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使用、恐慌感对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策展新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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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庆锋，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武汉，一位医生推着一位老年患者看夕阳的新闻引起社交媒体用户的关注，用户在转发该则新闻的同时或为其添加上个性化的称颂之词，或为其添加相关的新闻背景信息。社交媒体已逐渐成为普通用户“新闻获取、评论、转发、跳转的重要渠道”（欧健，2019）。社交媒体用户接触公共议题并参与讨论，制作新的信息内容并进行发布，对既有的新闻意义进行重构，来生产新的新闻内容，表达对公共议题的看法。

互联网时代，民众个体是一类重要的传播主体（杨保军，2013）。作为传播主体的民众在生产、传播新闻内容时，一个重要的实践形态是对既有的新闻内容进行评论、重构、深化，然后借助自己的社交媒体进行发布。迪恩·斯达克曼（Dean Starkman）提出新闻传播的“新制度辐射型模式”（王侠，2012），“新闻机构发布新闻，通过社会化媒体传播和评论，将它推向舆论高峰”（刘鹏，2019）。可见，社交媒体用户已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专业新闻信息的加工与分发，与社会关系成员进行分享与联结，对公共议题的讨论可能影响乃至左右舆论生态。

社交媒体的新闻使用是复杂和多层次的，混合了被动形式的新闻接受和主动形式的新闻策展（Park & Kaye，2018）。基于既有新闻内容的新闻再生产不是完全原创的，而是对现有新闻内容的加工，这一新闻再生产可以称为新闻加工。新闻加工是策展新闻的一个重要部分，若加上新闻分发，便基本构成了策展新闻的主体。在线社交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实践中，普通用户策展新闻信息已经成为传播现象（Church，Iyer & Zhao，2019；Chipp & Chakravorty，2016）。

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为普通受众的新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Ksiazek，Peer & Lessard，2016）。因此，以策展新闻为重要实践特征的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传播对当下的舆论生态有着重要影响。哪些因素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呢？疫情期间，一系列的公共议题成为社交媒体用户策展新闻的实践对象。此外，从现实传播实践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公众的恐慌感成为影响公众信息传播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疫情风险传播中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的信息传播实践，力图从媒介使用、心理恐慌的视角来管窥影响用户策展新闻的因素。

一

文献综述

（一）策展新闻

策展来自英文表述“Curation”的翻译，犹如博物馆展览收藏品一样，策展新闻是策展者赋予搜集、阅览、组合而得到的信息内容以“质性判断”，以增加信息内容的价值（黄昭谋，2014）。Rosenbaum（2011）认为策展新闻是识别重要故事、发现主题思想、提供信息背景、解释碎片化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策展者要查找、归类信息内容，并于特定的语境来解读信息内容。策展新闻是要体现出策展者的主观判断、价值立场，以对既有信息内容实现增值，这种新闻的再生产方式很契合中文表述中的“新闻加工”。

单一的转发新闻是新闻策展吗？Park和Kaye（2018）认为对既有新闻的策展不是简单的反应式评论、转发、回复，而是要求策展人结合已有的知识来思考新闻内容的价值，并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对新闻重新编写，把自己深刻的思考赋予其中，并将这种重新思考的、重新编写的新闻分发给其他人。策展新闻包含着再创造的意味，对既有的新闻内容进行加工进而形成具有形式创新、意义再造的新闻信息内容。联系、重构、分享是策展新闻三个不同但相关的特征（Park & Kaye，2018）。可见，单一地转发新闻并不是新闻策展。

对新闻策展的研究起始于关注数字媒体环境中专业新闻机构的新闻策展，且目前对新闻策展的探讨多聚焦于此（仇筠茜，2013；高杨，2016；陈昌凤，师文，2019）。受众借助互联网搜索、汇聚信息，并进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Howarth，2015）。在受众借助自媒体而成为重要的新闻生产者、传播者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有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普通受众的新闻策展。Park和Kaye（2018）对普通受众的新闻策展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政治知识、内在政治效能感、线上线下政治参与对社交媒体用户策展新闻的影响。本研究也是聚焦于普通社交媒体用户的策展新闻，与Park和Kaye的关注点不同的是，本研究在疫情新闻的视域探讨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探讨媒介使用、恐慌感两大类因素对用户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并寻找其影响路径。

