，圆仁等高僧相继以延历寺为根据地，宣扬天台宗风。至第十八世良源时，宗风愈盛。镰仓时代，诸宗开祖多至本山修学，各辟一宗。平安朝以后，比睿山与高野山并为日本佛教的两大中心。作为日本佛教的发源地，比睿山延历寺的历史和传统均受到高度评价，于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东叡山宽永寺，是德川家族为了建造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有意模仿比睿山延历寺而建造。它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的上野，原先的范围包括现在不忍池及上野站的地区。它为天台宗关东总本山的所在地，主要供奉药师如来，寺内拥有的三尊木造的药师佛像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的文化财产。宽永寺也是德川家的菩提寺之一——江户时代十五位大将军中，总共有六位被埋葬在宽永寺。

1622年（元和8年），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1579-1632）与当时的天台宗高僧天海（？-1643）发愿兴建一座大寺院，并捐献土地准备开始建造宽永寺。天海很有学问，主持刊刻过俗称“天海藏”的木活字版《大藏经》，更有政治头脑，与德川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都保持密切关系。据日本佛教史专家末木文美士说，他既是德川家康的政治顾问，也深深影响着家康的个人信仰。

1625年（宽永2年），天海受命修建宽永寺。他选址在江户的东北角，在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原址兴建了僧侣的住所。此举是有意模仿京都东边的比睿山延历寺——延历寺镇护京都，宽永寺则要守卫江户。为了与比睿山相对，所以宽永寺山号取为东叡山。天海于1643年（宽永20年）去世后，弟子公海继任宽永寺的住持，而他的继承者则是后水尾天皇第三皇子守澄法亲王（1654年开始担任住持）。从此，宽永寺的住持都是由天皇的儿子或侄子来担任，因此宽永寺也被尊称为“轮王寺宫”。

可惜许多寺庙在1657年的明历大火（别称“振袖大火”）中被烧毁。

1698年（元禄11年），在第5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的时候，相当于现在的上野公园大喷水池的地方，宽永寺正殿上的中堂建造完成。元禄时代，以中堂为中心，盛极一时；子院有三十五处，遍布上野山。现在上野公园的区域都在原本宽永寺的范围内。在极盛时期，寺庙面积甚至是现在上野公园的二倍。

斗转星移，改朝换代，兵燹难逃。在1868年（庆应4年，明治元年）的戊辰战争中，拥护天皇的军队占领大部分的东京及江户城后，虽然大部分的德川军队纷纷投降，但是有一支驻守在上野的军队仍然打算抵抗到底。上野战争避免不了。在大炮的攻击下（详见下文《上野战争碑记》），几百名士兵殒命，宽永寺与数千栋房屋被火焚毁，广大寺域大多变成为上野公园。今“根本中堂”据说是1879年自川越喜多院移建而成。

宽永寺里面有一些碑刻，拙著《东京汉文碑》（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收录了6方汉文碑。它们均见于东叡山宽永寺院内，且集中在“根本中堂”右手边（一两百平米左右的范围之内吧）。为方便阅读，我加了标点，且将竖写繁体转换为横写简体。

