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均每分钟会走丢一个老人，好心路人成搜救最大阻碍

大家好，我是陈拙。今天的作者苏鹰眼，我可能等了他10年。

他本来是个军人，却退伍组建了一支“老人搜救队”。

刚参加工作那年，我和同事看到报社楼下的银杏树上，贴着一张“小广告”——是个寻人启事。有位老人走失了，家人正在寻找。“望好心人提供线索，必有重谢。”

那几天，我走在路上都会仔细去看路上每张老人的脸，不图“重谢”，而是我总觉得，老年人走失比孩子走失还可怕。

孩子走失了，通常还会有别的家庭养育；而老人走失了，是没人会替他人赡养老人的。走失的老人回不回得去家，是生死问题。

苏鹰眼回答了我多年的疑问：走失的老人该怎么回家。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老人从家里走丢。

他们有的随身背一个大纸箱，夜里就睡在路边；有的在早餐摊捡卖不完的馒头，一口气拿半斤多当干粮；有的专门和警察躲猫猫，说他们是“日本鬼子”，自己在保护机密文件……

中国每年走失的老人超过50万，平均每天有1370位，几乎都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症造成的失智。他们往往在出门时突然发病，忘记了现在的身份，回到了某段记忆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全国专业搜救走失阿尔兹海默患者的队伍只有我们一支，核心队员不到40人。自从2016年我们成立到现在，四年，321起案例，几乎每次都是三天之内把人找到。

后来我们总结出一个规律，三天是一个黄金时间，超过了这个时间老人的活动半径越来越大，无论出动多少人也不可能排查完，找到的概率越来越低，同时老人的危险系数将几何倍增大。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同样是走丢，孩子丢了可能会有人收养，老人则不会，如果找不回来，他们很有可能会面临生死问题。

我一直谨记着“三天”死线，因为一旦超过了，就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2017年5月，我们在石景山寻找一位走丢的老人，找到第三天，依然一无所获。

他是一个退伍的空军军官，飞过战场、立过军功，快90岁时被阿尔兹海默症击倒了，渐渐地不认得人，以为自己还在部队。他会管家里的保姆叫“警卫员”，还耍脾气，不让“警卫员”跟着。

90岁生日后的一天，他支开了“警卫员”，说自己要去逛逛。到太阳快下山了，老人也没回来。

保姆慌了，她知道老人有些老糊涂，怕出事，赶紧通知了老人的一对子女。我们接到求助后，按照监控一路沿着田村路搜寻，发现老人消失在了两段监控之间的盲区。

即使在夏天，田村路也有一种灰扑扑的感觉，灌木丛似乎很长时间没有浇过水，停在路边的车也积了一层灰。

路两边挤挤挨挨着一两层小平房，铁门上用胶带贴出的招牌掉了一半，贴着“开业大吉”的包子铺上了锁，没见人来开过。

穿过这一层小平房，是由村镇、工厂和小树林组成的荒地，将近200公顷。有时路边被蓝色的铁皮围死了，用手一推，铁皮却可以掰开。

在那片荒地上，我们一步一步地筛查哪些地方可能是他的去处，但查来查去，地图上排除的区域没有增加多少，怀疑的区域却越画越大，就像在织补一张漏了的网。

四天，我们撒出去上百人，一无所获。

直到第五天，天快要黑了，我们走到了一处建筑垃圾填埋场，那里漂浮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来自随处堆放的金属碎渣、钢筋甚至带着钉子的木板。

一个年轻的女队员被凹凸不平的地面绊了一下，她抬起头，突然发现前面灰色的地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紧接着就听见另一位年长的女队员在喊：“找到了！”

她们都跑了起来，刚向前几步，突然脚下一空。原来“灰色的地面”其实是一层薄薄的泥壳，底下都是建筑废水泡成的沼泽，不知道有多深。

冰凉粘腻的泥巴一下漫过小腿，像蛇一样钻进鞋里，抓住了队员们的脚。

情急之下，年长的女队员捡起一块木板，一只手拉住年轻的女队员，拄着木板一步一步往前走。到了泥潭中间，她们把木板放平，两个人跪在小小的浮台上，向前伸手——

那是一个裹在泥壳中的老人。

他整个人是灰色的，脊背上的泥壳被晒裂出长长一条口子，露出的皮肤仍然是灰白的。他的脸紧贴着沼泽，嘴边拱起一个小泥堆——在滴水未进的三天里，老人一直在吃泥巴维持生命。

