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马克之冠：中国还需要用奥运金牌来证明自己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东京奥运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幕，之后关于赛事的消息好坏掺杂着传来。

特别是被中国社会视为保底项目和体育基本盘的乒乓球、被广大民众寄托了特殊感情的女排等等，这些赛事接连无缘金牌，令相当一部分中国公众难以接受，甚至出现了一些对运动员、教练的攻击之声。

对待丢失金牌，感到遗憾是很正常的，但是过度失落，乃至于上纲上线到人身攻击则是毫无必要的，甚至是应该被谴责的。

奥运会不应该只剩下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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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偏执”

中国社会对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金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对其中的部分项目，我们把能否获得这些项目的金牌视为一种事关全社会荣辱的关键因素，获得金牌时欢天喜地，失去金牌时暴跳如雷。

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体育竞技层面和胜负竞争层面，而是上升为一种形而上学式的社会共识，甚至是一种带有社会规制意味的伦理道德，我们在这些项目上拒绝接受失败，拒绝面对失败。

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姑且可以称之为“金牌偏执”。

比如乒乓球项目，我身边一些朋友预测中国此次奥运会金牌数时，是默认中国获得所有乒乓球项目的全部金牌的，因此，当中国男女混合双打项目失利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暴跳如雷，最后垂头丧气。直到现在，他们都无法接受中国居然能在乒乓球项目上失利这一客观事实。

他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很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公众的共同心理，这种共同心理一方面固然与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的传统强势有关，但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我们在看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时相对脱离实际的那一面。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点，现代体育赛事是一种包含了大量复杂因素和偶然因素的混沌体，它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具体结果是高度概率化的。

它不像物理法则和数学公式那样由客观必然性组成，一支队伍，无论既往战绩再怎么出色，无论技战术水平再怎么高超，无论它与对手的实力对比再如何悬殊，它在实际比赛中落败的可能性都不会严格为零，它获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都不会是百分之百，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事实，是一项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

其次，有赢就有输。世界上没有长胜不败之军，没有必胜之战，没有无敌的队伍，没有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没有一抓就灵的无上妙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告诉我们，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因此，仅仅凭借既往战绩就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的队伍必须获得某些项目的最终胜利，这本身就违背了唯物主义世界观，陷入了唯意志论的窠臼，这显然是一种思想误区。

“自我证明”

但是话又说回来，中国社会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部分项目近乎于迷信的金牌偏执有其客观成因，它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意识必然有社会存在作为基础，我们也不能对这种社会意识盲目一杆子打倒，而应慎重分析其成因，才能更好地开解它，从而以更科学的态度面对体育赛事中的得失。

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在对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部分项目时的这种热切和执着，一个很重要的成因，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的积贫积弱之下，对外界认可和自我价值证明的刚性需求，这种需求在最近几十年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上获得了充分满足，进而形成了路径依赖。

就以奥运会而言，奥运会是什么？它最初是作为战争的替代品出现的，古代希腊城邦相互之间经年累月战火不休，为了在用不着付出战争代价的情况下也能决出高低胜负，于是古希腊人创立了奥运会作为战争的替代品，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期间要求各国停战的原因。

最初的奥运会项目也具有鲜明的战争特点，比如田径、摔跤、拳击、赛马、铁饼、标枪，这些项目本就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且都具有鲜明的战争色彩，后期甚至还有战车大赛和武装竞速，甚至可以说奥运会完全就是不流血的战争。大型体育赛事的优胜者享有的头衔“champion”一词，也同样具有决斗者的含义，中文对“champion”一词的翻译“冠军”亦有“勇冠三军”之意，可谓近代以来翻译学中信达雅的典范。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接力赛（资料图/中国日报）

奥运会的这种准战争性质，使它成为了赛事参与者证明自我价值的绝佳场所。

近代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加剧，而对抗总是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爆发出来，不是战争，就是用来代替战争的其它什么东西，它可以是航天，可以是科研，可以是大型工程，当然，也可以是大型综合体育赛事。

