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红绿彩瓷器的比较研究

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红绿彩瓷器的比较研究

选自《文物世界》2011年02期，吕军 周高亮

白釉红绿彩是北方磁州窑系所开创的一种装饰方法，是用毛笔蘸红、绿等低温颜料，在已经高温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彩炉中再进行第二次低温烧彩而形成的釉上彩瓷（图一）。其彩料有红、绿、黄以及金、银彩等多种[1]。

红绿彩，在早期的陶瓷考古文献中，一般都被称为宋三彩或宋加彩，20世纪60年代，由陈万里先生首次提出“宋瓷加彩”[2]。另外还因为红绿彩在宋、金窑址中出土比较丰富，而以往的窑址调查中宋、金地层不分，因此白釉红绿彩旧称宋加彩[3]。由于红绿彩主色为红，故在日本称“宋赤绘”[4]。

红绿彩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红绿彩瓷器在陶瓷考古工作者所做的窑址调查中多有发现，经过几十年的陶瓷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西等省都发现了出土红绿彩瓷器（标本）的窑址。其中，以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最具特点，两地都在窑址发掘中找到了金代红绿彩瓷器遗存的地层堆积，而且还都发现了一些纪年墓葬资料，为解决红绿彩瓷器的创烧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已有学者经研究提出红绿彩瓷创制的时代约为金代中后期[5]，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金代红绿彩瓷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确认后[6]，学术界对其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着重探讨红绿彩产生的年代、产地、红绿彩装饰艺术特点等问题。首先对红绿彩瓷器进行综合研究的是秦大树、马忠理先生。1997年，秦大树、马忠理先生发表了《论红绿彩瓷器》，主要从红绿彩瓷器的特点、红绿彩瓷器的品种、红绿彩瓷器的产地与生产的时代、红绿彩瓷器的源流及影响等四个方面对红绿彩瓷器进行了综合研究和论述，其中“红绿彩瓷的产生年代为金代中后期”的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7]。对山西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的研究主要是由孟耀虎先生所做。1999年，孟耀虎先生发表了《长治八义窑红绿彩瓷器》一文，就山西地区八义窑出土的红绿彩瓷器的类别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8]。此后江建新先生发表了《中国早期釉上彩之研究（上篇）、（下篇）》，对红绿彩瓷器的工艺进行了研究，提出金代“红绿彩采用不透明而又醒目的红彩描线，以透明而又相对淡雅的绿、黄二色填彩，即所谓‘画红点绿（黄）’的装饰手法。这是彩饰工艺上红绿彩区别于其它彩瓷的一个显著特征”[9]。2009年，《收藏》杂志还举办了“大红大绿的红绿彩瓷艺术专题”，刊发了数篇红绿彩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对磁州窑、山西地区的红绿彩的研究等[10]。为加强红绿彩瓷器的学术研究，2010年1月，深圳博物馆等单位在深圳还召开了“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学术研讨会”[11]。会议主要就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一）红绿彩瓷器与金代宗教、社会风俗的关系；（二）红绿彩瓷器创烧与流行年代；（三）红绿彩瓷器的装饰、艺术特点及材料科技研究；（四）明清景德镇窑、漳州窑红绿彩瓷器；（五）各地收藏和近年出土的红绿彩瓷器[12]。

纵观红绿彩瓷器的研究现状，主要是就红绿彩瓷器的工艺方面的施彩方法进行探讨，而山西、河北地区的红绿彩工艺是最具特色的，目前尚无两地区出土红绿彩瓷器的比较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主要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对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探讨山西、河北地区红绿彩瓷器的工艺特点及其对后世釉上彩瓷器的影响，以期论证两地区红绿彩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

一

红绿彩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早在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先生就曾记述过河北有白釉红绿彩瓷器，他在其《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宋朝瓷器”一章的“磁州窑”（磁县彭城镇）一节里就谈到了红绿彩：“尚有红绿黄三种彩色者。”[13]。这几乎是关于河北地区窑址发现红绿彩瓷器最早的文献记载，也是全国范围内古窑址发现红绿彩瓷器的最早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红绿彩瓷器在陶瓷考古工作者所做的窑址调查中多有发现，经过几十年的陶瓷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西等省都发现了出土红绿彩瓷器的窑址。其中，以山西、河北的红绿彩瓷器最具特色。此外，山西、河北地区还发现了出土红绿彩瓷器的墓葬，尤其是纪年墓为考证红绿彩的创烧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方便研究，现将两地区出土红绿彩情况叙述如下。

（一）山西地区

目前，在山西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遗存有窑址、墓葬和遗址。

1.