两位女队员站在木板上照顾老人

这位老人获救之后，却没有活太久。送去医院一个月，老人全身器官衰竭，在睡梦中去世了。

家属给我们发了很长的消息，说，幸好，幸好找回来了，让他们还能陪伴老人最后的时光，否则他们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老人那么爱干净，陷进泥坑都要脱掉衬衫叠好放在一边，最后离开的时候，他穿着家里的衣服，很体面也很平静。

但我们没法原谅自己。

我自己也是一个退役的军人。

在搜救之前，当我得知老班长管保姆叫“警卫员”时，我太理解了——我也放不下我的军旅记忆，它给了我太多荣誉。

1972年，我出生在军人世家，姥爷、父亲都是军人。我从小就被父亲送去部队，成为定向跳伞运动员。

1993年定向跳伞作为非奥运项目被取消，我去了野战部队，成为教导员，规范连长们的跳伞技术。我那时只有21岁，年龄比他们都小，但军衔却比他们都大。

我在这一行取得了漂亮的成绩，还因为在空中救过一个没打开伞的人，立过一等功。37岁那年，我的职位再也升不上去，从副师的位置上退役了。

当了几十年兵，回到社会，我啥也不会做。当兵时所有人都特别尊重我，但在退役之后，一切突然结束。

我跟妻子女儿分开多年，现在想亲密起来太难。她们都在外地工作求学，我一个人住，用白色的布单把沙发、椅子都罩起来，因为根本没人要用。

每天我和兄弟们聚在一起，还是聊部队那些事，当团长如何管兵，当师长如何指挥。这成了一种惯性，不然除了当兵我们还会干啥呢。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去爬山，就像回到当年在野战部队的生活。北京的山我几乎都爬遍了，一个地方去过好多回。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山地救援。

我觉得是救援让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每当找到那个被困的人，握住他的胳膊，把他从深山中还给家人，我都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后来我组建了自己的救援团队，队员们也是一群退伍老兵们，大家境况都差不多，在家没啥地位，就想出门做点啥证明自己。

在救援时，我们不再是一个个无用的老兵，而是“现役”的志愿者。

2016年，我们的搜救队转型为城市搜救，主要是搜救走丢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石景山搜救后不久，我们又接到一个新任务，一个“老班长”走丢了。

我们这一辈当兵的有个习惯，遇见比自己入伍早的，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叫一句“老班长”。

可是和家属一聊傻眼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没一个知道亲生父亲什么时候不见的。

失踪的老班长住在北三环芍药居。他的女儿们说，她俩和父亲住在一个小区，但不是同一栋楼。老人身体不好，她们每天下午轮流去给做一次饭，做完就走，老人自己分成三顿吃。

这一次也是同样，大女儿去给老人做饭的时候，发现昨天的饭原样儿放在桌上，才意识到老人可能没有回家。

前一天吃完饭到这一天来送饭，中间有将近36个小时，都可能是老班长真正失踪的时间。小区有四个大门，把每个出入口的监控从头看到尾，即使开倍速，也要一天左右。

老班长的儿女们之前既没有报警，也没有查监控，就在附近的群里发发照片，有一搭没一搭地瞎找，可以说是一点进度都没有。

队员只能去老班长住的小区走访，从楼下闲聊的老人们那里打听到，老班长的作息跟当兵的时候一样规律，每天早上九点出门散步，十一点回来，下午来小区里和街坊们一块坐坐，到点回去吃饭。

但是前天下午开始，老班长再也没出现。

我们调取了小区九点到十一点的监控，终于发现了老班长出门的身影。

监控视频里老人腰板笔挺，走路速度很快，清早从小区出来，沿着他一贯的路线出门遛弯，然后又按照一贯的时间回到了路口。

这条路线他走了十几年从来没变过，但这一天，忽然在路口停了一下。上坡就是他家，他最熟悉的方向，下坡则是三条路交汇的路口。

老班长抬着头，可能是被太阳光晒到，或者被写字楼的玻璃反光晃了眼睛，他好像一瞬间认不出那条走了十几年的路，呆住了。

信号灯红了又绿，没人留意到这位老人，他站了半天，第一次放慢了脚步，犹犹豫豫地，走向了下坡的方向。

沿太阳宫街往南，密密麻麻的老居民区像一片漆黑神秘的森林，吞掉了老班长的身影。

我一刻也不敢浪费，继续上路面找监控、发寻人启事。

在一个小区里，有一对老夫妇说，三天前的下午，曾有一个陌生老头跑到他们家，嚷着说这是他的房子，他家就住二单元502室，最后被夫妇俩给赶出去了。

队员一听就明白了，老班长在自己小区是住二单元502室，他因为阿尔兹海默症记忆混乱，找不到回家的路，只记得自己的门牌号了。

打开家门发现里面住着两个陌生人，老班长心里恐怕也很委屈，吵不赢又不想离开。于是有人看见，他在小区老年人活动室里捱了两个晚上。

他快90岁了，年轻时上过抗美援朝战场，带回来一身的病，平时都得带着尿袋，还要定期打封闭针消炎镇痛。现在离他固定打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天，发炎的地方恐怕已经开始痛了，甚至可能发生致命的感染。

