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变法：是王安石有错，还是变法有问题，新法为何不得人心

王安石在帝国历史上是勇于负责和试图变革的人，他在宋朝推行熙宁变法，希望能够更加稳定的维护帝国统治，也能够让国家的统治体系增添新的血液。

这次变法的决心非常大，它能够将皇帝和宰相的意见高度统一，能够致力于全国范围内实施推广；它的力度也很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将变法的整体措施统筹调配；再者影响很大，在之后的历朝历代里，如果说要论述变法，那么，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首推。

但与此同时，这次变法的争议也同样很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的高宗朝，人们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时至今日，关于王安石的变法也有诸多的说法。

或许就是因为在民间的争议很大，王玉石的变法最终并没能成功，虽然它是丞相和皇帝一致认同的做法，最终却并没能够在大宋王朝力挽狂澜。

那么，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王安石的出发点错了吗？或者是变法本身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王石的变法最终没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呢？本篇文章，我们做了重点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是什么导致了王安石变法没能达到预期？

首先，王安石本身的出发点是没有错的，这点毋庸置疑，在那个时代里，王安石表现出了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

他的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并没有想利用新政为自己谋取利益，也没有干什么贪赃枉法的事情。他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之后，才毅然上书主张变法，并根据变法提出了具体的方案，随后又陆续颁布实施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这些方法都是具体可行的，且在进行实验的时候效果都非常良好。

从这些方面来讲，只要我们不带有任何的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的进行实施，那么，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振旗鼓的，更何况王安石本人的运气也非常好，他遇到了刚刚登基的宋神宗，那时的宋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于是少年天子遇到了正义之臣，两人都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

所以，一个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坚韧不拔，锐意革新，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利的重大改革活动便在全国铺展开来。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新法实施以后，不但朝廷重臣群起而攻之，全国上下更是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1000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更有甚者，一个曾经被王安石提拔过的官员也对新政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请求皇帝罢黜新政，与此同时，百姓也将当时全国大旱十个月之久的事情归结到了新政上，如此一来，宋神宗别无他法，只能够暂停新法实施。

据说诏书一下，立刻天降大雨，旱情缓解。那么为什么王安石的做法没有问题，他的出发点也同样是好的，可最终却落得了这样的结果呢？难道是新法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也不是新法有问题，王安石实施的新政，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他提出的许多政策都兼顾到了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利益，是非常替农民着想的。

比如说，青苗法，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并，济贫乏，意思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具体的做法则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在秋收后，农民在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同时利息也非常的低，农民绝对负担得起。

借出去的也是国库中原本的存粮，不会让国家承受负担，官府借出去的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收后收回利息又可增加王朝国库的存资，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

所以，王安石当时会夸下海口，说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够增加国库收入。而与青苗法类似的其他七种政策也都是这样为国为民着想的，不存在以公谋私等之类的行为。

也就是说，新法本身其实没有问题，我们单纯的看这些政策都是极好的，都是极其利于国家和农民共同发展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呢？

实际上出问题的是实际操作。就如同我们上面所讲的，政治本身没有问题，提出它的人在出发点和立意上也没有问题，但这两方面没有问题不代表实际的操作就很简单，恰恰相反，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极其可怕。

就单纯拿上面的青苗法来讲，国家规定的充分考虑了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服垄断的高利贷，其利息之高达到了原先设定的35倍。

更加可怕的是，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了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要贷去多少，这样一来，有些地方的农民，他们本身不需要贷款，可因为官府的硬性指标，地方官员没有办法只能够硬性摊派，而且在层层摊派的同时，地方官员们为了增加自身的利益就会层层加码。

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不得不奉旨贷款，就这样，老百姓的负担比原先还要重，地方官倒是增加了收入，这也就造成了当时的很多官员可以假借改革之名来实行腐败。

这里就会有人问了，难道政府不进行监管吗？当然不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不可能没有监督人员，更何况为了变法的推行，国家还专门设置了单纯管理变法的机构，可问题在于，整个国家的官员和民众实在是太多了，公司的监管未必能够达到相应的力度，就算是达到了相应的力度，也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结果。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官官相护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想象一下，难道国家曾经推行的政策没有人监督吗？当然不是。

可是，国家曾经的政策下不依旧有人贪污腐败吗？那么，新政又如何能够避免呢？所以，国家其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所有的地方官员们，都在通过变法来进行变相贪污腐败的时候，这就成了一种官府的潜规则，朝廷根本无从下手惩罚。

因为一旦下手牵连甚广，必然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到朝廷的统治，所以，皇帝根本无从管理，王安石更加力不从心。最终，他们只能够通过暂停新法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造成的局面。

也就是说，当王安石的新法在某一个地方实施的时候，国家可以重点关注这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官员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那么，只惩治某一个地方的官员就好了，不存在官员利益链的问题。

所以，试点的结果是很好的，可是当他全面铺开之后，所有的官员就是形成了一种利益网络，如果想要进行整治就必须整张带起，可是整张带起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但问题在于，如果变法不能全面铺开，那么就成了纸上谈兵，如果不能够达到指标，官员也就会置若罔闻，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想要获得成就就必须要全面铺开，而一旦全面铺开就无从避免上述的结果，因此最终他的变法只能够失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其实不是王安石本身有问题，他的变法也没有问题，可是在帝国制度下，在官员们相互牵制，相互维护，相互牟利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编制的维护网络是很大的。

而一旦参与的官员多了就必然会形成派别，到那个时候个别官员的利益就成了派别集体的利益，为了维护派别集体，这个集体中的所有人必然会去维护每个人的利益，到那个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派别站出来与皇权相抗衡。

因此，变法就继续不下去，除非皇帝真的能够以自家江山为赌注进行铁血改革，可是有问哪个皇帝有这样的魄力呢？更何况就算是皇帝这么做了，又真的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吗？

要知道，那个时代是官僚制度和帝国制度已经根深蒂固的年代，想要连根拔起无异于登天，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宋朝，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宋朝之前的唐朝，那个时候的唐德宗曾经推行过两税法，规定按财产收税，不按人头征税，除土地税之外，其余的租庸杂徭一律免去，这原本就是为了抑制豪强保护小民，可最终实施的结果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因为推行两税法之后流通减少，物价下跌，地方官员趁机加收各种费用，从曾经的2%变成了10%，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也就是说，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会失败，其实还是因为帝国制度本身的劣势，正是因为这样的缺点，无论是再怎么好的变法，最终也只能南辕北辙，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