窑址

山西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窑址有：长治八义窑、东山窑、南泉庄窑，浑源青磁窑，临汾龙祠窑和高平窑。

（1）山西地区生产红绿彩瓷器最重要的窑址是长治县八义窑。对八义窑的调查，始于20世纪50年代，陈万里先生首先报道了八义窑出土红绿彩的情况[14]。随后《中国陶瓷史》也介绍了八义窑发现红绿彩的情况。“山西八义窑在窑址采集到了一些红绿黄彩绘碗的标本，纹饰都画在碗的里部，纹饰布局具有地区特色，以花卉为主，……”[15]。199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长治八义窑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八义东山窑进行了试掘，出土了大量的红彩、绿彩和红绿彩瓷器。主要有碗、盘、钵、碟、器盖，也有人物俑等。证明这个窑址以生产红绿彩瓷为主。其红绿彩装饰有各种花卉、动物，最富有特色的是吉祥语的文字图案[16]。

（2）南泉庄窑，仅听说曾经发现过红绿彩瓷器，见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报道[17]。

（3）浑源青磁窑，在调查中发现过红绿黄彩的瓷片，胎体较纯净，白胎泛黄，见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报道[18]。

（4）临汾龙祠窑，在调查中发现过红绿彩瓷器标本，见于华石先生的报道[19]。

（5）临汾高平窑，相传发现过红绿彩瓷器，见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孟耀虎先生的报道[20]。

2.墓葬

（1）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墓出土红绿彩绘碗一件[21]。

（2）侯马市金墓M29出土碗一件，碗上有红绿彩三色彩绘，内底红彩书写一“清”字[22]。

（3）临汾市热力公司M8出土红绿彩碗一件[23]。

3.遗址

（1）长子县碾张关村出土红绿彩钵一件[24]。

（2）翼城县郏庄村变电站一次出土六件红绿彩童子俑[25]。

（3）榆次市猫儿岭1954年出土一件红绿彩折枝花卉纹盏，有学者认为其年代或为金—元时期[26]。

（4）太原市西南郊金胜村管道工程出土红绿彩文字盖钵一件，有学者认为其年代或为金—元时期[27]。

（二）河北地区

目前，在河北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遗存有窑址、窖藏和墓葬。

1.窑址

河北省境内发现红绿彩瓷器的窑址有：磁县观台窑、观兵台窑，邯郸峰峰矿区彭城窑、临水窑，临城贾村窑。

（1）磁县观台窑，1958年进行第一次发掘时，出土有红绿彩瓷器完整器，但是发掘报告中没有报道[28]。只是在后来出版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里发表两件，分别是坐佛和弟子立像各一件[29]。在1960至1961年的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红绿彩瓷器[30]。1963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的窑址调查中，出土红绿彩小瓷人一件[31]。随后，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磁州窑系诸窑”章节中，白釉釉上红绿彩作为磁州窑的烧瓷品种而被报道出来[32]。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原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观台窑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在窑址地层和灰坑中都发现了红绿彩瓷器，有器盖、人物俑、佛像等[33]。

（2）磁县观兵台窑，1987年4月，邯郸文物保管所马忠理，北京大学考古系秦大树、姜林海、王献本、陈彦堂等5人在发掘观台窑址时，调查了观兵台窑址，并报道了发现红绿彩瓷器，无完整器出土，仅出土瓷俑残件三片[34]。

（3）邯郸峰峰矿区的彭城窑和临水窑址，是古磁州境内滏阳河流域的一个制瓷中心，也是磁州窑中心地区的代表性窑场[35]。但是早期所做的调查工作不多，发表的相关报道也很有限，仅见于20世纪30至50年代初期的一些资料，如叶麟趾和陈万里先生对彭城窑的调查[36]和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的调查[37]。关于彭城窑和临水窑生产红绿彩瓷器的报道，见于刘志国先生的研究[38]。

