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美正交错而行，中国上坡美国下坡中的创新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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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7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与德邦证券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主题研讨环节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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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刚才听了课题报告主笔芦哲对报告内容简要介绍、特别是朱光耀部长内容非常丰富的主旨演讲之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些自己的基本认识。朱部长提议、人大重阳组织研究的这份“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报告是非常及时的，它实际是在全球大背景下——特别在背景上注重中美博弈整个战略态势——就美国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国税改形成了很好的认识框架。这份报告层次清楚，一些基本观点我认为有说服力和认同感。

我的信息来源与分析不如人大重阳的团队，特别是朱部长有非常翔实的一线信息来支持他谈出认识上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要点。我在听了这些信息以后，也愿意基于现在的理解，从中美博弈以及中国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必须追赶世界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代表的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来探讨相关的一些问题。首先我给出两个视角上的评论。

第一个视角，这份报告在了解基本信息之后，比较好地勾画了美国在实际运行中的两难。美国在上世纪之初国内生产总值就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发展战略上掌握得非常好，一直到二战之后才高举了“老大”的旗帜，认为自己是世界头号强国。千年之交之后看得出来，美国长期来讲不是走的上坡路，而是在走下坡路。但在其自身运行过程当中，现在头号强国的支撑力量还是非常清楚的。

首先，上世纪90年代以后，硅谷引领的信息化，现在发展到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技术革命潮流。硅谷引领的这个潮流使得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全球第一，数字化、智能化还可以支撑美国即使在上个世纪经历过停滞性通货膨胀之后在新世纪中继续保持全球引领地位。

另外，美国以全球第一的军事实力支撑着美元霸权的地位。虽然在石油危机之后它耍了个大赖皮：他公然宣布停止履行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维持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例关系的义务，但是大家都无可奈何。一旦世界上有风吹草动，大家还是首选美元作为避险资产。什么道理呢？举一个极端风险的例子，假定出现了最极端的热战，最后的取胜概率在哪儿？自然而然，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使它在终极设想情况下是最大可能的胜方，以及已经习惯地接受的一整套市场规则，继而还要继续持有美元资产。美元霸主地位虽然现在有一系列的问题，但毕竟还是和前面的高科技、军事实力合在一起，还是没有碰到真正对他形成挑战的对手。欧元虽然维持下来了，但还没有直接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能力，其他的更不足道了。

这几条摆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撼动。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士也说我们无意挑战美国全球领导者和头号强国的地位。毕竟我们又要看到，美国自己也有种种的困难，今天讨论美国税改的问题，所谓的“两难”是从中长期来看。

其实美国学界有一定的共识，从里根到特朗普，税收方面不再更多考虑它组织收入的功能，而是怎么激励供给方的潜力发挥。供给学派的影响还是在不断地显现，以求让企业和资本更多发挥潜力和活力。这就需要减税，但在前面作为又一波高峰的特朗普减税之后，可知显然特朗普也看重基础设施，而这方面天文数字的支出要求难以靠几轮量化宽松以后得到解决——美国的几轮量宽现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最新的表现是美国终于出现了它的通货膨胀压力势头，这也就意味着，拜登上台以后，如要继续在作为美国长期发展后劲的基础设施支出上满足客观需要，在扩大债务、抬高赤字方面，空间已极其有限。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增税了。所以，拜登上台以后，这是对特朗普减税方案的回调。

现在这个报告也很好地解释了，在本次回调过程中美国在战略意义上加上了国际协调，希望在国际协调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来冲抵他加税过程中本土对生产要素流动性吸引力的降低，来最大限度地维持美国自己的发展利益。这样的组合也体现了美国人务实的态度。学界给予高度评价的减税并不固守，转而支持现在便有这样的回调。实际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认识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升级换代，伴随着制造业重回美国，才有可能在这方面真正打开发展空间。但毕竟是在两难之中出现了左右摇摆。我估计它这种左右摇摆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之后重谈减税而焕发活力的老调，都有可能。我们在过去几个十年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摇摆。这是在美国方面看，我所作的一个点评。

第二个视角，说说中国。研究报告中特别谈到了对中国的影响。总的概念，美国这次动作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我在对这个基本认识表示赞同的同时，也想更多展开一下问题之所在。作为研究者，可以说中国在美国此次税改的影响之下，没有太大冲击的同时可能还得接着反思一下中美之间的差异和中国怎么样更好地追赶美国。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25%，实际高科技企业、上市公司早就是15%；我们的中小企业早就是减半征收；小微企业有更优惠的处理。在上一轮特朗普减税过程中，这方面就没有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国际协调过程中，我觉得中国可以在态度上也顺应这种国际协调，但不妨碍我们在海南实施特别的、别的地方不能攀比的低税政策，打造一个至少“准自由港”的特殊区域。