一、武州东叡山劝学讲院了翁僧都道行碑记

图2 立于1692年的《武州东叡山劝学讲院了翁僧都道行碑记》，系中国福州人高泉敦撰文，在上野宽永寺根本中堂附近。

自古法中大沙门播名布德于天下者，岂苟然哉？莫不皆是菩萨，乘夙愿轮而生于世，故示于菩萨六度万行以利天下，使天下人咸跻于无上、无等、至真、至圣之域，此之妙行，实未易以言论也，若今东都讲院了翁僧都者，岂其人欤？自其脱白为沙门，便发大乘心，行菩萨行，精持戒律，不失威仪，到处参方。尝亲近黄檗开山隐老人及吾唐诸知识，飱风宿露，不以己忧，唯忧佛法不大兴于世，而世之僧俗而不能尽谙佛祖之大法，乃乞武陵东叡山，创劝学讲院。正中，筑经藏，以贮三藏、圣签，其外襄以铜叶，以防火患；内奉三圣像，乃明僧如定公得自双径，盖古铜像也。藏后之左右，立其戒师祝昙师及二亲、养父自得居士之塔冢，其孝忱如此。藏前之西偏，有僧都石像，乃本院僧众九百八十人并都料辈感其功绩浩大，以示不朽云。东西有文库，藏儒老二教及本邦书籍。又别设一讲堂，中奉释迦如来像。日讲三教之书，俾国人听者知三圣设教虽少异，而利人善世则一矣。其前有方丈院，之四周有寮舍，凡三百间，以栖诸方学子。其余庖府之属悉备焉。僧都年老，虑后堂宇朽坏，预备白金一千二百两为递年修葺之需，是则院既不坏而众可安身学道，无风雨之逼，无饥冻之忧，身安学成，则足以为世福田也。於乎，今之为僧也，则曰：“我已脱尘出俗！”圆顶方袍，作三界大师之子，一钵一盋，飘然自在，天子莫得而臣，王侯莫得而友。高则高矣，是则未是。岂不闻“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乎？若舍一法，则不成满足菩提。若僧都者，可谓知本矣。以故王公大人举，夫四众莫不知其名、重其德。尝于二三十载间，以苦行所积净赀，尽购《大藏之经》，散施诸名山大刹，凡二十一岁矣。年来，又为虎关国师重建济北院。今年春，因予奉旨住黄檗，又愿递年施赀为修饬伽蓝，以及合山子院。但有所益之事，靡不勤行之；然奉己至薄，每坐卧，一小楼，未尝嫌弃；食则藜菜粟饭，行则竹策蒲鞋，以致老病交侵。予常劝其少加受用以保道躬，僧都终不诺。予叹曰：“垂老而头陀不息，非佛世之迦叶波乎？”予与僧都道契已久，然未及至其讲院。今春，因诣东都谢恩，遂造院相访，观其措意之妙，立法之严，世所罕有。僧都请为记，因述其大心大行，以劝后贤云。 旨

元禄壬申五年四月谷旦，黄檗山万福禅寺第五代住持高泉敦敬撰

隐元禅师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隐元隆琦(1592-1673)，本名林隆琦，福建福州府福清人。他本是位于福清渔溪镇、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黄檗山万福寺住持。经历了明清之际朝代更替的他，于1654年应邀携弟子20余人东渡扶桑，受到天皇和幕府的尊崇。1658年谒见德川家族的第4代将军德川家纲（1641-1680）后，蒙赐新寺院的建设用地，1661年始造京都宇治万福寺——日本佛教宗派之一黄檗宗的祖庭与大本山，其“开山法师”就是隐元禅师。博学多才的隐元让日本再次领受了中国当时的文化，客观上帮助幕府建立了新的文化基础，隐元禅师因此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威望，黄檗文化在中日友好交流中地位特殊。京都宇治万福寺又名“新万福寺”，以区别于中国福州府黄檗山万福寺“旧万福寺”。

日本黄檗寺自隐元至第 13 代，住持均为闽籍隐元之徒子徒孙。时至今日，日本黄檗宗佛寺已有五百多座，信徒百万众，仍皆奉隐元为祖师。除了隐元禅师外，还有多位黄檗高僧在东瀛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黄檗僧多能诗善赋，南源性派（1631-1692）擅诗作，高泉性潡（1633-1695）长文章，时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说。

高泉性潡就是《武州东叡山劝学讲院了翁僧都道行碑记》的作者高泉敦。此碑见于宽永寺根本中堂右边几米远处，立于1692年（元禄壬申五年）。那么一个中国和尚怎么到日本去了，还写下这篇碑文？

高泉敦，福建福州府福清人，又称释高泉、黄檗高泉，清初僧，法名性潡。俗姓林，字高泉，号云外，又称昙华道人。高泉禅师是1692-1695年京都“新万福寺”第五代住持，被后世尊为黄檗山“中兴之祖”。