（4）临城贾村窑，叶喆民先生在临城贾村窑还找见有“金加彩”残片[39]。

2.窖藏

除了上述窑址外，在河北还发现有一处红绿彩瓷器窖藏。

1972年，在邯郸市峰峰矿区汽车一队修建人防工程时发现了红绿彩瓷片，经过清理收集，拼对出五尊佛像，推测此处是一处窖藏，只是这批资料直到1997年才报道出来[40]。

3.墓葬

河北邯郸“泰和二年”（1202年）崔仙奴墓，墓中出土了红绿彩瓷俑五件，均为童子俑。两件是坐在鼓上的坐俑，两件是站在台子上的立俑，还有一件是仰卧俑，形体最大长达33厘米，伴出一方砖墓志[41]。

二

红绿彩瓷是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以红、绿、黄等低温颜料彩绘，再进行第二次低温烧彩而形成的釉上彩瓷。考古资料显示，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各具特色。

从胎釉上看，山西地区的红绿彩瓷器，在施釉前全部挂以白色化妆土，胎色以土黄色为主，灰色胎次之，还有少量黄灰色胎，釉色是白中泛黄。河北地区的红绿彩瓷器，也是在施釉前全部挂以白色化妆土，墓葬和窖藏出土的瓷塑和佛像，其胎色以白黄色（白胎微泛黄色）为主，白釉光润洁净；窑址出土标本其胎色以黄灰色为主，还有少量棕色（棕灰、棕褐、棕黑），白釉多泛灰者，也有泛黄者，还有直白色者和卵白色者，多半木光。

从彩色上看，山西、河北的红绿彩瓷器都有红、绿、黄、黑四种色彩。山西地区的红、绿、黄、黑彩中，以红、绿二彩最常见，红彩可分两类：一类不脱落。一类极易脱落。绿、黄、黑彩则不脱落。可能是绘画时彩料的浓淡或烧成温度的不同，红绿彩呈现多种不同的色阶[42]。河北地区的红、绿、黄、黑彩中，也以红、绿二彩最常见，常与黑彩搭配使用。红彩一般呈朱红色，若烤花的温度较低，则色调深而暗，若温度较高，则色调鲜亮并较浅。绿彩亦分两种，正烧的为浅色的翠绿色，烤花温度若较低，则呈暗色的墨绿色[43]。

从彩绘及题材上看，山西地区的碗类装饰中黄彩仅用于花叶的叶头和边饰上点彩；在俑类器物上，黄彩又作为主要色彩与红、绿、黑一起使用。在绘画风格上，线条流畅，采用工笔兼写意或没骨法，浓翠红艳，独呈异彩。画面布局多用边线，采用折枝花草、禽鸟、开光、文字和两面夹彩技法[44]。纹饰题材以折枝花草、禽鸟为主，花卉多牡丹、菊花、莲花、桃果纹，禽鸟有麻雀、鹦鹉，还有鱼纹（图二）；文字装饰也是山西地区具有特点的题材之一。河北地区出土的器皿较少，窑址出土的器盖，红彩做边饰，其上点黄彩；而在瓷塑人物俑和佛像上，多以红绿黄黑彩装饰衣物、头发、面部口唇、鞋袜等。其中，人物俑上的发、眉、眼使用黑彩，唇用红彩；所穿绰子的边袖等，多施以红绿彩,具有“画红点绿”的特点。佛像的装饰上，采用白描和勾画的手法，一般多是黄、红、绿、黑彩交替使用，纹饰图案精美富丽。

从出土的红绿彩瓷器的形制上看，山西地区多生活用品和瓷塑制品，目前尚无发现佛像的报道；生活用品常见有碗、盘、钵、碟、器盖等（图三），瓷塑有女俑、女坐俑、仕女俑等人物俑；也有小型童子俑，高度在4.3~4.8厘米之间，似玩具。河北地区多人物俑和佛像（图四），较少生活用品发现。人物俑有仕女、文官、童子俑等；佛像有坐佛、佛弟子立像等，其形象包括如来佛像、释迦佛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天王像等。属于生活用品的仅在观台窑址发掘中出土了器盖一种。以下仅就俑类器物形制特点进行比较。