不敢耽误，所有人进小区地毯式搜索。

我虽然还怀念当兵的时候，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现在肚子特大，爬第一栋楼的时候还能三步并作两步，第二栋、第三栋就有点呼哧带喘了。

我穿着黄背心在路面搜救

记不清爬到第几栋的时候，手台响了，队长在那头通知我们回撤，不用找了，老人不在这里。

因为小区内一直没有发现，监控组排查完大门的监控，又去再三确认有没有别的出口，最后真的在一个小门对面的监控里发现老班长走出去的身影，时间是昨天下午。

我们和老人擦肩而过了。

听到这个消息，老班长女儿的脸一下就拉了下来。

我心里很不舒服。以前的每次搜救，家属都火急火燎的，唯独这次她们好像局外人一样。我总觉得，他们不是在担心老人在外面过得怎么样，而是在想这件麻烦事什么时候能结束。

找到老班长出门的监控后，我们马上把老人的样子截图放进了寻人启事，填上他的特征、信息，最后留下一个空档：悬赏金额。

老班长的小儿子对着电脑犹豫了半天，还偷瞄媳妇的脸色，被瞪了一眼，“看我干什么，问你两个姐姐去！”两个姐姐又商量了一小时，最后拍板，给一千块。

别的老人走丢，寻人启事的悬赏都是大几万，几十万的，从来没人写过一千。

后来有个队员偷偷说，他在老班长的小区遇见一个老太太，看着寻人启事直乐，说老班长小女儿之前找走丢的宠物狗都悬赏了两千。老太太看不过去，嚷着要自掏腰包给悬赏金加码，指挥儿媳妇马上去取五万块钱给我们。

队员虽然谢绝了，回来也有些气不过，说老太太都劝咱们甭找了，“人家好不容易丢的”。

我也跟着笑，但是“不找”这类的话，没法说。

专做老人搜救，是因为我有私心。

2016年冬天，我在北京街头遇见一位老人，穿得很单薄，手里拿着个布袋子，用一口纯正的京腔问我“高家园粮店”在哪里。

“粮店”已经取消几十年了，我觉得不对劲，多问了几句，发现她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看起来快八十的人了，一直念叨着儿子在家等着吃杂酱面。

我一下子想起姥姥以前就是这样：“近期记忆模糊、远期记忆清楚”，把年轻时的事当成现在的事情了。

这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症状。

报了警我才知道，老人家住卢沟桥，已经走丢了四天了，家人们都在拼命地找，可是怎么也想不到老人能从丰台一路走到朝阳公园。

从那天起，那些走失的阿尔兹海默患者，都会让我想起姥姥。

我是姥姥带大的，在我长大离家的那些年里，渐渐听到家人说姥姥“老糊涂”了，脾气也越来越坏，自己拿着钱不知道放哪里了，反过来怪姥爷偷钱。

好几年后，妈妈带着姥姥去北京体检，医生告诉她，姥姥可能几年前就有了阿尔兹海默症。她老发脾气，不是真的性格不好，而是认知退化让她记不住、认不出东西——一直生活在陌生环境内，任何人都会变得高度紧张、有攻击性。

姥姥晚年住在一个小地方，邻居彼此熟悉，她经常会走出去，但走不远就会被人送回来。

即便这样，她也有一次走丢过整整一夜，全家人都找疯了，第二天才接到十公里外一家人的电话，说姥姥睡在他们家院墙外。

在姥姥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连陪伴半生的姥爷都认不出来了，有时好好坐着，神情突然变得特别警惕，操起棍子指着姥爷，说这是她家，让他出去。

1996年，姥姥去世了。她是在家人们的环绕中离开的，但她唯一记得的只有自己大女儿、我母亲的名字，还认错了人，一直拉着我妹妹的手，叫着我母亲的小名。

我一直后悔没有尽早发现、理解姥姥的病，后来又补习过很多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知识。

遇见卢沟桥走丢的老人后，我就想做寻找走失老人的搜救。山地救援已经有很多人在干，但是搜救老人这事还从没有人干过。

没人干过，我们来干，往大了说，我们能给社会填个窟窿，往小了说，总得有一件事是只有我们能做的。

人人都会老，家家都有老人，但老人却是这个时代最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如果一个孩子丢了，可能全社会都会帮忙寻人。可是一个老人丢了，除了家属，没几个人在意。