用户也有着多元的指涉对象，本研究的社交媒体用户指普通的社交网络使用者，而不包括专业化的机构媒体（刘鹏，2019）。对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而言，策展新闻实质是策展性的新闻使用（Park & Kaye，2018）。社交媒体用户处在社会关系信息传播的节点上，可以说社交媒体用户对新闻的策展是一种社交策展（欧健，2019）。社交媒体用户策展新闻从社交性出发，注重与他者的分享与互动，未必完全顺着既有新闻内容的本意进行顺从式解码（黄顺铭，2002），会拆解原有信息意义而加入个人主张（黄昭谋，2014），以期获得社会关系成员的肯定、转发，进而获得被认同的社会心理感受。用户的社交性新闻策展是积极而认真的，而非被动与敷衍（Bossetta，2018）。出于对强弱社会关系成员的尊重与获得他（她）们的互动，新闻策展者需要认真加工阅览的新闻内容，以负责的态度分享给社会好友。

需要明确的是，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既包括对现有新闻内容的再生产，还包括对再生产的新闻信息的传播。可见，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一方面包含新闻再生产，另一方面包含信息传播。

（二）风险感知、恐慌感与策展新闻

1. 风险感知与恐慌感

在传染病带来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于公众而言，可能被接触、可能被传染以及现存的感染者人数均是威胁（Malecki，Keating & Safdar，2021）。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疫情潜在地威胁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绝大多数人会有恐惧情绪，当恐惧的反应强度超过限度，便会产生恐慌感（于欣，2020）。可见，恐慌感是超过一定限度的恐惧。恐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社会成员认为其面临着威胁（陆可心，沈可汗，李虹，2017）。

风险指社会成员可能受到的威胁，而风险感知指社会成员对自己面临的潜在威胁的主观判断（周敏，侯颗，王荟萃，兰美娜，2018），包括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判断（薛可，王丽丽，余明阳，2015）。当风险让社会成员产生恐惧，且超过一定限度，则导致社会成员产生恐慌感。从理论上看，先有风险感知再有恐慌感，风险感知可能对恐慌感有着积极影响。

研究假设H1：社交媒体用户的疫情风险感知对其恐慌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2. 媒介使用对风险感知、恐慌感的影响

主观判断是风险评估的主要部分（Slovic，Fischhoff & Lichtenstein，1981）。从认知心理学看，信息的输入影响受众对相关事物的主观认知。在突发危机事件中，信息会对受众的风险感知、恐慌感产生影响（赵海峰，张颖，曹晓怡，沈萍，2016）。“媒介，尤其是基于网络的媒介，在生产、解释、扩散与风险相关的信息方面扮演着突出作用。”（李祎惟，郭羽，2020）在媒介化社会，媒介是社会成员获取关于社会议题信息的重要渠道，以实现监测社会环境的目的。媒介使用会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恐慌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在主流的风险传播研究中，风险感知是研究的重点，关注媒介的信息传播对受众风险感知的影响（贾鹤鹏，苗伟山，2017；Yoo，Paek & Hove，2020；Liu & Yang，2020）。部分实证研究也证实媒介使用增强受众的风险感知与恐慌感。Ju和You（2020）研究发现在粉尘风险上，经常使用新闻媒体的受众比不经常使用者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感知。薛可、王丽丽、余明阳（2015）以PX项目爆炸事件为例，研究发现社交媒介接触正向影响受众的风险感知。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媒介使用影响受众对传染病的风险感知及恐慌感。Agha（2003）研究发现，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积极影响受众对自己感染传染病的风险感知，并加重受众对传染病严重性的判断。Kilgo、Yoo和Johnson（2019）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加剧了用户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恐慌感。