山西地区红绿彩俑类目前见于窑址和遗址。窑址出土的俑类有女俑、女坐俑、仕女俑等。其中，女俑两件。一件女俑梳垂双鬟，服绿色左衽襦或绰子，衣领以红线画边，内填黄彩；另一女俑服翟衣，抹胸，裹肚，蔽膝，霞帔。黄衣红裳，抹胸用绿带和红底白“S”曲带纹表示，黑色裹肚，绿色大带，绿色蔽膝，霞帔为红彩描边，内填白和绿，衣服白色，红线描边。釉下施白色化妆土，红、绿、黄、黑、白呈色稳定，光泽鲜亮。女坐俑，坐于墩上，右臂上有黄彩。仕女俑，包髻。发、眉和眼用黑彩绘出，包髻大部为红彩绘出，两侧为绿彩，红彩点朱唇，衣服为红边黄彩[45]。1993年在翼城县郏庄村变电站出土六件红绿彩童子俑。高4.3~4.8厘米。均为小孩童，或髡发，或戴帽。衣着或对襟或左衽。双手抱于腹部。浅土黄色胎，胎质稍粗。仅前半部分施白釉，黑彩勾眼、头发，红彩绘衣襟，点绿彩装饰[46]。这组童子俑，体形很小，制作简单，略显粗陋，分析其应该是玩具类制品（图五，1）。

河北地区红绿彩俑类目前见于窑址和墓葬。窑址出土的俑类主要是仕女和文官。其中，仕女包括纨扇仕女、双髻仕女和长辫仕女。纨扇仕女，坐于鼓凳上，右腿盘起，左腿下垂，手执纨扇，上着对襟窄袖绰子，下着长裙，下垂近地，尖靴。绰子一般着红彩，襟边着绿彩，长裙不施彩，纨扇、靴底和鼓凳上黑彩。双髻仕女，残存头部，发、眉、眼施黑彩，髻和唇施红彩，着红边绿衫或着左衽红边绿衫。长辫仕女，仅存头后部，两条长辫下垂，着红领绿衫，发为黑釉，领暗红色，浅绿色衫，无光泽。文官，仅存头部残片，方脸、剑眉、丹凤眼、长髯。仅唇部红彩，余均为黑彩[47]。

1989年5月，在邯郸峰峰矿区农电局东侧基建工地发现一座墓葬（编号FM1），出土红绿彩瓷俑五件，伴出一方砖墓志。瓷俑均为童子俑。其中，两女童，或坐在或骑在白釉黑彩三环纹鼓凳上，通高15.5~16厘米。头上分别留发三片和五片，梳成小髻，扎红头绳，坐鼓俑头顶无发处施黄彩，骑鼓俑头顶无发处施淡翠绿色彩，眉眼部都施黑彩，朱唇小口；坐鼓俑身着左衽交领窄袖衫，施红彩，后身红彩鲜亮，前身红彩有所剥落，襟部饰绿边，有褐绿和黑色，腰悬绿彩佩饰。白釉裤，黑彩矮帮鞋。左腿盘起，右腿自然下垂，安坐于鼓凳上；骑鼓俑身着白色圆领窄袖衫，领口及袖口施黄彩，外套短褙子，前身腰围短裙，正中有红彩宽带，将翠绿色短裙分为两片，左片呈翠绿色，右片黄绿色，后身施红彩。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下身着裤，裤口饰红边，绿袜黑鞋，骑坐于鼓凳上。两男童，均站立于白釉黑彩双环纹圆台上，其一通高16厘米，头上留发三片，梳成小髻，扎红头绳。头顶无发处施黄彩。侧视。着交领窄袖衫，左衽，施红彩。腰围抱肚，绿彩黑边。下身着裤，白釉红边。足蹬尖头靴，施黑彩。怀抱一只白釉黑点小花狗，站立于圆台之上。另一个通高16.5厘米，头顶髡发，施黄彩；眉眼施黑彩，口唇红彩，身着直领窄袖半长绰子，红彩绿边；内着白色红边交领衫，左衽。腰束绿彩红黑边抱肚，在绿彩之下，先施过黄彩。下身着裤，黑鞋。左臂腋下挟持一黄彩黑口的长方盒，右臂自然下垂，站立于圆台之上。

