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博遇见神秘浪漫的楚国青铜器，原来和楚人做朋友是很刺激的事

河南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有两道窄窄土岭，高仅数米，像一个“V”字，自东南向西北，从岸边蜿蜒没入水库。两道土岭，一道叫下寺龙山岭，一道叫下寺和尚岭，两道岭相距仅400米。向北3公里左右，还有一道土岭叫徐家岭。

1977年夏，淅川大旱，亚洲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出现枯竭，水位最低时下落到130米以下，许多古墓口在水底长期浸泡冲刷后，彻底暴露出来。库区开始流传“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说法。库区百姓传说，一渔民一网下去，拉上来一兜子青铜器。

1978年，在下寺龙山岭，发掘了著名的下寺春秋楚墓群，其中M2号墓葬的随葬品数量远超其他墓葬，出土器物有青铜器、乐器、车马器、兵器、骨器、玉器、石器以及工具等共6098件。M2西部还有大型车马坑一个，至少有车7辆，马19匹。（工作人员还在M2号墓中挖出四件汉代铁器，这是汉代盗墓者的作案工具）

以往一提楚国，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湖北、湖南一带，为何在河南淅川会有如此规模的楚墓呢？这要追溯到楚的先祖时期，史籍《世本》记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说楚国建都丹阳，随后迁都郢城，丹阳即今天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的丹水之滨，考古学家在丹江口水库下发现了城址的相关遗存，因此推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河南西南部的丹江口水库所淹没的地区，就是楚国的始都丹阳城。所以，淅川考古在河南的地位和重要性，仅次于安阳殷墟考古。

从下寺龙山岭、下寺和尚岭到徐家岭一带，方圆不过数公里，在群岭沟壑港汊中，集中了十多处楚墓群，古墓两千余座，其中高等级贵族墓有几十座，堪称“考古界一大奇观”。

在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楚文物中，青铜器是最重要的器物。它们制作精美、线条流畅、纹饰瑰丽、工艺精湛，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真实再现了几千年前楚人高超技术成就。而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也成为了河南博物院“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展厅的扛鼎之作。

楚王好细腰：王子午鼎

2号墓中出土了一套7件大小依次排列、用失蜡法铸造的列鼎，便是赫赫有名的王子午鼎。

鼎腹满饰浮雕的蟠龙和窃曲、弦纹，周围附有六只以失蜡法铸就的怪兽，前爪紧抓住口沿，后爪蹬着腰部，正在向鼎内探视，似在觊觎鼎中的美食。鼎足与底部的结合采用了冷焊工艺，这是中国古代冶金工艺史上极其重要的突破。出土时每件鼎内都放置有牛的肢骨，还有捞取牛肉、牛骨的铜匕。七件列鼎中最大的那只去了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去了河南博物院，另外几个兄弟留在了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和淅川县博物馆。

考古学家在鼎的铭文中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王子午。王子午又叫子庚，当时任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后来的丞相。王子午正是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

王子午鼎虽为圆形鼎，却是束腰收腹，腰部好像被一条腰带紧紧地扎起来似的。这恐怕和“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的典故脱不了干系，楚人把对细腰的偏爱应用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束腰平底的王子午鼎。

除造型别具一格之外，王子午鼎中的铭文的书写方法非常不规则，并且夹杂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装饰，这种铭文字体被称作“鸟虫篆”，以鸟形或虫形作为字体的装饰，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的字体，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镇院之宝：云纹铜禁

重达90余公斤云纹铜禁也出自2号墓。

禁，盛放酒器之用，起源于西周初年，消失于战国时代，类似于后世的茶几和矮桌。周王吸取商朝嗜酒亡国的教训，发布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时至今日，我国共出土禁类器物不足十件。

铜禁四面是透空的祥云纹，由5层粗细不一的铜梗组合而成。最内一层铜梗最粗，作为梁架，每根梁架两侧，伸出数条支梗，类似建筑构件斗拱。支梗纵横交错，相互卷曲盘绕，却又互不相连，都单独以最内层、也是最粗的铜梗梁架作为支撑。四周的十二条龙形附兽昂首鼓腹翘尾，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饰均为浮雕透孔云纹，如在云端。兽首面向案台张嘴吐舌，舌头翻卷至台面之上，似乎在盯着案台上的美酒，垂涎欲滴。铜禁下方，有序蹲伏着12只虎形异兽，张口吐舌，似不堪重负，也似气喘吁吁，承托着禁身。云纹铜禁的铸造工艺巧夺天工，霸气自然外露，彰显着神秘而鲜明的楚风神韵，有着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的称号，也是首批64件永久不准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灯光下的云纹铜禁造型瑰丽，很少有人知道，出土时千年的水浸和腐蚀让四周的云纹和怪兽变成了一堆堆难以分辨的铜梗和铜渣。1981年10月26日，河南博物院王长青先生带着徒弟对云纹铜禁进行整形补缺工作。修复中使用了师爷清宫造办处“歪嘴于”自制并使用多年的工具“玛瑙轧子”，师傅王德山制作并使用多年的錾花小锤、錾花卡尺、刻花錾子，还有自己设计制作的小锤、刻刀、刮刀及刻花錾子。整整两年11个月，最终将这件精巧绝伦、工艺复杂的云纹铜禁还原并呈现给世人，创造了中国文物修复史上的奇迹。