在媒介使用影响受众风险感知的发生机制上，Wahlberg和Sjoberg（2000）认为媒介影响受众的风险感知更多是经由媒介信息的可用性，借助大量的对风险详细描述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会让受众形成可能发生的感觉，受众的风险感知被媒介改变。原本低风险的事件可能被受众视为高风险。不过，Wahlberg和Sjoberg（2000）也强调了媒介使用对受众风险感知影响的有限性，认为媒介仅是众多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之一。

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给社会成员带来不确定性（Xu & Sattar，2020）。媒介在报道危机事件时，通常会报道危机事件产生的严重后果（张乐，2008；林丽，王玉琦，2018），同样，媒介在报道新冠肺炎时，亦会向公众交代新冠肺炎对感染者带来的严重后果。封城、封小区等公共管控建构的公众对疾病风险的想象与多渠道获得的疫情新闻信息相互增强。可以说，媒介渠道中流通的关于新冠肺炎带来的破坏性让社会成员产生恐慌感（Malecki，Keating & Safdar，2021；Ahmad & Murad，2020；苏斌原，叶苑秀，张卫，林玛，2020）。

人际传播对社会成员风险感知的影响也成为部分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崔波、马志浩（2013）以转基因食品为例，探讨人际传播对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对转基因食品的人际讨论会促进社会成员的风险感知，人际传播起到风险放大器的作用。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对疾病的传染性、危害性的人际讨论是一项日常存在的信息传播活动。从现实实践看，其会影响社会成员的风险感知、恐慌感。

风险感知与恐慌感的内涵有所差异。在既有的探讨风险传播的研究上，鲜有研究者将风险感知与恐慌感进行有效区分，而是混淆在一起使用（Kilgo，Yoo & Johnson，2019；张乐，2008）。鉴于二者在公众心理情绪上存在明显差异，为寻找媒介使用对二者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将二者区别开来进行研究。

结合新冠疫情中用户的媒介接触，基于上面的理论探讨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H2：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积极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风险感知。

研究假设H3：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积极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恐慌感。

研究假设H4：疫情人际交流积极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风险感知。

研究假设H5：疫情人际交流积极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恐慌感。

研究假设H6：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积极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风险感知。

研究假设H7：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积极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恐慌感。

3. 风险感知、恐慌感对疫情新闻策展的影响

已有的风险传播研究关注媒介信息传播对公众风险感知、恐慌感的影响。需要思考的是当公众产生了风险感知、恐慌感，这对其后续的信息传播影响如何呢？这一问题实际也是关于风险传播对受众的传播效果的。然而，对风险感知、恐慌感对受众信息传播影响的探讨尚不是当下风险传播研究的重点，这也许是因为传统的信息传播研究以传播者为主导，将受众视为被动的信息接受对象，忽视风险、恐慌笼罩下的受众的信息再传播。

社交自媒体时代，传统的受众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靖鸣，张朋华，2019），在这样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媒介建构的受众风险感知、恐慌感对其后续的信息传播行为的影响如何，应当成为社交自媒体环境中风险传播研究的重要问题。

新闻策展实质是受众在接触媒介新闻内容后的新闻再生产、新闻传播实践。在自媒体环境中，新闻策展已经成为普通用户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实践形式。

基于上述思考，提出下列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RQ1：风险感知会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吗？

研究问题RQ2：恐慌感会显著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吗？

（三）媒介使用与策展新闻

由于传播技术的赋权，加上人是政治性的动物（刘玮，2019），社交媒体用户生产、传播新闻的热情被激发，并持续通过社交自媒体发表意见、传播信息而参与到对公共议题的讨论之中（郑满宁，2018；张小强，张萍，刘志杰，2019）。专业媒体机构亦关注公共议题，通过生产新闻、传播新闻而引发、推动社会成员关注公共议题、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蔡雯，2011）。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上，专业媒体机构与社交媒体用户关联在一起，并借助新闻信息的流动而相互作用。