高泉敦13岁时出家于渔溪黄檗山万福寺，年轻时受法于福清万福寺接任隐元法席的慧门如沛禅师（1615-1664），并嗣其法。1661年，29岁的高泉与晓堂道收（1634-1666）等人，受如沛禅师之派，东渡日本为法祖隐元祝贺 70寿诞。高泉赴日后，再没有回国。

高泉敦在日本，与隐元弟子、日本僧人龙溪性潜（1602-1670）交情甚笃。后来由于龙溪的举荐，高泉得到朝廷的重视，屡受厚待。1675年（延宝3年）撰《扶桑禅林僧宝传》10卷，翌年，又编《东国高僧传》10卷，得到日本朝廷肯定，从此逐渐成为全日闻名的高僧，在当时日本佛教各宗之间均享有盛誉，特别是接受灵元天皇（1654-1732）皈依后，常到宫中说法。以后由于机缘成熟，他便在山城（今京都）创建佛国寺，并得到天皇敕赐寺额。

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祖庭自隐元后，陆续由木庵性瑫（1611-1684）、慧林性机（1609-1681）和独湛性莹（1628-1706）继席，但独湛讨厌世务，唯以念佛为事，导致万福祖庭缺乏管理，日渐不振，禅风也日趋寂寞。鉴于万福寺的这种状况，1692年（日本元禄5年）正月，高泉自山城佛国寺被召去接任万福寺法席，重振黄檗宗风。他拜受了朝廷所特赐的紫衣，接任后，整顿寺务，重开法席，使万福寺在不长时间内就得到了振兴。1695（日本元禄8年），高泉应召到江户城拜谒日本幕府德川纲吉将军，并在城中开堂说法，盛极一时。由于高泉对中兴万福寺有重大贡献，后来被尊称为“黄檗宗中兴之祖”，几可与“黄檗宗开山之祖”隐元相提并论。

其所著之书甚多。其实，“文高泉”不仅善写文章，他还是个多面手、“艺能僧”。擅长文章外，他还善于绘画和篆刻——网上有黄檗高泉禅师书法墨迹拍卖，墨宝上的篆刻清晰可见；他还通晓营建。此外，“温泉大国”日本的“温泉学”也得益于高泉敦。廖肇亨的《高泉与温泉：从高泉性潡看晚明清初渡日华僧的异文化接触》（见《长江学术》2017年第3期），极具参考价值。

近千字碑文，高泉敦述及自己1692年撰文原委和此行所见所感。高泉敦“与僧都道契已久，然未及至其讲院。今春，因诣东都谢恩，遂造院相访，观其措意之妙，立法之严，世所罕有。僧都请为记，因述其大心大行，以劝后贤云。”作为“新万福寺”刚刚上任的第五代住持，高泉敦专程从京都“诣东都谢恩”——当时的幕府将军是德川纲吉，顺道拜访“道契已久”的老友了翁僧都，见到了规模壮观的劝学讲院——僧众980人，“寮舍”300间！

了翁僧都“自其脱白为沙门，便发大乘心，行菩萨行，精持戒律，不失威仪，到处参方。尝亲近黄檗开山隐老人及吾唐诸知识，飱风宿露，不以己忧，唯忧佛法不大兴于世，而世之僧俗而不能尽谙佛祖之大法，乃乞武陵东叡山，创劝学讲院。正中，筑经藏，以贮三藏、圣签，其外襄以铜叶，以防火患；内奉三圣像，乃明僧如定公得自双径，盖古铜像也。藏后之左右，立其戒师祝昙师及二亲、养父自得居士之塔冢，其孝忱如此。藏前之西偏，有僧都石像，乃本院僧众九百八十人并都料辈感其功绩浩大，以示不朽云。东西有文库，藏儒老二教及本邦书籍。又别设一讲堂，中奉释迦如来像。日讲三教之书，俾国人听者知三圣设教虽少异，而利人善世则一矣。其前有方丈院，之四周有寮舍，凡三百间，以栖诸方学子。其余庖府之属悉备焉。”远道而来、亲眼目睹了东叡山劝学讲院当时的宏大规模与有效管理，见多识广的高泉禅师也感佩不已，忍不住发出“观其措意之妙，立法之严，世所罕有”的感慨。

