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养人壁画看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供养问题

从供养人壁画看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供养问题

文／杨学勇

摘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供养人图像是研究契丹衣冠服饰的重要资料，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史书记载之不足，而且也是了解契丹汉化的一个窗口。虽然这六位供养人的身份可能比较高，但释迦塔并不是为了彰显六位供养人的丰功伟业，而是同其他塔一样是为了供养三宝而建。释迦塔的佛供养与法供养从整体上看主要表现的是华严与密教思想，这与辽代对华严和密教的重视有关。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金明昌六年（1195）增修完成，[1]（p224）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重楼式木结构塔。

三宝供养不管其程度与规模如何，都会涉及到供养人，与其他的佛塔一样，释迦塔必定也有许多人去供养、礼拜，但主要的供养人应是描绘在释迦塔一层南北门内槽门额上的六位供养人（或所体现的供养家族）。

释迦塔的佛供养主要表现在1966年和1974年先后发现的两颗佛牙舍利及释迦塔每层所塑佛像等方面。

据《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佛般泥洹经》的记载，当年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印度八王发动战争分抢佛陀舍利，说明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佛舍利崇拜现象。

依据“释迦塔”的塔名以及南北门内槽所画迦叶、阿难、二金刚、四天王，一层大佛被认定为释迦牟尼佛应是可信的。二层主尊左手边一菩萨莲花座下似有一象头（图四），据此知是普贤菩萨，而右手边菩萨莲花座下相应部分则残缺，由于普贤与文殊通常对应出现，所以推测右手边菩萨应是文殊。

整个释迦塔的塑像体现了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和化身（释迦牟尼佛），而重点又表现了华严和密教思想。

在佛教经律论中有大量关于供养的论述，不同的经典对供养的内容、对象、方法、功德、作用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表述，其中大乘佛典特别推崇法供养，认为在诸种供养中以法供养最为重要，甚至认为对经法的书写、读诵、受持、供养远胜过对佛塔舍利的供养，外在的佛塔舍利的信仰“最终是要回归到佛法的实证”。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认为法供养的对象是十方三世诸佛所说之经，这就把法供养明确为佛经供养，同时说明凡是听闻、信解、读诵、受持、守护佛经等行为都可称作法供养，这可以说是广义的法供养概念。

自佛教传入中国始，法供养的观念应当就已出现，现知最早明确提到供养佛经的是三国曹魏时的敦煌太守仓慈。《佛说五王经敦煌太守仓慈题记》载：“景初二年（238）岁戊午九月十六日，敦煌太守仓慈为众生供养，熏沐写已。”虽然佛教把书写、读诵、受持、供养佛经都归入法供养，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供养方式几乎同时都伴随着其他目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对功德利益的追求超过了纯粹的佛经供养，敦煌遗书写经题记中就有反映，如S.3054《观世音经》题记：“时贞明三年（917）岁次戊寅十一月廿八日，报恩寺僧海满，发心敬写此经一卷。奉为先亡考妣，不溺幽冥。承此善因，早遇弥勒。现存之者，所有业障，并皆消灭，永充供养。比丘僧胜智手写。”

也正是因为法供养能够获得众多的福报，而且供养的经书等同于佛的法身，才能使得人们积极地去供养佛经，供养的地点则涉及塔、佛像、石窟等处。释迦塔的秘藏就是法供养的表现之一。1974年在四层佛像内发现的秘藏主要有刻经47件、写经与杂抄30件、刻书与杂刻8件、绘画与版刻印刷佛像7件、七珍与舍利佛牙68件。这些文物的入藏时间应在辽末金初。之所以在四层佛像内发现这些佛典，这与佛教的装脏仪轨有关。装脏是指新的佛像落成后，为佛像装上象征性的内脏与神识，赋予佛像以生命力。这是佛教造像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所装之物有法身舍利（五部大陀罗尼，即佛顶尊胜咒、佛顶放无垢光明咒、正法秘密印咒、菩提场庄严咒、十二因缘咒或《造塔功德经》等）、生身舍利（肉身涅槃后火化所得晶莹如玉之结晶体）、密咒、佛经、五金、五宝、五药、五香、五谷、五甘露、五色线、五种花。不过从释迦塔所装之物看，装脏的具体之物并不是那么固定、严格。四层佛像主要装脏有佛牙舍利、佛经等物。生身舍利、七宝、三幅《南无释迦牟尼佛像》是装在佛像内部木构骨架中柱上端相当于佛像胸部位置，其他佛经等物件则放在佛像内的长方形竖槽内。检验四层佛像内发现的《契丹藏》刻经12卷、单篇刻经35卷，可发现这些经卷既有官刻又有私刻，雕刻地点主要是燕京，从“涿州宝严寺”、“燕台圣寿寺”等地名也可以看出很多刻经都是从外地流传到应州佛宫寺的。这些刻经绝大多数都是卷轴装，只有一卷是卷轴装改册装、四卷是蝴蝶装，①实际上比起蝴蝶装，卷轴装用于雕版印刷并不是理想的选择。由于蝴蝶装的纸张要折成两页，适应了雕版印刷术的特点，即两个连续的页码刻在一块板上，故能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