媒介使用是受众参与社会表达的影响因素（卢家银，2017；卢家银，2018）。新闻策展是社交媒体用户表达对公共议题看法、参与社会协商的一种信息传播实践。因此，从知识逻辑上看，对专业机构的媒介使用会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不过，目前尚缺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缺少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将以主流媒体机构的客户端使用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小区封闭、居家活动，主流媒体的客户端成为社会成员使用媒介的重要形式。在风险环境中，社会成员通常选择高信任度的主流媒体来获取关于疫情的权威信息（姚琦，崔丽娟，王彦，杨莹，2020；强月新，徐迪，2016）。主流媒体客户端延承了受众对主流媒体的高信任度。主流媒体客户端的部分内容是策展新闻，且有一定的社交性（刘颂杰，张晨露，2016；匡文波，邱水梅，2017）。客户端与社交媒体发布渠道的高黏性让用户在浏览客户端新闻时，头脑中再生产的新闻意义可以便捷地借助社交媒体渠道而被用户策展。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问题RQ3：社交媒体用户通过主流媒体客户端获取疫情新闻会促进其策展疫情新闻吗？

社交媒介空间的疫情信息鱼龙混杂，一些疫情谣言也会通过社交媒介传播（林爱珺，陈瑞华，2018；Ma，2008）。在使用社交媒介获取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时，用户对社交媒介的信任度可能是低的（章燕，邱凌峰，刘安琪，钟淑娴，李介辰，2020）。对社交媒介疫情新闻的低信任度可能会让用户对社交媒介空间的疫情新闻产生质疑，并考虑转发低可信度疫情信息的负面社交成本，这可能会影响到社交媒体用户对疫情新闻的策展。然而这一问题目前尚缺少实证研究。

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问题RQ4：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会显著影响用户对疫情新闻的策展吗？

在害怕的心理状态下，亲近社会关系的支持能够帮助社会成员确认对风险信息意义的认知（胡翼青，2008）。在不安定的疫情风险环境中，受众在获得疫情新闻信息后，对疫情新闻意义的解释与想象往往处于混乱状态中，不安定的心理状态推动受众与周围的亲朋好友一起讨论获得的疫情信息（沙莲香，1990：248-250）。在人际讨论中表达、确认或改变对疫情新闻信息意义的解读。在疫情期间，社会成员同部分熟人的疫情新闻信息的讨论亦是借助社交媒体实现的。与熟人的讨论使社交媒体用户重构、确认自己对疫情信息解读的意义。这可能会诱发、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这一问题同样缺少实证支持。

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问题RQ5：疫情人际交流会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吗？

（四）待检验的结构方程模型

基于上述的文献探讨及提出的研究假设、研究问题，形成一个待检验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本研究将通过实证调查数据来检验该模型，回答研究假设与研究问题，根据数据检验的结果，对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修正，得出一个经过实证检验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显著路径展开探讨。

二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2020年4月13日—5月4日，通过腾讯在线问卷调查对重庆市的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重点调查内容是疫情期间，重庆市市民策展疫情新闻的情况。疫情期间指2020年1月20日—4月8日。问卷填答时间主要集中在4月13日—27日，有643人；在4月28日—5月4日，仅仅10位被调查者填答了调查问卷。在653份调查数据中，去掉填答时长低于5分钟的调查个案，同时去掉回答真实性低于7（真实性填答范围为0-10，0为完全不真实，10为完全真实）的调查个案，由于超过40岁的被调查者数量不多，去掉年龄超过40岁的被调查者数据，共得到540份有效数据。本研究基于540个个案的数据展开数据分析，统计涉及的变量均无缺失值。

