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林：在成都投资京东方后，我曾很后怕

在中国的区域经济竞争中，竞争重点之一是招商引资，而近几年的招商引资模式逐步升级——企业在投资某一地方时，要求当地政府以产业基金的形式参股作为配套条件。这有何利弊？

现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曾经在宝钢和中铝集团任职、并担任过11年半成都市长的葛红林，日前在第三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分享了他主政成都期间决策投资京东方4.5代线项目的经历。“我当时感觉很后怕：如果3年之后，京东方这个企业垮了，那么政府投下来的钱就完蛋了。”葛红林说，“政府投资企业，偶尔干一次还行，可不能天天干、年年干，在成都我就干了一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风险”。

葛红林还提到，促进经济发展，第一个活力就是增强投资活力——不是企业家没钱、不愿意投，而是怕投资之后，碰到地方政府说话不算数。因此，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提了一个建议：建立中国投资保险公司。

以下是演讲整理：

我的工作经历是从企业到政府，再从政府到企业，现在又到协会。可以说政府、企业以及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三个角色我都担任了。今天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点想法。

保护经济健康发展，政府该出手必须出手

第一，政府要做好经济健康发展的守护神。政府有四大职能，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我认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问题。

举个例子：前一段时期，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经济学界和实业界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做实业的非常明确，这偏离了产业运营过程的价值链。以我比较熟悉的铝和铜为例、包括螺纹钢，以这个价格的上涨，如果全成本的投资，七个月就能收回，这就偏离了。为什么有些人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做过实业。

4月27日，《政协报》采访时我讲，供需基本面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成本也不支撑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资本的力量和资金的推动，是本轮上涨的关键因素。基础原材料的价值是稳字当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相对稳定的价值，才有利于产业链的行稳致远。

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说，有效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的影响，然后价格就下跌了。5月19日又开了会议，上午的会议，当天就见效了，短短几天，大宗商品价格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

有的人认为，价格上涨是市场行为，政府不需要调控，包括一些期货的从业者。但是更多的市场操作者认为，如果你这种操作涉及到了“六稳”“六保”，政府必须干预，该出手的必须出手。

应该如何监管，就是要把分散的市场监管方面——食品、药品、工商、质量、检验检疫、海关，由一位副市长来监管。

促进经济发展，第一是增强投资活力

第二，要不断注入经济发展的活力。2003年我当选成都市长，2004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评选，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十大城市：沈阳、大连、东莞、杭州、青岛、深圳、成都、苏州、温州、无锡，九个都在沿海，只有成都一个是在西部。在获奖会议上我就说，城市的活力比城市实力更重要，有实力没有活力的城市会变得没实力，而有活力无实力会变得有实力。

这之后，中国城市出现了三个分化：一是速度分化，有的城市发展快，有的城市发展慢；二是南北分化，当时天津不是最具活力的城市，大连和沈阳是的，2009年以后，大连和沈阳经济增长就乏力了，天津、大连和沈阳现在下滑了很多；三是人口分化，游戏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大幅度减少，大家讲是用脚投票，也是投城市的发展活力。

因为我是2003年当市长，根据成都的情况分析了一下，成都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缩影：正好是国家的1%的人口，远郊像西部，近郊像中部，城区像东部，如何解决这样一个城区发展不平衡，就是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部振兴，虽然不能说是一个政策。

当时，我们就提科学发展、六个一体化——城乡产业、规划产业、还有市场、基础设施、公共管理机制，我是先从农业抓起，释放城乡互动的活力、科学发展；不像其他的市长，从城市抓起。

另外，怎么促进城市的经济？最关键的是要围绕安居乐业。2003-2008年我们的目标是人居环境最佳、环境最优、综合实力最强的西部城市；2008- 2011年的建设目标，只动了两个字，建设人居环境最佳、创业环境最优、综合实力最强的中西部城市，当时目标就是超武汉。