插播一条，河博文创的云纹铜禁冰箱贴，一只小醉猫横躺于酒案之上，爪里仍握一瓶酒，提醒人们“美酒虽好，切勿贪杯”。

铜禁的主要用作尊、卣、壶类酒器的器座，但在云纹铜禁的周边只找到一些残件，而这些残件恰好与1号墓的两尊龙耳虎足铜方壶的构件极为相像，只是大一点儿，考古学家推测铜禁上的两尊龙耳方壶很可能早在汉代就被盗走了。

龙耳虎足铜方壶高大壮美，纹饰精细，造型飘逸洒脱，尤其是龙形双耳和虎形双足极具动感，已成为楚式方壶的代表作。

春秋时期最辉煌的皇家乐器：王孙诰编钟

2号墓出土的26件一组的“王孙诰”编钟远早于登上《国家宝藏》的湖北博物院曾侯乙编钟。

“诰”是楚庄王之孙，这套编钟是王孙诰为自己的父亲王子午铸造的礼乐之器。“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商周时期，编钟编磬等乐器被视为礼乐重器，在贵族祭奠、宫廷宴乐时都演奏此类乐器，以显隆重。编钟数量的多少和形制的大小是主人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的象征。王孙诰编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青铜礼乐器，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复原了一套王子诰编钟，若是将来您到河博去，别忘了听听来自2500多年前的楚国贵族宴乐之音。

2500多年前的砧板：镂孔龙纹铜俎

俎是中国古代祭祀时放置牛羊等祭品的器具，切肉、盛肉的案子，常与鼎、豆配合使用。

出土于淅川下寺2号墓的铜俎面中心，有四十二个镂孔，以八个长方形镂孔将三十四个矩状镂孔对分，组成前后对称的两组变形交体龙纹，龙首朝外，四尾聚向俎的中心，由于青铜俎面两边高，中间下凹，从而使龙首部分高于龙尾，给人以升腾之感，极富想象力。四十二个镂孔间以阴线细刻云雷纹，俎面一周刻蟠虺纹，四足上刻云雷纹。

为什么要设计镂孔呢？一般贵族吃肉的流程，是将肉从鼎中取出来，放在俎上，切成肉片后蘸酱食用，俎上的镂孔便于切肉时沥去挤压出来的肉汁。所以这样的设计不仅是装饰更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镬鼎、升鼎、匕、豆、俎组成了一套祭祀用具中的一组。按照古代礼书的记载，不同等级贵族对于俎的使用数量大体是与鼎的使用数量相一致的，但在实际考古发掘中，出土俎的数量却远远不及鼎的数量。推测古代的俎除却少数为石制外，一般都应为木制，难以保存，目前发掘及传世的青铜俎则极为少见。

眼花缭乱的文物告诉我们，和楚人做朋友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

徐家岭墓群

1989年秋，丹江水库再度因干旱水位下降，受文物贩子高价收购文物诱惑，当地兴起一股盗墓之风，致使不少文物在被盗后贩卖到国外，考古人员在和尚岭和徐家岭抢救发掘十余座楚国贵族墓，出土文物2000多件，该墓地发掘被评为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10月，淅川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在徐家岭墓地的盗墓案，再向里边挖20厘米就进入墓室了，如果不是被发现，两天就可以搞定了。随后考古工作者又抢救发掘大型楚墓3座。

驾婉龙以周游八极：青铜神兽

徐家岭墓葬群中9号墓等级最高，墓中出土了一对造型奇特青铜器，可以说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又寄托了楚人无限而丰富的想象，更是楚人向往“驾婉龙以周游八极”的浪漫自由情怀的体现：龙首、蛇颈、虎身、豹尾、龟足，造型奇特构思古怪，只能根据其外表为其取名为神兽。

神兽头部上方攀附有六条两两相对、弯曲盘绕向上蔓延的龙形小兽，巧妙的构成了神兽的触角。张口吐长舌，口内獠牙交错，两颌各饰一朵柿蒂形花。身体作虎形，弯腰翘臀，兽腿健壮。