540位被调查者，18岁以下9人，18-39岁531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重庆市的青年市民。在性别分布上，男性被调查者人数为218人，女性被调查者人数为322人。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学历为3人，高中学历12人，中专（技校）学历2人，专科学历32人，本科学历449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42人。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43人，共青团员436人，群众61人。在城市区域分布上，几乎各区县均有被调查者，其中重庆市的核心主城区的被调查者为286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比例为53%，其他区县的被调查者为254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比例为47%，总体来看，被调查者的城市区域分布较为符合该市的人口分布。

（二）研究变量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模型涉及到的潜在变量包括策展新闻、恐慌感、风险感知、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这些变量均为潜在变量，由相应的数个观察变量生成。

策展新闻。生成策展新闻的观察变量有4个，调查疫情期间，被调查者使用社交媒体时（如微博、微信朋友圈、QQ空间、抖音类短视频等）一些行为的频率（1代表“从不”、2代表“很少”、3代表“有时”、4代表“经常”、5代表“非常频繁”），包括“将疫情新闻与自己对疫情新闻的评论一起发布”“将相关的疫情新闻整合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概括疫情新闻并发布以供其他用户阅读” “结合疫情新闻，重新创作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Cronbach's α=0.890）（Park & Kaye，2018）。

恐慌感。生成恐慌感的观察变量有5个，调查疫情期间，被调查者对一些恐慌行为与其相符合的程度（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包括“即便采取较好的防护措施，出门在小区行走我也怕被感染”“担心物资会短缺，我囤积了大量生活必需品”“居家不出门时，因为疫情，我会无缘无故地突然感到害怕”“万一感染新冠病毒，我极可能死去”“出门回家后，我会不停地反复洗手”（Cronbach’s α=0.763）（于欣，2020）。

风险感知。生成风险感知的观察变量有3个，“疫情期间，您感觉自己接触病毒携带者的可能性”“疫情期间，您感觉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疫情期间，您认为疫情对您的威胁程度”（Cronbach's α=0.811）（Morton & Duck，2001）。1代表“非常低”、2代表“比较低”、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高”、5代表“非常高”。

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生成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的观察变量有6个，“通过微信或QQ从朋友或家人处获取疫情新闻” “通过微博或微信公众号从新闻机构获取疫情新闻”“通过微博从政府部门获取疫情新闻”“通过微博或微信从社会人士处获取疫情新闻”“通过社交短视频（如抖音、快手等）从新闻机构获取疫情新闻”“通过社交短视频（如抖音、快手等）从政府部门获取疫情新闻”（Cronbach's α=0.790）。调查使用这些社交媒介的频率，1代表“从不”、2代表“很少”、3代表“有时”、4代表“经常”、5代表“非常频繁”。

疫情人际交流。生成疫情人际交流的观察变量有5个，“疫情期间，您与朋友谈论疫情的频率”“疫情期间，您与同学谈论疫情的频率”“疫情期间，您与家人谈论疫情的频率”“疫情期间，您与邻居谈论疫情的频率”“疫情期间，您与其他熟人谈论疫情的频率”（Cronbach's α=0.799），1代表“从不”、2代表“很少”、3代表“有时”、4代表“经常”、5代表“非常频繁”。

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生成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的观察变量有3个，“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获取疫情新闻”“通过新华社客户端获取疫情新闻”“通过央视的客户端获取疫情新闻”（Cronbach's α=0.924），调查疫情期间这些行为的频率，1代表“从不”、2代表“很少”、3代表“有时”、4代表“经常”、5代表“非常频繁”。

（三）数据建模及分析

将使用AMOS23建立基于文献综述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将调查数据纳入其中进行检验，展开路径分析，将统计不显著的路径删除，从而得到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基于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展开路径分析与理论探讨。

三

研究结果

运用AMOS23对模型数据进行运算，得到潜在变量的数据统计关系（如图2）。

在本模型的拟合方面，CMIN/DF=2.261<3；RMSEA=0.048<0.05，GFI=0.915>0.9，NFI=0.920>0.9，TLI=0.945>0.9，CFI=0.953>0.9，CN-HOELTER0.05=273>250。可见，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与调查数据的拟合状况比较理想。