后来又源于“少不入川，老不出川”，提出“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吸引了外来人口。然后全国出了很多口号：一座不得不去的城市，一座去了还想去的城市，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所以，安居乐业是衡量经济发展好否的重要标准——为什么经济出现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产业下滑。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要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这是充分必要条件。

通过增强投资活力、农村活力、城市活力，来促进经济发展，第一个活力就是增强投资活力——不是他们没钱、不是不愿意投，而是怕投资之后，碰到地方政府说话不算数。大家说用市场化、行政化和法治化的手段，因此，3年前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提了一个建议：建立中国投资保险公司。政府和企业说的话，要签协议，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开辟一条新的营商环境渠道。

农村的活力，农村来的都知道，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原则上只能出，不能进——现在放弃农村身份，移民到城市，这是可以的，但是回农村是不行的，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引导城市资源、资本、人才、技术向乡村流动聚集，为乡村振兴增创新动能。

盘活国企闲置工业用地来解决住房问题

第三个是住房问题。农村现在基本不存在住房的问题——危房和贫困户、扶贫县，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主要是城市的住房问题。

解决城市住房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行为配置资源。并且，住不起的问题还会演变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应该根据每个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确定自己常住人口的增减，形成一个变动区间和天花板，制定相应的政策。城市不可能都是富人区，北京保姆市场很大，小时工、保姆住在哪里，物流人员晚上住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

要充分盘活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执政的基础，该贡献的要贡献。我有一个观点：城市里住房供应紧张，绝对不是因为没有土地，而是要把土地变现为地产，立竿见影增加地方财政的当期收入。不应再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但可以将住房条件的改善作为促进消费的带动力——换了房子，至少洗衣机和空调要换，还会带动很多其他的产业。

在成都投资京东方后，我很后怕

第四，高度重视政府工作的人因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囯涌现了一批具有冶金工作背景的省长和市长。1999年，甚至出现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的市长，都来自钢铁界。重要原因是：大型钢铁企业是让人见识、让人锻炼的地方，那里既是一个工厂，更是一个社会，拥有码头船队，铁路站和机车、变电站和发电厂、焦化厂和制氧厂、污水处理厂等等。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领导企业难，但领导城市更难。一定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的人因问题，不要变动太频繁。

我做了11年半的成都市长，第一届的前3年，只是当了学徒，直到届满时，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觉。进入第二届，社情民意了解更深了，透过现象看问题更准了，拍板决策更精了，也不容易被人蒙了。进入第三届，就有点游刃有余了，重大工作的成效开始展现了，也有了成就感。一个重大的工程、产业化项目，从招商到建设、从运营到盈利，往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2007年京东方为了扩大液晶显示屏项目，提出在成都兴建4.5代液晶显示生产线，总投资是31亿元。它是北京市管的，北京市的公司到省外去投资，还要北京市的国资委审批。我问，能不能通过股份增发？他们担心，万一增发不到呢？让成都兜底，我说行，解禁期过了以后可以通过二级市场退出。虽然我们不是为了赚钱，但是无形中也赚到了钱。

京东方与地方政府的投资模式，进了哈佛的教学案例，后来被京东方拓展到合肥和重庆。我当时感觉很后怕，如果3年之后，京东方这个企业垮了，那么投下的钱就完蛋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这个模式，现在又演变成政府引领、领投产业基金的模式。原来是政府直投的；现在有些政府比较聪明，通过基金，即使失败了，也能解禁，甚至未必有政府的直接追责。投十个，可能只有一个失败，也没有问题，但是都有失败的可能。所以，政府投资企业偶尔干一次还行，可不能天天干、年年干，在成都我就干了一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风险。

这种模式成功与否，取决于决策者的把握，取决于决策者对这个企业的判断。所以，政府促进产业——直接或间接介入具有风险的竞争性领域的模式，值得学术界加以研究，包括合规性、风险防控，追责和免责等问题。因为也出现了一些基金爆雷的案例，也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