可惜，该劝学讲院毁于戊辰战火。不知是否因为碑是奉“旨”而建之故，竟得以幸存。石碑默默静立，高泉敦撰写的碑文与落款处模糊的篆刻印章，无声述说着三百多年前的辉煌往事。关于高泉禅师的资料似乎不多，研究成果也少得出奇，而碑铭有存古与不可复制性，更加显得这方异域汉文古碑的可贵。此碑文不仅再次证明佛教传播在中日乃至东亚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此碑还是从事中日交流史、日本佛教史、东亚文化史、碑铭文化甚至汉语史等研究的绝佳材料，此次介绍意在抛砖引玉，引起重视。

二、乾山深省蹟

乾山（1663-1743），姓尾形，名惟允，初名权平。京都人，尾形光琳（1658-1716）之弟，陶艺家，其“乾山烧”是京都怀石道具（食器）的原型。他作为江户中期“京烧”中的一个纵向系统，出现于日本陶瓷史上。尾形乾山的简历一般按他的陶事生涯分为三个时期：①鸣泷时代（1699-1712，元禄12年-正德2年），②二条丁字屋时代（1712-1731，正德2年-享保16年），③江户入谷时代（1731-1743，享保16年-宽保3年），地域上跨越了近畿地区和关东地区。

尾形家是流着艺术血统的家族。他出生于一个富商兼文化世家。父亲尾形宗谦是京都数一数二的钜贾，经营着名叫“雁金屋”的织物店。乾山是家里的第三子，他的次兄就是后来确立了“琳派”画风的著名画家光琳。生长在豪门的尾形权平，自幼修习汉文、书法、绘画。他性格内向，好读书思索，陶艺是他的兴趣所在。1687年（贞享4年）25岁时，父亲宗谦去世，尾形权平改名字“权平”为“深省”，于1689年（元禄2年）27岁时隐居于洛西御室仁和寺门前的山庄，并将彼处命名为“习静堂”。习静堂近邻京烧的大成者野野村仁清（约1596-1680）的窑场御室烧，他为仁清的技法所倾倒，就入为二代仁清的弟子，修习陶艺。他接受野野村仁清彩绘陶艺的影响，注重雅趣，形成风格，备受后人模仿。绘画则学其兄光琳。到了37岁的时候，他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作陶生涯。其初开窑的所在地鸣泷（京都市右京区）位于皇城的乾（西北）方位而自号“乾山”。他的大多数器物，在底部、内部之类的地方会留下大大的乾山铭，行草的书体极具雅趣。陶瓷作品匠心独具，意匠精美，博得新兴“町人”也就是市民阶层的广泛喜爱。

图3 见于上野宽永寺根本中堂附近，立碑时间在1743年后。

乾山在二条期间受到了轮王寺宫公宽法亲王（1697-1738）的宠遇。法亲王移住江户上野宽永寺后，乾山也于1731年（享保16年）69岁之际去了江户。在公宽法亲王的帮助下，乾山在宽永寺的入谷（台东区）建造了居宅和窑场，为法亲王烧制奢侈御用器，供宫廷和上层贵族们享用，作品后世称为“入谷乾山”。

入谷时代乾山的制陶活动远没有鸣泷、二条时代那样频繁，但依然能用关东的陶土创造独特的彩绘境界。乾山的创作也没有停留在传统的古典意境上，更通过留意海外陶瓷来扩充视野。他积极吸取绘高丽、刷毛目、交趾、宋胡録等诸多陶瓷器类型的特色，并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上，特别是荷兰陶器给乾山带来了强烈的影响。到了最晚年，留下的更几乎全是书画作品，书画的落款不用“乾山”而必用“深省”。1737年（元文2年）作成传书《陶工必要》与《陶磁制法》，两书都传世至今。乾山与野野村仁清、青木木米（1767-1833）合称“日本三大陶工”。他终生未娶，享年81岁。辞世句为：“放逸无惭八十一年，一口吞却沙界大千「うきこともうれしき折も過ぬればただあけくれの夢計なる」”。

