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一年半载的蒋超良、马国强这几天又重回公众视野。
8月24日下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会议精神，马国强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出席会议。这意味着，湖北省委原副书记、武汉市委原书记马国强，已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4天前，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任命蒋超良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履新全国人大。
2020年初，新冠疫情袭击湖北，“走马换蒋”。2月13日，蒋超良卸任湖北省委书记，马国强卸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一年半前，两人双双卸任，如今两人双双任职，舆论关注热烈。有粉丝私信我，让我谈谈这般操作有何深意。
前海官察认为，两人复出履新，至少释放出以下多重信号：
一是体现组织对干部的关爱。组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更不用说正部、副部这样高级干部了。蒋超良作为金融系统出身的技术官员，在业务能力方面可圈可点。从金融机构领导担任省委书记，蒋超良是极为罕见的出类拔萃者。马国强长期在央企工作，精通财务管理，是做大做强中国实业的优秀国企榜样，是“商而优则仕”的代表之一。尽管他俩在去年武汉战疫中被指防控不力，但已经承担了不再担任原来职务的责任，不能放之不管，任其终老。组织重新明确他俩的新职，是一个温情操作，让干部本人及其家属以及广大干部都感到温暖。
二是释放合理使用受处理处分干部的明确信号。对于蒋超良、马国强的职务调整，官方文件用词非常考究，用的是“不再担任”，而没有用“免职”，既没有提及“另有任用”，也没有提及追责。严格来说，他俩不属于被处理处分的干部，应属于组织调整的干部。蒋超良一直担任中央委员、马国强一直担任中央候补委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干部工作的一贯方针。近年来，组织部门非常注重分清问题性质、动机和轻重程度等，综合分析、正确对待干部的失误错误，做好管理使用的“后半篇文章”，防止“一处了之”。在问责常态化的当下，合理使用受处理处分干部的示范效应是解除广大干部敢于担当的后顾之忧。
三是说明蒋超良、马国强过了廉洁关。“不再担任”原职的蒋超良、马国强，在这一年半里，一定充满了内疚、自责，也一定体会到了在位与不在位、大起大落的“两重天”。人在高处众人捧，人在低处众人踩。此时如果他们在廉洁方面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将会得到充分显现。此次他们复出履新，想必组织一定对他们的廉洁问题进行了充分评估，一定是过了关的，否则不会重新任命新职。廉洁不廉洁是致命问题，工作得失是能力问题。这其实也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干部只要廉洁方面过了关，工作中的失误其实是可以容忍的。
四是彰显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在有的人看来，人大工作存在职权虚化 职责虚位 职能虚弱等问题。走进新时代，人大改革风生水起，各级人大在履行监管职责、推进立法执法、畅通民意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蒋超良、马国强到人大任职，给广大网民再一次了解人大工作提供了契机。蒋超良、马国强这类曾经主持一方的要员到人大任职，是对人大工作的充实和加强，期待他俩能在新的工作岗位发挥余热，为“法治中国”做出努力。
五是向世界宣示新冠病毒源头并非武汉。世卫组织称，研究表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发源地；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说，中国武汉报告的(2019年)12月8日的病例很可能不是“零号病例”，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病例。华盛顿调查记者乔治·韦伯曾经抛出了合理猜测：参加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可能是最初引发疫情的“零号病人”。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由拜登下令让情报机构上交溯源报告的90天期限到了。路透社称，这份所谓的“溯源报告”可能会让拜登感到失望，因为其未能指出“这场致命疫情的确切源头”。
有人问孟学农，你想过要为自己辩解吗？孟学农用《增广贤文》上的一句话做了回答：“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期待履新的蒋超良、马国强以此心态，重整行装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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