在当代，随着体育事业的逐渐发展和复杂化，其技术含量和所需要的经济支撑越来越高，现代体育已经成为了一门多学科交叉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大型综合系统工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成绩和赛事本身的举办水平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它被赋予了诸多纯粹体育竞技以外的含义。

中国自近代以来政治分裂，社会衰败的凄惨境遇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面对外部环境时其实是深度自卑的，这种自卑根深蒂固且跨越了全社会的所有阶层，它在社会心理层面逐渐变异为对自我证明的渴望，这种渴望有时候是非常迫切又极其卑微的。

比如据许广平回忆，当年鲁迅就特别喜欢去看美国拍摄的陈查理系列电影，只要听说城里在放陈查理系列电影，不论多远都要跑去看。而鲁迅之所以对陈查理系列电影如此痴迷，原因也很简单——这是在那个年代的西方文化产品中，唯一一个以正面形象描绘华人的影视作品系列。

其实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陈查理系列电影中充斥着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和想当然式的描摹，比如陈查理说话总是张口闭口“子曰”，比如陈查理有七个孩子，这些刻板印象导致陈查理这个角色根本算不上是对华人形象的客观表现。

但即使是这种程度的作品，在那个种族歧视横行、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认为一无是处的时代里，也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正面形象了，对于饱受鄙夷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久旱逢甘霖。也恰恰是这种向外界证明自我的饥渴，驱使着鲁迅这种对国家和民族怀有深切热爱的人，不惜跑大老远的路也一定要去看陈查理这么一部并不客观的电影。

《陈查理在伦敦》电影海报（资料图/豆瓣）

这种心态在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中国社会中并不少见，比如香港武打电影中各种“打洋人”的桥段，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社会心理的针对性满足，是对心理需求的代偿。

这种社会心理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具体表现在体育竞技层面，就是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中国社会对于通过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获胜，以及通过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来证明自我、展示国力，有着极其强烈、极度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有时候甚至达到了些许偏执的地步。

举例而言，堪称中国社会国民运动之一的女排，第一次夺冠的赛事既不是奥运会，也不是世锦赛，而是女子排球世界杯。当时中国女排夺得女排世界杯之后，整个中国是彻底沸腾了，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聚会欢呼，高喊“女排万岁，中国万岁”。

女排夺得冠军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将女排获胜与国家振兴联系在一起，邓颖超也随后于《中国体育报》发文，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

时任女排教练袁伟民在赛后讲话时也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了：三大球，原来周总理一直叫我们，什么时候能翻身。今天女排先开了个头。我们这个路程还很艰巨，明年还有世界杯，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我们，这一次现在仅仅是个开始。

中国女排没有食言，在随后的1982年女排世锦赛、1984年奥运会、1985年女排世界杯、1986年女排世锦赛上连续夺得冠军，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五连冠的球队。“女排精神”也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被赋予了奋勇拼搏、迎难而上等诸多额外的社会意义，著名女排运动员郎平也获得了“铁榔头”的绰号。

当时全国各地大街小巷都挂着学习女排、发扬女排精神的横幅，每逢重大赛事，当时电视机尚未普及的中国社会到处是万人空巷找电视机看女排的盛况。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夺冠一幕就生动有趣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

女排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项目也由此成为了在中国社会中接受程度极高、受众面极广的赛事。就连我这么一个平时不太关心体育的人，奥运会的女排比赛也几乎逢播必看，上班的时候偷偷摸鱼也要看，这届奥运会女排和俄罗斯队的比赛也是看得我“脑梗都要出来了”。

大国心态

公允地说，把一项体育赛事的夺冠和整个国家社会的振兴直接关联起来，这多少是有些武断的，毕竟社会发展不是一两个世界冠军就能解决的。但在那个中国贫穷落后的时代里，世界冠军的产生，客观上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证明自我的价值需要，因此这种关联有其内在合理性。

毕竟，当时积贫积弱又屡经动乱的中国，实在是太需要一场对外胜利以振奋全民的精神了，何况是在体育赛事这种“准战争”之中的五连胜？更不用说在这不久之前，由于各方面原因，中国体育代表队仅仅只是出现在比赛现场，就被认为是重大胜利。

