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政治哲学的人类价值都有哪些？

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有限，但中华文化花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中国的主流佛教宗派，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改造了传统儒家学说。与之相比，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方面。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历史上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宋·马和之的《豳风图》，是诗经图系列中的代表作。作者根据《诗经·国风》之《豳风》诗意而作。据载，马和之受高宗之命创作此图。该图采用了字、画交替排列的画卷形式。

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起点上，是时候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了。这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优秀的政治和哲学成分有务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贤能主义以及德治。

务实主义

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第一特质是务实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发祥之时，这一区域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草丰美，植物和动物众多。我们的祖先因此养成了一种乐观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很早就开始赞美人间的生活，所以《诗经》才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的爱情诗句。自然青睐我们的祖先，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对神的敬畏，只有对现世生活的憧憬。因为不信神，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真理——这是务实主义的第一要务。西方世界的许多重大冲突，都是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三十年战争，抑或美苏冷战，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

在和平时期，务实主义拒绝教条，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打开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造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一致，务实主义拒绝把手段作为目的，而是从目的出发，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映射到现实层面，这意味着制度应以服务于人和社会为目的，制度本身不能成为全社会信仰和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把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为终极目标完全不同。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说，评价一个政体是否合意的标准，是它能否实现正当性目标，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实现一些正当性目标，但不是全部，因此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终结”。

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均衡

现今的一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这与清末民初思想家的观点相左。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小团体社会，西方社会则因为宗教团契形成市民社会。这些观点比现今流行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因为没有宗教，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佛教曾经短暂地在个别地方打破了这种格局，但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血缘和地缘还是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家族与政府之间，中国社会少有其他社会团体。在基层，主导中国社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个人主义，道德规范的维系必须有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超出血缘和地缘纽带，中国社会就必须依赖政府维持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强政府正是基层家族个人主义所要求的，中国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老百姓以服从权威换取秩序的表象。

这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在王权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宗教和习惯法法庭就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它们是介于个人与王权之间的中间组织，起到了组织和管理社会以及对抗王权的作用。中国社会缺少这样的中间组织，大型社会动员和组织都需要政府直接操办。由此，在中国建立问责政府比西方更加困难。但中国的个人主义+强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中国人崇尚个人努力和成功，这使得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个人价值这样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容易产生企业家；另一方面，一旦需要，社会容易听从政府的调遣，在危急时刻容易形成社会合力，有助于成功化解危机。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应对疫情也比西方更加成功，就是证明。

贤能主义

中国式个人主义的一个后果是贤能主义。不同于西方单一的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人生而不同，但除极其聪慧和极其愚笨之人外，其他人的成就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对于儒家来说，不存在抽象的平等，因为一个人最终拥有什么样的才能和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抽象平等忽视了努力的作用。儒家只承认关系平等，在社会分配方面，主张回报与努力成正比，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有相通之处。这种人性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在个人层面，它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推崇；在政治层面，它表现为政治贤能主义，即要求官员具备与其公共职位相匹配的道德和能力水平，职位越高，要求越高。从西汉的察举制度，到隋唐形成的科举制度，再到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政治贤能主义始终贯穿其中。

一个民族的任何优点，也一定是它的缺点。贤能主义也不例外。它最严重的缺点有二：一是缺乏对个体先天差异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关照，在奖励个人成就时会忽视个体和社会偶然因素的作用；二是弱化社会群体意识，强化个人主义对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排斥。在国内，强政府可以部分弥补这些弱点；但在海外，这些弱点就造成了华人“只顾自己”“不关心政治”“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形象。

然而，贤能主义可以成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一剂解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本来不是单纯的民主制，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和体制。但是，“一战”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民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演变为今天的民粹主义。为回应战后民主化和民权运动的冲击，西方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为进一步的民主化和均等化提供依据，为上述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纯粹的民主制都无法获得理性的政治决策。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长期来看，放弃政治层级和贤能主义原则，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无法在其他国家完全复制，但其背后的政治贤能主义却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相较于完善民主，重新引入贤能主义、完善共和体制，才是应对西方民粹主义的出路。

德治

以往对中国政治的一个批评是，中国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这个批评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因此完全否定人治，过于武断。世界上没有完备的法治，因此总是给人治留下空间。问题不是要不要人治，而是要什么样的人治。中国政治史告诉我们，德治是指导人治的根本原则。对于儒家而言，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是“仁”。“仁者，爱人。”仁政就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要实现“仁”，统治者自己必须首先具备很高的德性，不仅能克己复礼，而且能判断什么是“仁”。与当代西方民主强调对政府官员实施问责不同，中国政治强调政府官员的责任。问责是对官员施加的被动约束，责任是要求官员必须主动为民众服务。前者因此会弱化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后者却要求官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能力。两者都不能走向极端：前者过于极端，就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后者过度强调官员的能动性，就会导致官员对民众权利的侵犯。在现代社会，以法治为基础，以德治要求官员，应该是最佳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