更何况我自己年纪也不小了，马上也要成为老人，如果有一天我走丢了，我希望也有人能来找我。

队伍成立到现在三年里，我们一直在打胜仗——每一位老人，我们都把他活着送回了家。

但搜救老班长的这一次，头回让我觉得，可能要失败了。

搜救进行到第五天，老人失踪的第八天，老班长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从三元桥的小区出来，好像是一眨眼间，周围所有的楼都变得非常高，三环路、101国道、机场高速蜂拥而来，密密地交叠在一起，商铺之间的小岔路像流水一样四处流淌，抓也抓不住。

老班长的身影在一涨一落间，被冲得无影无踪。

三元桥附近商铺很多，意味着可找可看的监控也很多，都摆在那，没人敢说所有监控里一条线索都没有，但要从那么多监控里找到那一个人影，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工程。

监控室里，通常是一整面墙几十个屏幕同时在动

找人的进度十分缓慢，但我们都没想到，最先耗空耐心的是老班长的家属们。

后面几天，老班长的家属们甚至不再来跟队找监控了，听说是找了一个大仙，算出来老人在某某地方，一家人都忙不迭地去了，让我们志愿者自己先找着。

找人的第六天早上，我还在外面忙，当天领队突然打电话跟我说，老班长的家属决定不找了。

老班长的女儿声音很平静，说，一家子为了找老人都请了好几天假，再请下去影响工作了。而且父亲走丢时就一身是病，失踪了八天，别说遇到什么危险，旧病复发就足够要命了。

他们商量后觉得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再找下去也没意义，干脆收工，等有消息再说。

老班长的子女都六十多了，早过了上班的年纪，说影响工作明显是谎话。我没揭穿，倒是边上的民警没忍住骂了一句。

搜救了几百例，我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家属。

领队在一旁絮絮叨叨地说，按照北京现在的治安，不太可能出现老人在路上发病了、倒地了没人报警的情况，只要一天没有警察打电话让家人去认尸，老班长多半还活着，不能在这时候放弃。

老班长的女儿无动于衷，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了几句，最后把手机还给他，自己走人了。

不能就这么结束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太对不起第一天的领队窦老。

窦老比我大十来岁，曾是大校，在即将升职为少将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退役了。这之后他一直闷闷不乐。

他不常回家，总去山上捡捡垃圾，做志愿者。加入了我们后，他成了我的老大哥。

窦老为人正直，做事认真，凡事总是亲力亲为，每次看到办公室脏了都是自己去打扫，从不指挥别人。

最开始，这次搜救本来应该是我带队，但当时正好有个宣传阿尔兹海默症的巡回演讲，窦老不愿去只能我去，于是第一天接任务的就成了窦老。

在演讲的间隙，我接到过窦老的电话，他跟我讲了半天搜救进度，最后语气严肃地说：“这次是‘老班长’走丢了。”

我们这一辈当兵的有个习惯，遇见比自己入伍早的，不论年龄大小都叫一句“老班长”。窦老当了半辈子的军人，跟班长挨过训也分过零食，一声“老班长”，对他来说有太多情感在。

我一下就能明白，他对这次搜救很上心。但我没想到，窦老瞒着我超额值了两班岗，早上七点半出队，晚上十一点回家，一回家就倒下了。

我们都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天刚亮就跑去医院探望。接待我们的是窦老的妻子，她看起来十分疲惫，还一个劲地宽慰我们说没大事，只是年纪大了，昨天一下走猛了，需要多疗养一阵子。

我后来看微信步数才知道，窦老那一天走了将近38公里。他是为了搜救活生生累倒的。

听到家属要放弃，我又问了领队一次，还找吗？

他说，“找，既然出了队，善始善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监控里找不到老班长去了哪，领队就用最笨的排除法，把所有能找到的监控从头看到尾，一一排除没有走过的路。老班长身体可能不行了，他就每天挨个给医院打电话，看有没有符合特征的病人。

三环路、101国道，所有大路小路都被他一一排除，最后只剩京通快速路。高速路只能跑车，有高高的防护栏不说，人在上面走不了多久就会被交警拦下，所以我们之前从来没考虑过。

但领队就咬定，所有可能的路线都排除后，老班长只可能去了这里。

这时，已经是我们参与救援的第9天，老班长失踪的第11天。

那天下午，领队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逮着了”。

照片里，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周身都插着管子，衣服也换过了，但参与过救援的人都能认出来，那就是老班长。