瓷器被视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中国的英文名China与小写的china（瓷器）同音，不说瓷器是中国的代名词，至少说明瓷器与中华文明有特殊的渊源关系。但他国也有瓷器且不乏精品，与中国瓷器一样是文明发展过程的特殊记载，其蕴含的内在文化，值得了解与挖掘。

三、虫冢

一眼看去，此“蟲冢”碑很像“石鼓”造型。正面背面都是汉字，但字迹模糊，幸好左边的立牌起到说明作用。日文与英文的内容有出入，但都提到此碑石依据艺术家增山雪斋（Masuyama Sessai，1754-1819）的遗嘱而建，初建于1821年（文政4年）。增山雪斋是伊势（今三重县）长岛藩主，擅长画花鸟，与大田南亩（1749-1823）、木村蒹葭堂（1736-1802）等文人墨客有交流且表现活跃，画风则受清朝画家沈铨（1682-约1760）开创的“南苹派”影响。

图4 宽永寺虫冢（mushizuka-hi，monument for insects）

这块光滑巨石是安山岩材质，正反面的汉诗出自葛西因是（1764-1823）、大窪诗佛（1767-1837）和菊池五山（1769-1849）之手，他们不仅汉诗一流且书法上乘，所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虫冢碑都相得益彰。

此碑原来在增山家的菩提寺、宽永寺子院劝善院内，用以铭记死于增山雪斋手中的“昆虫受害者”。增山雪斋生前立下“遗志”，建造这座纪念碑，希望告慰被杀死的昆虫的灵魂。这些昆虫作为“模特”被放入了一本科学绘本中——他的“虫类写生图谱《虫豸帖》”是“都指定有形文化财”，被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增山雪斋生前打交道的多是文化界一时翘楚，比如“豪商木村蒹葭堂”被称为“大阪的知识巨人。而虫冢碑上汉诗作者或书写者，无论写诗还是评诗或是书法，在当时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地位。比如笔法类似晚唐大诗人杜牧的菊池五山，其书法被认为是“日本才子书的成气候者”，在日本文化史、书法史均具有一定地位。

日文解说词提及而英文解说词漏掉的是清朝画家沈南蘋。浙江德清新市人沈铨，字衡之，号南蘋。少时家贫，随父学扎纸花。20岁左右，从事绘画，并以此为生。工写飞禽花鸟走兽，以精密妍丽工笔见长，也擅长画仕女，其“勾染工整、赋色浓艳”的画风推崇者甚众。1731年（雍正9年）应日本之邀聘，偕弟子东渡日本长崎授课，教导日本画家们新的花鸟写生技法，历时3年。他在长崎开了一所很大的画院，随后扩张到大阪、京都及江户各地，都有遥承沈铨画风的各种流派兴起，这些画派统称为“南蘋派”，他则被冠以“舶来画家第一”的称号。江户时代“南蘋派”画家人才济济，他带去的两院画风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画坛。其作品中所具有的北宋和明代院体画风，与日本绘画既崇尚装饰又精于细腻的风格相吻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沈南蘋扮演了类似南宋画僧牧溪（俗姓李，佛名法常，号牧溪，四川人，1210？-1270？）的角色。“南蘋派”的逐渐兴起，对江户时期的绘画风气和审美趣味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南蘋派艺术的影响下，以“写实主义的旗手”、日本“国宝级画家”圆山应举（1733-1795）为代表的“京都画派”，开始注重写生并且结合日本传统绘画的装饰性。