（一）媒介使用、风险感知、恐慌感对策展新闻的影响

通过图2可知，恐慌感显著积极影响策展新闻（β=0.177，p<0.01），疫情期间，用户的恐慌感会促进其在社交媒体上策展疫情新闻，研究问题RQ2得到回答。风险感知对策展新闻无显著影响（p>0.05），疫情期间，用户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并不会促进其对疫情新闻的社交媒体策展，研究问题RQ1得到回答；需要看到的是，风险感知显著积极影响恐慌感（β=0.344，p<0.001），研究假设H1获得支持，可见，疫情期间，用户的风险感知会通过积极影响其恐慌感进而促进其在社交媒体上策展疫情新闻。

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对策展新闻无显著影响（p>0.05），研究问题RQ4得到回答，对风险感知无显著影响（p>0.05），研究假设H2没有获得支持，但对恐慌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β=0.102，p<0.05），研究假设H3获得支持。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对策展新闻无直接影响路径，但有一条间接影响路径，通过正向影响恐慌感进而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的疫情新闻策展。

疫情人际交流显著积极影响策展新闻（β=0.104，p<0.05），疫情期间，与熟人讨论疫情新闻会促进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策展疫情新闻，研究问题RQ5得到回答。人际交流会显著积极影响风险感知、恐慌感（β=0.173，p<0.001；β=0.294，p<0.001），研究假设H4、H5获得支持。可见，人际交流有两条间接影响策展新闻的路径，其一是通过积极影响恐慌感进而促进策展新闻，其二是通过积极影响风险感知进而正向影响恐慌感再进而促进策展新闻。

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对策展新闻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β=0.178，p<0.001），研究问题RQ3得到回答，对恐慌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β=0.114，p<0.05），研究假设H7获得支持，但对风险感知无显著影响（p>0.05），研究假设H6没有获得支持。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会直接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的疫情新闻策展，同时会通过积极影响恐慌感进而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的疫情新闻策展。

总结起来，媒介使用、风险感知、恐慌感对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路径见表1。

从图2可知，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恐慌感对用户的社交媒体疫情新闻策展的解释度为14.6%（R2=0.146），其中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影响最大、恐慌感稍微次之、疫情人际交流比较弱（0.178>0.177>0.104）。

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风险感知对用户的恐慌感的解释度为31.5%（R2=0.315），其中风险感知的影响最强、疫情人际交流次之、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再次之、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影响最弱（0.344>0.294>0.114>0.102）。

（二）媒介使用、风险感知、恐慌感对策展新闻产生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情况

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恐慌感、风险感知对用户的社交媒体疫情新闻策展的影响效应值详见表2。

在结构方程模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分析中，若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表示中介变量不发挥作用，可以忽略此中介变量，若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表示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应当重视中介变量（荣泰生，2010：172）。

结合这一原则，从表2可知，恐慌感对策展新闻的直接效应显著，而风险感知对策展新闻的直接效应统计不显著，但间接效应显著，可以说在风险感知影响用户的社交媒介疫情新闻的策展方面，应当重视恐慌感的中介作用。

在媒介使用方面，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对用户社交媒体疫情新闻策展的影响主要是直接产生作用（直接效应均远大于间接效应），在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对策展新闻的影响上，其间接路径发挥的作用可以忽略掉。由于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对策展新闻的直接效应路径统计不显著，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对用户社交媒体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应当重视恐慌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中介角色。

在各影响变量对策展新闻产生的效应值大小方面，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0.203）>恐慌感（0.177）>疫情人际交流（0.170）>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0.091）>风险感知（0.085）。可以说，在媒介使用方面，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对用户社交媒体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最大，疫情人际交流次之，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的影响最弱。另外，恐慌感对用户社交媒体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远大于风险感知对用户社交媒体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也就是说，当用户感知到疫情对自己带来了风险，若没有产生恐慌感，其在社交媒体上策展疫情新闻的频率不高，若产生了恐慌感，则其在社交媒体上策展疫情新闻的频率升高。