当天我们的领队正在京通快速路往四惠方向路上，突然接到了120调度中心的电话。之前联系过的医生告诉他，警察从京通快速路上发现了一位老人，不知道他的身份，让赶紧去医院确认一下。

领队本来就在附近，接到电话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医院。只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了一眼，他立刻确认了，这就是我们找了整整九天的老人老班长。

医生说，老人当时就在京通高速路上走着，有个年轻人注意到他，打电话叫了交警。等交警来时，老班长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警察赶紧打了120，把人送到了医院。

万幸，老人虽然身体很虚弱，但并没有生命危险。

警察和志愿者们赶忙去通知老班长的家属，结果两三个电话都打不通，再打对面还关机了。

派出所民警骑着小自行车上他们家找人，刚敲开门就挨了一通呛：“怎么还来？不是说了不找了吗，烦不烦！”

警察说不用你们找，人在医院，去领就可以了。老班长女儿神色复杂，小声地抱怨了一句，“干嘛送民航医院啊，我们家在那没医保。”

从那以后，我们都没再听说老班长一家的消息。也许，这意味着老班长安安稳稳地回了家，家人失而复得后照顾得更用心了，没有再让老人走丢。

我也专门跑了一趟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窦老。窦老弯着眼睛，盯着我含含糊糊地想说些什么，但谁也没听清。

没过多久，我们又接到了新的失踪老人报警，全队再一次连环转了起来，抽调去给窦老陪床的队员也不得不调回来，投入新的72小时死线。

再后来，我们变成了窦老的“远房亲戚”，逢年过节总是去看看他。

他精神很好，总说等好起来再来跟我们一起搜救，除此以外就是听我们讲近来的搜救，谁找漏了监控，谁没摸清路线，谁是队里的吉祥物，一出马就能在路边捡到老头……

讲着讲着都快吵起来了，他就笑眯眯地看着。

2019年11月4日，我突然接到了窦老妻子的电话。电话那头，她声音有些沙哑地告诉我，窦老已经病逝了，明天早上五点在郊区举办葬礼。

末了，她还很抱歉地说，通知得仓促，来不了没有关系，心意他们都明白。

窦老病倒快两年了，有时我还会庆幸，总算有个机会让他不得不去好好休息，免得每次他出队都让我提心吊胆的。但我从没想过，这根本不是休息，而是他真的站不起来了。

窦老找回了那么多老人，最后自己却没来得及回家。

没有任何约定，第二天，窦老的葬礼现场来了四百多位志愿者，有的穿着我们的黄马甲，有的穿着其他公益组织的制服。窦老的家人对他们一一致谢，样子非常非常诚恳。

有一瞬间我觉得，他们不止是感谢志愿者们今天来了，而且是在替窦老感谢我们找老人这件事情。

最近几年，搜救队里越来越多的是一些新面孔，有还在读书的学生，有患者的亲友，也有热心的街坊邻居。

现在，搜救结束后的复盘是我们的固定活动

很多志愿者第一次来参与搜救，就会偷偷打听，窦老是谁？为什么点到的时候第一号就是他，所有人还帮他答到？

一遍一遍地，我回答他们：那是我们已经去世的一位战友，他是为搜救工作倒下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多走一步，老人离家就近一步。”

现在，我们能发动的志愿者一共有上百人，但是和每天走丢的老人相比，数量还远远不够。

我已经五十岁了，身边的兄弟也都差不多是这年纪。但我们不敢停下脚步，因为社会上关注老人的人太少，如果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做了。

希望有一天，在我们走丢的时候，你们也能来找找我们。

苏鹰眼跟我开玩笑，老头儿搜救队目前最大的困难，不是参与者的数量。

而是有时候路人太好心了。

老人走失在外，如果没吃没穿，很快就会因为异常被送医或者报警，但总有些好心人给他们一些吃的，甚至给件旧大衣。给完了，特别怕老人感谢他，撒腿就跑。

苏鹰眼曾经因为老人在监控里“凭空消失”绕了很多弯路，找到时才发现老人穿着路人送的衣服帽子，在摄像头底下过没被认出来；有的老人明明没带钱，却不知道在谁帮助下坐上了公交车，一夜之间跑到城市的另一头。

苏鹰眼觉得，城市里的好心人确实很多，能够支撑老人等到救援，但善良的人还可以更聪明一些。

如果你碰见的老人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比如又冷又饿还在外面走，比如不会用公交卡、不会过马路，请再多问几句，可能就会发现他们答非所问，不知道现在的年份，或者特别固执地要去做某件事。

所有这一切反常，其实都是在对你说：“孩子，我需要你帮我报警，送我回家。”

编辑：马修

插图来自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