四、上野战争碑记

图5 碑文正面，落款时间是明治七年即1874年，书写者费廷桂是中国苏州人。

正面

庆应四年，戊辰正月，伏见之变，前大将军徳川公归江戸，待罪上野。当是时，城中纷扰，议论沸腾。老成者曰：“既得罪皇室，今又出兵拒战，是重其罪也。不若恭顺，以待诏命。”少年者皆曰：“今日所谓诏命，非出于宸衷，乃二三藩臣所为，盍为主家请雪冤立后？苟不获命，有死而已。”悲愤激烈，言言动人，余亦赞之。与同志诸士，会于四谷圆应寺谋议。既而，移于浅草本愿寺，遂屯于上野东叡山。将有所请，众令余撰队名，余曰：“彰明大义，在此一举，欲为‘彰义’。”皆曰：“善。”于是，四方来会者日多一日，得十二队：曰游击，曰歩兵，曰犹兴，曰纯忠，曰卧龙，曰旭，皆幕府之士也；曰万字，关宿藩士；曰神木，高田藩士；曰松石，明石藩士；曰浩气，小滨藩士；曰高胜，高崎藩士；曰水心，结城藩士。立首领，申约束，分屯山中寺坊。当是时，官军既在江戸城，传命解散，使者三反，竟弗听。前大将军移于水戸，因更奉轮王寺法亲王，益欲达素志。官军知其屈强不可服也，遂决攻击之议。初，宽永中，德川氏建根本中堂于上野，称宽永寺、轮王寺，宫世管之。金碧荧煌，穷极观美，吉祥阁屹立其前，环以三十六坊，拟比叡山，因称“东叡山”。地势爽垲，西临不忍池，东南接下谷，西北连根岸、三河岛诸村，而无埤堞可以守。乃急募市民运木石、筑垒植栅，市民争来就役。置巨炮于山王台，以备东南。山门凡八：南曰黑门，控广小路，我队率歩兵、万字二队守焉。东曰新黑门，曰车坂门，曰屛风坂门，曰坂本门，此间一带负丘面市，我队与纯忠、犹兴、游击诸队守焉。别派一队，分陈启运、养玉二寺。西曰穴稻荷门，神木、浩气二队守焉。曰清水门，曰谷中门，我队与歩兵、卧龙、旭、松石诸队守焉。部署已定，乃命市民避去。五月十五日昧爽，官军来袭。初，我兵在山中者三千余人，以事出于仓卒，在外者途梗不能入，又有怯恇遁逃者，其留拒者，仅可千人。急传令诸队，各守其处。鹿儿岛、熊本藩兵，呼噪，自广小路进，先攻南门。我兵丛铳齐发，官军辟易。会鸟取藩兵在汤岛台者，放火天神别当喜见院，沿不忍池南来，与二藩合，兵势渐加。我山王台兵发巨炮拒之。少焉，火起，二处烟焰涨天。津藩兵自竹町进者，登山下酒楼萆帘狙击，我兵击走之。时方梅雨，泥泞没胫，市民荷担而亡，颠仆困顿，号哭盈路，而来助我者亦不少。萩、冈山、大村、佐土、原津、名古屋六藩兵，自本乡进攻西门，先击我兵屯根津祠者，突进，直到三崎。此地丘坡高低，径路隘仄，加以霖潦，趑趄不能进。我兵据高纵击，追北，至薮下，遇伏而溃。根津南有水戸、富山、高田藩邸，隔池与东叡山相对，佐贺、冈山、熊本、佐土、原津、名古屋诸藩兵，据之遥放铳炮，又遣一队，泛舟渡水，来逼穴稻荷门。我兵善拒。德岛、鹿儿岛、冈山、新发、田津、彦根诸藩兵，来攻东门。我兵最少，启运寺兵邀击，走之，追北，至御徒町。官兵反战，我兵且战且退。养玉院兵出援，夹击之，官兵败走。当是时，东、西、南诸门皆受围，我兵奋斗，无一不当百。其最激者，为南门之战。自晨迄午，胜败未决。未牌津藩兵攻南门者，遶出山下，肉薄乱射，我兵稍沮，官兵乘胜，将入南门，我兵击走之。而鹿儿岛、佐贺、鸟取藩兵，代进攻击甚急，我兵死伤相踵。新黑门始失守，诸门遂破。于是，官兵三面齐入，夺山放火。余初在南门拒战，及败，与队士百人退至中堂前，殊死而战。会火及堂宇，吉祥阁亦在黑烟猛火中，天地为震，山河为动，而官兵充塞，不可复拒。乃走，欲谒法亲王。亲王既遁，迹之，到三河岛，遂追及。王衲衣草鞋，唯一僧从焉。余等伏请生死相从。侍僧曰：“王将赴会津，卿等且去，为后图。”众皆挥泪而散。后一二年，海内已定，诸获罪者被赦，归乡里，余亦出万死得一生。回顾当时，有不堪深慨者。因录其颠末如此。明治七年甲戌五月，幕府遗臣阿部弘臧撰，清苏州费廷桂书