脊背上立有一只龙首、双角、长颈、卷尾的奔兽，口中衔一条曲体吐舌的小龙的尾部，后爪后蹬于神兽颈上部，似乎正在跳跃。神兽臀部有弯曲盘绕的龙形插座，腹下有一半环状纽，似为悬绳系鼓之用，有些学者推测为某种乐器的器座。

通体以大量绿松石镶嵌出龙形、凤鸟形和云纹、涡纹等图案。碧绿华贵，弥漫着浓厚的神秘色彩，附着在神兽上的小怪兽，并非与神兽连成一体，而是利用分铸活套方法，可进行自由拆装，且对接紧密。

楚人好鬼信巫：狩猎纹画像铜壶

和尚岭2号墓出土的狩猎纹画像铜壶盖面、器表镶嵌有红铜纹饰。第一层（壶颈部），为三组相背凤鸟纹；第二层（壶肩部），中央一神人，作人面、虎耳、长尾，头顶饰鹿角，神人两侧饰一对相背之凤鸟，凤鸟尖喙、圆眼、鹿角状花冠。

第三层（壶上腹部）与第二层相似，以鸟首羽人为中心，两侧对称饰相向二虎，羽人为鸟首、卷蛇状角、人身、双翼、翼下有龙爪状上肢，下肢作人腿而鸟爪，鸟尾，神人双足下各饰一龙，虎的背部和尾部饰有云纹；第四层，以“丫”形饰为中心，对称饰有一人斗兕场面，人手持短兵，头戴“山”字形冠；第五层，饰有对称的人与虎相斗图案，虎颈部被一长矛刺穿，人一手持短兵，另一手执盾牌；第六层，以一鸟状神人为中心，两侧对称饰一人斗牛形象，鸟状神人勾喙、圆眼，头饰花冠，人一手握短兵，另一手执牛角；第七层为一对相向独角兽。其中的人面神人、鸟首羽人、鸟状神人是人格化的神的形象，接近屈原的《离骚》、《九歌》中所歌咏的神人。

这就完了？不，还有还有

“倗”铜浴缶（出土于淅川下寺1号墓）

铜浴缶是楚人新创造的器物。全身布满以红铜镶嵌的龙纹、涡纹，其肩部两耳作象首状，盖内及器口沿内侧均铸有相同铭文10字：“楚叔之孙薳子倗之盥缶”。

垂鳞纹铜升鼎（出土于淅川下寺1号墓）

有没有觉得它长得和王子午鼎很有些相似之处？升鼎是楚文化礼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特征是侈口，立耳外撇，颈内收，束腰，平底。有的还在器身满饰文饰，腹壁等距离装饰4或者6只爬兽。

龙纹器座（出土于和尚岭2号墓）

底座正中央有一管状柄，上部为八棱形，内有朽木柄，中部有两个对称的方形穿孔，下部为正方形。柄的穿孔下饰三角纹，再下四周浮雕兽面。方座四面的花纹相同，上为两只变形的凤 ，颈相对，嘴向背，翘尾；下为两只虎，头向外，张口，伏身，弓腰，翘尾；正中为圆形涡纹，边框及凤、虎间饰对顶三角形纹。

鸟嘴兽纹鼎（出土于和尚岭2号墓）

盖正中饰蟠螭纹，鼎耳饰以网纹为地的宽带状蟠螭纹，腹部有一周凸弦纹，上下各饰一周以网纹为地的宽带鸟嘴兽纹，兽首相对，中间有“米”字形图案，兽尾间饰对顶三角形纹，后部上方点缀云气纹。

龙首双耳簋（出土于淅川下寺1号墓）

镶红铜龙纹鉌（淅川下寺2号墓）

关于这件镶红铜龙纹鉌翻遍各种某度也没有找到一丝介绍。关于“鉌”，在中国国家历史上发布过一篇《“量以载道”——度量衡的历史》的文章，文中提到“1857年出土于山东省胶县灵山卫古城的子禾子铜釜、左关铜鉌、陈纯铜釜，即著名的‘齐量三器’。”

以前出土了这类器物，按形状叫“舟”或“椭器”，自春秋蔡太史青铜鉌发现起，这类器物有了一个正确名称。

春秋蔡太史青铜鉌，武汉博物馆藏

“王孙诰”戈（出土于淅川下寺2号墓）

戈头援上部微弧，锋无收刹，援中呈条状凸起，短胡，有三穿。内为长方形，中部有一长方形单穿。在胡正面有错金鸟书铭文2行6字：“王孙诰之行戟”。

镂空镶绿松石车饰（淅川下寺2号墓车马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