还有一男婴，呈仰卧状，形体最大，长达33厘米。头顶留“鹁角”，系红头绳。颈佩金黄色如意形项饰，上身着窄袖直领短绰子，黄地饰红色圈点团花，袖和襟为红色，加绘成对的黄色飞鸟数组。右手握拳，左手置于腹部。背部有褐色带一条。前身可见在腰腹部系黄、褐、绿色三条宽带，在腹前结成蝴蝶结。从臀部顺腿束红彩带一条，在膝下结成蝴蝶结，双腿上曲。白釉呈乳白色，光润洁净，在不同部位着红、绿、黄、褐彩，红彩鲜艳，绿彩则暗淡呈褐绿色，黄彩为河北临水窑特有的明黄色[48]。这组童子俑，高度一般在15.5~16.5厘米，仅一件最长的33厘米。出土于墓葬之中，分析其应该是随葬用的明器类制品（图五，2、3）。从制作方法上看，山西、河北两地红绿彩俑类都是采用模制方法制作而成的。

从红绿彩工艺上看，山西地区的施彩工艺特点，孟耀虎先生曾针对山西八义窑红绿彩瓷器做过总结。从施彩方法上分为四类：第一类，在素白瓷上，仅以红绿二彩勾画各种纹饰；第二类，在素白瓷器上，以红绿黄三彩勾画各种纹饰；第三类，在烧好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再加填红绿黄彩或其中某一种单彩；第四类，在素白瓷上施釉上低温单彩[49]。河北地区的施彩工艺特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在素面白釉瓷器上，以红绿彩勾画各种纹饰，一般使用红绿黄三色，也有仅使用红绿双色的；第二种，在烧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绿、黄彩。仔细分析山西地区的施彩方法，不难看出，第一、二、四类，都是在素白瓷器上，用红、绿、黄彩勾画各种纹饰，三者所不同的是，有使用红、绿二彩的，有使用红、绿、黄彩的，也有仅使用一种单彩的。因此，这三类实际是可以合并为一类，即在素烧的白釉瓷器上，以红绿黄彩勾画各种纹饰，一般使用红绿黄三色，也有使用红绿两色，或者仅使用一种色彩的。如此看来，山西、河北两地的红绿彩，从工艺上（主要是从施彩方法上）看，其施彩方法是一致的，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在素烧的白釉瓷器上，以红、绿、黄彩勾画各种纹饰；一类是在烧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绿、黄彩。

从烧制红绿彩瓷器的时间上看，山西地区烧制的时间，据试掘报告的研究，“1996年八义东山窑试掘所获得器物其烧造时代应为金代晚期，时间应在1190—1210年的20年间”[50]。报告者还提出“八义窑出土的红绿彩瓷器，已经是一种较成熟的彩瓷，在它的早期可能还有一个创烧发展的过程”[51]。河北地区的烧制时间，观台磁州窑出土红绿彩瓷器的第三期，其具体时代可以定在金代中后期[52]。由此，我们或可认为，磁州窑烧制红绿彩的时间略早于八义窑。

从窑址出土红绿彩瓷器的数量上看，山西长治八义窑在试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为此，试掘报告提出“红绿彩瓷器在山西长治八义一带是大量生产的”[53]。而在河北，已发掘过的观台磁州窑窑址，出土红绿彩瓷器的数量很少，仅十几件（片）标本，发掘者也认为在“本次发掘中这类器物（红绿彩瓷器）的发现并不突出，数量较少”[54]。由此说明，山西、河北两地区窑址出土红绿彩瓷器在数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总体上讲，山西地区是以纹饰丰富和产量众多为特色，河北地区则是以鲜艳、丰富的加彩为特点。

三

景德镇在元明时期成为全国烧瓷中心，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瓷都。其窑工中应该有不少是为了躲避北方战乱而来到景德镇的北方窑场的窑工们。在今天的山西长治八义一带，至今还有不少关于当年陶瓷艺人逃往景德镇的传说。其中，八义窑给金代皇帝烧龙床一事广为流传，比较具有代表性。原意为：官府下令八义窑给金皇室烧造龙床，窑主觉得按官府要求只烧一件不赚钱，于是就私下偷偷地制作了三件，此事很快被官府得知，窑主因此而逃往景德镇[55]。

