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扒灰”的说法源于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四朝闻见录》中的《庆元党》记载了发生于南宋庆元二年的沈继祖弹劾朱熹事。
沈继祖弹劾朱熹，向朝廷递呈了此前谏官胡纮撰写的《劾朱熹省札》。
《劾朱熹省札》对朱熹的人品进行了辛辣的攻击。其中有提到：“又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朱熹诱拐了两个尼姑为宠妾，每次官位调动，都带在身边，能说朱熹修心养性吗？朱熹的媳妇在家守寡却有了身孕，他的其他儿子偷牛宰杀，能说他治家有方吗？
关于胡纮其人，《宋史》记载有一段早年他与朱熹的交往：“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
这段记载说的是：胡纮早年尚未发迹时，曾到建安拜谒朱熹。朱熹对于游学之士向来都是以粗茶淡饭进行招待的，对胡纮也不例外。胡纮却认为朱熹怠慢自己了，到处放话说：“朱熹此人人情淡薄，一只鸡、一壶酒，就算是在生活在深山中也应该拿得出，他却不肯拿！”断绝了与朱熹的交往，拂袖而去。
不难看出，胡纮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
所以，关于胡纮的指控，栽赃嫁祸的的成份很大。
另外，说朱熹“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仅见于胡纮这份札中，不见于其他私人著述，也不见于官方记载。
想想看，朱熹是这样的一个大名人，如果真有其事，肯定是爆炸性新闻，其他书必会郑重记上一笔。
举个例。
著名的朱熹与严蕊事，《宋史》卷四百二十七记载清清楚楚：知台州唐仲友在浙东饥荒期间，不理政事，与妓女严蕊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朱熹秉公执法，严办此二人。与朱熹有过过节的洪迈，就在其所著的《夷坚志》里恶意歪曲事实、大肆抹黑朱熹。
还有，南宋朝廷在贬谪朱熹的文书也没将胡纮这份省札作为贬谪朱熹的依据。
足见胡纮的指控和西汉初年灌婴等人诬蔑陈平“盗其嫂”的情况如出一辙，纯属空穴来风、血口喷人。
有人说，朱熹在谢表里没对此事进行辩驳，说明他默认了。
但朱熹在《落职罢宫祠谢表》已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臣聩眊，初罔闻知。”——臣昏愦糊涂，对于胡纮说的这些事，竟然丝毫不知。
《落职罢宫祠谢表》的末尾，朱熹“乞赐睿断”，敬请皇帝明察。
在朱熹看来，这种荒唐至极的弹劾，根本不值一辩。
该谢表呈上之后，皇帝没表现出什么“睿断”，而政敌的攻击又至。
朱熹于是又上了一封《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愤慨地说：“谅皆考覆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既然朝廷认为那些非议是真的，那我遭受放逐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难道就是某些人说的所谓“默认”？
其实，朱熹相当清楚，自己遭受黜落，并不是有什么罪衍，而是韩侂胄和赵汝愚互相倾轧的结果。
赵汝愚崇尚理学，朱熹算是赵汝愚的人。
韩侂胄要搞倒赵汝愚，就整出了一个庆元党禁。
沈继祖观风望旨，跳出来乱咬朱熹。
另外，朱熹在宋宁宗登位前担任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要求很严格，给宋宁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
所以，宋宁宗也很烦朱熹。
朱熹有自知之明，谢表请去。
富于喜剧性的是，南宋嘉泰二年，韩侂胄积极准备北伐，为了赢得人心，请宁宗下诏，追复了朱熹的官职。
不难看出，之前沈继祖、胡纮对朱熹的的指控，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之词。否则，像朱熹这样一个“奸宿尼姑”、“扒灰”、“纵子偷牛杀牛”的无耻之徒，朝廷却让他官复原位，岂不说明朝廷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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