反面

建碑赞成员

石原丰太郎

富山祖英

田口行藏

藤野清市

碕木荣吉

石川孝助

高山金凤

竹内君一

文 星 社

北岛七五郎

石上远平

渡部 朔

鼓包 武

小石澄藏

岸野米吉

石田卯吉

和田维四郎

根本东次

后藤金藏

三村清景

饭沼泰一郎

川地三郎

中田锦吉

小菅能之助

三浦逸平

饭沼新次郎

川岛庆治

中村新太郎

榎本丰吉

宫田孝次郎

祭野龟之助

神田铛鼓

村山长太郎

寺泽正明

宫田 修

本多 晋

向野鹤吉

内田 贡

青木 恭

宫坂重太郎

本多静六

鹿岛长次郎

井上鋹太郎

浅井政敏

宫崎道正

星岛定次郎

米泽政次郎

井上 廉

麻生为吉

一 桥 会

丰田 章

吉田重兵卫

太田原俊

斋藤伊太郎

平本惟德

户冢文雄

吉田温苗

大久保囗囗

斋藤 笃

守田治兵卫

土井利刚

高田兴此

织田完之公爵

酒井藤松

铃木 秀

所德 次

高桥钲吉子爵

久保春海子爵

酒井忠道

富田冬三

土岐政孝

田中常次郎

久世广业

神原政敬

高石鹤吉

发起人

松冈 操

宫田 畅

锅岛彦七郎

吉山仁勇

阿部德臧

明治四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建

图6 碑文反面，落款时间是明治四十四年，即真正立碑时间是1911年。

在空间上，《上野战争碑记》与《武州东叡山劝学讲院了翁僧都道行碑记》可谓邻居（距离20米左右），二者都在宽永寺内根本中堂附近。惊心动魄的上野战争，是改变日本历史的1868年戊辰战争的一部分。正面碑文1600多字，系亲历者阿部弘臧所写。正因为亲身经历了上野战争，所以写得跌宕起伏，仿佛3D立体电影，看得人如临其境，扣人心弦，刀光剑影中火光冲天、厮杀声不绝于耳，令人呼吸急促，感慨信息量极大，既是史学材料，也是文学作品，还是不可多得的书法名作——碑文书写者是中国苏州人费廷桂。站在碑前，视觉所见书法精湛，只是好奇：为什么请中国人写，联系渠道是怎样的？

费廷桂是苏州人，此外可知信息极少。

据https://www.jianshu.com/p/aabfe8e8222f 黄叶村人《平望人（痴堂随笔）》，殷恭毅先生回忆著名曲学家凌景埏先生：“我童年见聃兄（凌景埏的小名叫聃官，是因为他母亲怀胎十四个月而生的，和老子一样）从邻居费廷桂（复岩）老人学习国文，认真练书法，后来见聃兄的楷书和隶书都很好，他曾在宝泽堂寓所为我写一隶书扇面。聃兄的中国文学基础当在那时奠定。聃兄很尊敬费复岩先生，费复岩先生人极和善，善写小楷，曾闻聃兄言及费复岩先生曾应日本人书写过小楷诗碑留在日本一公园。”（《深切怀念凌景埏和殷邨梅表兄嫂》）不知这个“小楷诗碑”今在日本哪个公园？1871年中日之间首次缔结《中日修好条规》，但1874年中日两国尚未正式邦交，不知日方当时是如何与费廷桂联系的，有待考究。