景德镇元代开始烧制红绿彩瓷器，景德镇的红绿彩瓷器也称五彩，其彩一般多施于青白瓷之上，也有施加于枢府瓷之上的，也有施加于普通白瓷之上的[56]。1980至1981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清理元代的作坊遗址时，发现有红、绿彩绘的折枝菊纹残片；1981年在景德镇落马桥元代后期灰坑出土两块红绿彩瓷片：一为矾红绘莲纹碗残片，其莲纹花头的绘法有元青花的意味；一为红绿彩菊纹碗残片，其采用矾红描线、绿彩绘叶之手法与磁州窑（包括八义窑）“画红点绿”的手法一致[57]。这些与磁州窑（包括八义窑）风格相似的标本，或可说明景德镇元代红绿彩是效仿磁州窑（包括八义窑）红绿彩而产生的。1994年以来，在景德镇市区的珠山中渡口、落马桥、曾家弄等基建工地的元代官窑遗址地层中也出土了红绿彩的瓷片标本，其风格与同出的元青花相同[58]，这也表明景德镇红绿彩瓷器产生的时间大体与元青花的烧制时间相一致。由此可知，景德镇元代釉上彩是在磁州窑、八义窑等北方窑址烧制的第一类红绿彩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磁州窑、八义窑红绿彩中的第二类，即在烧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绿、黄彩的施彩方法，应该可以认定为是景德镇斗彩工艺的滥觞。1985年西藏萨迦寺发现的两件宣德款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是目前公认的景德镇斗彩工艺的源头。此碗主要是在碗外壁主题纹饰——莲池鸳鸯纹上采用了斗彩工艺，其中，雄鸳鸯顶毛用深褐色、浅绿色彩描绘，颈部用深红点绘羽毛，再覆以红彩，并用红彩勾喙，眼睛和双翅用青花描绘[59]。雄鸳鸯扇形飞羽的釉下勾边釉上填彩的装饰方法就是斗彩工艺中的“填彩”，这种填彩工艺在磁州窑红绿彩装饰中已经被开创并得到了发展；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宣德款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盘[60]，和前述萨迦寺宣德款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纹饰题材相同，采用的装饰手法也一样，都具有斗彩工艺特点。这些都表明景德镇在明代宣德时期就已经学习磁州窑（包括八义窑）在烧成的白地黑花瓷器上填涂红、绿、黄彩的施彩方法，在釉下青花瓷器上加饰红绿彩。河北、山西地区金代创烧的红绿彩瓷器，不仅开创了在瓷器釉面上彩绘的新方法，为瓷器装饰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对景德镇釉上彩瓷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它不仅是景德镇釉上五彩瓷器的前身，更是斗彩瓷器的渊源。因此，山西、河北地区的金代红绿彩瓷器，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

本文仅就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红绿彩瓷器进行了对比研究，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比较。在比较山西、河北两地红绿彩窑址时，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山西长治八义窑仅在试掘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而河北观台磁州窑的发掘中，红绿彩瓷器的出土是很少量的。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山西的孟耀虎先生在其《长治八义窑红绿彩瓷》一文中就讨论过。但是他只是依此认为，“从长治八义东山窑的大量遗物看，‘红绿彩器是宋瓷中比较珍贵的品种’的说法，似乎已值得重新思考”；并且孟耀虎先生进一步提出，“可以认为，其它地区的红绿彩瓷器的烧造是少量的；或者是大量的，只是未找到废品堆积区；也可看作是大量烧造”[61]。其实对此现象还有一种解释，更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那就是望野先生的观点。望野先生依据近年来，在包括山西太原、长治、高平、晋城、侯马，河北邯郸、邢台、大名、馆陶、清河、沧州、黄骅等城市在内的旧城改造、道路建设、渠坝施工的工地，多有红绿彩瓷器标本发现的情况，提出，红绿彩瓷器的低温釉上彩多是在窑址以外的地方烧制的[62]。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窑址发掘中，红绿彩瓷器出土量很少的原因了。在此我们也相信，随着更多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窑址出土红绿彩瓷器多少不一的现象最终会有个更加合理的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