四

结论及讨论

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恐慌感会显著积极地影响社会成员借助社交媒介开展的策展新闻。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恐慌感会促进普通社会成员借助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实践。这与非自媒体时代处于恐慌中的人会向亲友“哭诉”有着相似的传播心理机制，只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哭诉”往往会演变成为面向社会空间的以虚拟连接为形式的社会呼喊（谢尔顿，2015/2018：137-139），并借助媒介技术的赋能，让普通社会成员传播者能够操作多样的符号形式，重构信息的意义，表达自己在惊慌情境中的看法。

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客户端的疫情新闻信息传播实践、亲友之间的疫情讨论均会促进社会成员作为公共传播者而展开对疫情新闻的策展。在媒介融合的传播环境中，不同传播主体的不同形态的信息传播实践均可能发生勾连。多元传播主体借助技术融合的通道而发生信息传播实践的关联。在这一传播情境中的受众可能成为另一传播情境中的传者。结合普通受众也可能促进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开展的传播实践，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中，每一类传播主体均可能促进他者的信息传播实践。

研究发现，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均会显著积极影响恐慌感。这一发现延续了风险传播研究的主流观点——关于危机事件的信息呈现会建构受众的心理不安定。从公众监测突发事件社会环境的需要看，媒介需要传播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事实性信息，然而，人的理性在生命安危的情境中是有限的，即便是客观描述危机状况的信息也可能让受众心神不宁（李春雷，陈华，2020），甚至带来不理智的社会行为。恐慌感是一种社会建构，信息传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在疫情信息传播中，人际交流对恐慌感的影响特别突出。相比于从媒体接受疫情信息，人际交流使得社会成员重构了关于疫情新闻信息意义的解读，任何与危险相关联的信息均可能在人际交流中被放大、被聚焦，甚至被无中生有地赋予极端威胁的想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疫情危机事件中的人际交流无可避免，但提升社会成员的疫情信息素养会减弱疫情危机传播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在疫情风险传播中，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对疫情新闻的人际交流会促进社交媒体用户的疫情新闻策展；在负面心理情绪上，恐慌感会促进社交媒体用户对疫情新闻的策展。在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疫情人际交流对疫情新闻策展的影响效果上，经恐慌感为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不突出，更主要地表现为直接效应。在疫情风险传播中，主流媒体客户端、人际讨论对受众的信息再生产、再传播的影响是直接的。

此外，在区分了风险感知与恐慌感的内涵后，研究发现媒介使用对恐慌感、社会风险感知的影响表现出了差异性，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对用户的风险感知均无显著影响，但对用户的恐慌感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可见，在风险传播研究中，简单把恐慌感纳入风险感知之中是一种笼统的归类，会模糊媒介使用对受众负面心理的影响，将二者区分开来有利于精准寻找疫情风险环境中媒介使用对受众负面心理的影响。

（一）新型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效果依然是强大的

即便在经典的传播理论中，如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而是意图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之中（曹书乐，何威，2013；隋岩，2015）。不过，在传统媒介生态下，技术限制了受众积极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会，而社交自媒体则为受众提供了便捷、深度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会。策展新闻是受众对自己接触、阅览、阐释新闻内容的一种公开回应，意图帮助社会好友更好地理解新闻（Park & Kaye，2019），需要密切参与新闻并深度推理（Park & Kaye，2018），可见，策展新闻是受众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积极参与、深度参与。

循着这样的认识，本研究探讨了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策展疫情新闻的实践，并结合疫情新闻探讨了恐慌感等心理情绪对用户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新闻策展是用户参与新闻传播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Park & Kaye，2019），参与了专业媒体机构及其他信源的信息流通。在这一新闻传播实践中，社交媒体用户既是受众也是传播者，既是新闻信息的释码者也是新内容的再生产者。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显示了受众与新闻内容提供者的互动。