上野战争发生在1868年（明治元年），碑记正面落款处有“明治七年甲戌五月，幕府遗臣阿部弘臧撰，清苏州费廷桂书”；背面有“建碑赞成员”（75个人物或组织）和“发起人”名单，落款是“明治四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建”。可见碑文撰于1874年，而立碑则是1911年了，即立碑时间在碑文写作时间之后37年，何故？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探究一番。

五、戊辰上野战争五十周年忌

正面

大正六年下，戊辰东军殉难者五十年忌，修斋于宽永寺，荐冥福

侧面

碧血会、旧交会、同方会、田安旧谊会、一桥会、葵会同建，请静岳德川公题书，五月十三日

战争，浴血，杀伐，殉难，生灵涂炭，废墟瓦砾，永远的话题。上野战争爆发于明治元年，立《上野战争碑记》时，还是明治天皇在位。六年之后，迎来上野战争五十周年祭。从明治到大正，亟需对历史上“内部战争”进行反思了。戴燕《从上野看江户》（见《读书》2020年 8月新刊），发思古之幽情，提出“没有江户，何来明治”，可以参考。

图7 1917年建，在上野宽永寺根本中堂附近，《上野战争碑记》左边。

六、茶筅塚

宽永寺这个年代不详的茶筅冢，埋葬了许多在茶道中“身经百战，壮烈牺牲”的报废茶筅，可见，日本茶客，把茶筅视作有生命的神灵无上尊重。

抹茶起源于唐朝，至宋朝，随着制茶技术和竹艺技术的发展，一些茶艺大家，选取高山白竹和紫竹研制出茶筅，用以调制抹茶，宋朝时把对抹茶的调制称为点茶。托名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强调使用茶筅的要点在于“手轻筅重，指绕腕旋”。

点茶,随着宋代饮茶文化的东渐而落户日本，发展成为今天的日本茶道。茶筅也称为“茶筌”，已成为日本茶道中不可缺少的茶具。茶筅在日本也是用竹子制成，是抹茶的一种烹茶和洗涤茶具的刷帚。

今天的日本茶筅，是从宋朝茶筅改良而来。可是在中国，茶筅却成了一种湮没无闻的古董。

图8 宽永寺茶筅塚

【后记】2017.9-2018.9，我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访学。为省交通费，就租住在文京区根津2丁目。孩子年幼，所以家属陪读。我去东大时，他父女俩偶尔外出走走，一走就走到了上野公园。从言问通走，有次就进到了宽永寺。回到家，听他们叽叽喳喳说起见到什么碑，对碑刻文化兴趣盎然的我再抽空去找寻。宽永寺，我就是这样“按图索骥”找到的。时间紧张，我没能再去，但唯一的那一次，我在里面徘徊许久，直到关门的人催我——游客本就不多，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编撰《东京汉文碑》（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时，我非常感慨于如此小范围内浓缩了这么多的“中国元素”，于是选定东叡山宽永寺大门的照片（即图1）作为“界页”，这样，东叡山宽永寺大门的照片就出现了6次。这是一种态度——作为来自“汉字母国”的文化人在异域发现汉唐文化的幸存，谁不流露出复杂情感？除非你没见过。

另，近读严绍璗为潘钧《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商务印书馆2013）所撰序。他说，体现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汉字”，超越了生成的本土，在亚洲东部地域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纽带的包括了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东部的“文明区域”，在世界文明史上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历史久长而文明进程未曾断裂的“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做出了并且继续着它的杰出的贡献。“日本语文”至今仍然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常用汉字”，进入21世纪以来并有“增量”的趋势。“常用汉字”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和相关专业入行必备的基本知识，从而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保持了自己语文的“准确性”、“典雅性”和“丰厚性”，并使自上古以来保存的日本族群的历史文献能够有一个广泛的阅读层面和研究层面。文字有文化学意义。我赞同他的观点，并希望此书拥有更多的读者。

图9 胡萍《东京汉文碑》（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封面及勒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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