自古以来，胜战最能解决思想问题，此言得之。

不是说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些把“只有中国人才对金牌孜孜以求，而外国人都是在享受体育”这种话挂在嘴上的人，他们既不懂中国，也不懂外国，更不懂体育。

都说体育与政治无关，然而实际情况是，体育从来就没有哪怕一天真正与政治无关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体育本身是战争的替代品，它根本就不可能和政治真正绝缘。哪怕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在大型体育赛事中夺取金牌来为国争光，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来展示国力——这些目标从来就没有从他们参与和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动机列表中消失过，争强好胜和夸耀自我是人类的共性，没有谁可以免俗。

但公允地说，他们对于通过金牌来证明自我的迫切性确实没有中国那么强烈，其社会公众面对传统优势项目的失败也确实要更坦然一些，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他们确实没有我们那么在乎金牌。

他们同样在乎金牌，这是事实，但他们在乎金牌的程度要低于我们，这也是事实，这两个事实是并行不悖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以洋人为标杆，洋人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以洋为尊的西方中心叙事在我看来是一种十分搞笑的船货崇拜情节，但我同样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在对待金牌时相对豁达的态度有其可取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在这方面较为豁达，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些传统项目金牌的丢失同样能让他们气急败坏，比如加拿大人对冬季奥运会的冰球项目的执着态度就和中国人对乒乓球、女排的态度差不多；

而是他们相对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强势地位，使得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通过金牌来证明自我，同时历史上多次的夺冠也让他们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金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祛魅”。

而中国不同，无论我们今时今日取得了多少成就，无论中国的国家力量何等强大，近代的凄惨遭遇依旧是横亘在中国社会心头的一道伤疤。

而且中国以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参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历史并不长，获得金牌的历史也并不长。就以中国的强势项目乒乓球来说，中国的第一块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乒乓球项目的金牌是容国团在1959年的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上拿到的，距今也不过一甲子，中国在争取到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时的举国欢腾景象依然历历在目。

但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终究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一个拥有无与伦比力量的伟大文明，我们不能总是把自己陷在近代史的自卑情绪中走不出来，并过于操切地去寻求对这种情绪的心理代偿，而这种心理无法得到代偿就着急上火。这不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心理状态，我们理应更坦然，更超然，更自然。

科学对待

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在鼓吹“金牌无用论”；我鼓吹中国社会用平常心去面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恰恰是为了拿更多的金牌。

因为现代体育已经是一门复杂的系统科学，我坚信，对待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定量分析，理性对待，坦然自若才是取胜之道；而着急上火、偏执过激、上纲上线，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破坏解决科学问题时所需要的理性环境，比如某些人对夺金失利的运动员搞网暴行为，这是必须予以谴责，予以唾弃的。

刘国梁说他看马龙和奥恰洛夫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把脑梗都看出来了，是建立在他作为一个“不懂球的胖子官员”已经把所有能分析的技术因素都分析完了，能解决的科学问题都解决完了的前提下，只剩下情绪了，所以他当然有资格、有底气去“脑梗”。

但我们的社会不能也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犯脑梗，一颗包含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平常心，是我们能给予运动健儿们最好的支持和鼓励。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他们拿下更多的金牌。

当年瞿秋白在临刑前，于福建汀州监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中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世界第一。这话让人倍感悲凉，因为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悲观绝望到一定程度，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深沉到一定程度，是说不出这种话来的。

因为爱得深沉，故而不肯放弃希望，所以搜肠刮肚想找到一点足以证明自己的爱有价值的东西，但找来找去，在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中竟然找不到一样东西来证明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是有价值的，但又宁死不肯放弃希望，于是只能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寄托在一块小小的豆腐上，爱之深沉，悲之痛切，令人动容。

但世道终究是改变了，今日的中国，有着太多太多足以证明我们自身的东西，即使是昔日遥不可及的金牌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一个赛事获得冠军就举国欢腾的时代终将过去，并不是冠军的光环褪色了，而是我们本就生活在光明之中，因此以往黑暗中的烛火不再那么耀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