在本研究中，影响用户新闻策展的最强因素是主流媒体客户端。主流媒体的客户端具有一定程度的新闻策展的性质，不过其是专业新闻机构的新闻策展（高杨，2016；陈昌凤，师文，2019）。主流媒体的客户端除了发布自己生产的新闻，还会选择性地发布其他信息生产者公开发布的信息。在恐慌感对用户新闻策展的影响上，一部分影响是主流媒体客户端影响了用户的恐慌感进而促进了用户的新闻策展。

可见，即便在用户再生产新闻、传播新闻的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对用户的传播影响依然是强大的。社交媒体用户的传播自主性是建立在主流媒体信息传播影响之上的。不过，此时的主流媒体已不固守传统的媒介形态（强月新，孙志鹏，2019；刘鹏，2015），而是将客户端作为新闻传播的重要平台与渠道，并借助客户端积极地策展新闻，向用户分发汇总式的信息内容。

（二）社交自媒体时代应当深化对用户新闻传播的研究

社交媒体用户的新闻策展显示了受众阅读新闻时呈现出积极的个性化（Lee，Chan，Chen，Nielsen & Fletcher，2019）。社交媒体用户对新闻的策展是千人千面，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交媒体用户信息传播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社交媒体用户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多样性的用户信息传播让舆论场众声喧哗，对传播新格局下舆论生态的重构带来了崭新的压力。

在特定的公共议题上，用户策展新闻的特点如何？影响用户策展新闻的因素是哪些？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社会管理者在疫情风险环境中更好地对社会成员展开信息传播服务，疏导公众的不良情绪，保证社会公共讨论处在理性的边界之内，以防止无序的用户新闻策展形成不良的舆论压力冲击社会秩序。

本研究以社交媒体用户对疫情新闻的策展为例，探讨了信息传播、心理情绪对用户借助社交媒体策展疫情新闻的影响。研究发现恐慌感这一负面心理情绪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疫情新闻策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在恐慌感等负面心理情绪中策展疫情新闻的质量应当引起重视。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曾引发社交媒体用户群体性的新闻策展，对社会心理安全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无私抗疫的李医生的逝世却被境外一些不友好势力炒作成负面事件，以煽动不明群众宣泄由于恐慌感而带来的不满情绪。

社交媒体用户在对传统媒体生产的专业新闻进行阐释、再传播的过程中重新生产了新闻内容的意义，并可能形成主流媒体新闻话语之外的新闻话语，与主流媒体的新闻话语构成相互补充、相互增强，甚至相互对立的意义空间。

新传播格局下，社交媒体成为营造舆论生态的重要因素（陈龙，2018；李彪，郑满宁，2014）。在这样的舆论生态中，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当关注普通社交媒体用

户生产、传播信息的实践，促进普通用户、社会媒体机构与主流媒体之间的良性信息传播互动，以实现多元社会传播主体的理性对话、建设性协商，为理性舆论的产生营造更好的信息环境。

（三）风险传播研究应当进一步精细化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既有的研究往往把风险感知与恐慌感混淆在一起，笼统地称为风险感知，在论述媒介信息传播对受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时，也不区分媒介使用对受众风险感知、恐慌感的影响差异。

风险感知与恐慌感是两个内涵有差异的心理情绪，本研究区分了恐慌感与风险感知的内涵差异，分别探求媒介使用对二者的影响，发现同一形态的媒介使用对二者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对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方面，恐慌感、风险感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恐慌感的影响显著且影响强度明显，而风险感知则不显著。

可见在未来的风险传播研究中，应当将风险感知与恐慌感区分开来进行探讨，以更精准地寻找二者在受众接受、再生产、传播疫情新闻信息方面的影响差异、作用机制差异。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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