中国除了企业所得税，我认为还有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美国主要的税种，除了企业所得税，就是主要由联邦个人所得税。直接税是美国税收最主要的部分，从占比来看个人所得税是第一位的，占联邦政府40%的收入（历史上有时高于50%）来自个人所得税。美国的联邦个人所得税配合美国地方政府的另一个相当稳定的直接税——房地产税。还有美国社保体系里的工薪税。这三大税种基本满足美国政府既要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又要进行必要的社会调节所需要的财政收入。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务体系对美国实际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贡献值得中国人好好反思。

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恰恰相反，我们的直接税非常薄弱。中央早就指出中国要逐渐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我们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在世界发达国家有没有共性呢？显然有明显共性。虽然高高低低差异很多，但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都是非常看重直接税制度建设的。中国目前征收的直接税只有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但企业所得税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的直接税，这点学者有争议。企业所得税交纳后，下一轮会有可能把税负转嫁给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但个人所得税拿走了就是拿走了，没有任何转嫁的可能性，是非常扎实的直接税。房地产税对消费住房的纳税人来说，也是非常扎实的直接税。

中国在2018年终于迈出综合机制的改革，但很遗憾只对四种劳动收入综合，非劳动收入没有纳入综合机制，理论上来说这这是明显形成的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有一定的歧视，似也有一定的道理可说，像美国在资本利得方面也是网开一面的，有特殊的优惠，所以巴菲特说他本人实际的税负低于公司董事会的秘书。关键是中国最高超额累进税率仍然高居于45%，这是和知识分子、专家型的人才过不去，特别加重了高科技企业维护专家团队、人才团队的压力，很快就逼出来了“打补丁”的事儿：粤港澳大湾区较快取得国务院的同意，把外籍专家个税压回到15%的税率；紧跟着海南不分内外籍专家分五级，包括本地专家（按认定标准最低的第五档，一般的工程师都有可能认定为是专家）压回到15%的税率，这是不得不做的调整。

它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实际矛盾会在其他地区形成攀比和发酵。中国的直接税好不容易有2018年综合税制改革的进步，又出现了这种新的矛盾纠结，意味着我们还得积极考虑个人所得税怎么样再准备它下一轮改革。下一轮改革出台之前，可能少不了有打补丁的事情。最高超额累进税率45%，现今全球来看就是最高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维持如此高的超额累进税率没有必要，但怎样考虑配套改革？这是在中国以后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以税制优化服务中国经济现代化里的一个具体例子。

同时，中国其他的直接税确实太不成样子了。财产税方面，只有上海、重庆两地试点，是非常柔性地切入的房产税方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财政部有了一个座谈会，但是信息非常有限，非常短的一条消息引出了很多人的联想。我个人推测，从逻辑上讲不排除现在管理部门在考虑：中央所说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实际上受阻（“加快”不了，变成了“稳步”，稳步又退到了“稳妥”）是不是考虑发挥试点扩大范围这样的制度创新潜力？这一点又可以对应到深圳要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是不是已不能再等待全国统一的房地产税立法过程；海南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区，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所对应的那种市场规则，在海南怎么能容忍继续实施对一般商品住宅的行政性限购？是否应考虑以加大房产税试点来置换行政控制手段？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些方面，我们怎么样进一步结合着美国成长发展中的经验反思中国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很大的探索必要性和空间的。

显然，在中国要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积极成果，看到美国的税改以后，举一反三考虑自己的问题，说大了，有一个概念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反思，就是杨小凯生前所说的：“不要光看有中国技术追赶上的后发优势，还有中国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渐进改革，啃硬骨头可能啃不下来的制度后发劣势。”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现在的现实，意识到一定要充分领会领导人所说的“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场硬仗要接受历史的考验。

回到现实中间，制度角度来对后发劣势再稍微展开一点，可再提出一个概念。这份研究报告里专门讲到美国税改的矛盾背景之一是富裕阶层长期合理避税，而本土制造业竞争力降低过程中贫富差距在扩大。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矛盾纠结，在发达阶段上由于这种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悬殊带来的制约，这也可联系我前面说到的美国已走在长期下坡路上，这个矛盾会让它在两难过程中反复，这个空间对他来说打不开。

美国有它的纠结。中国如何？我们自己的成长性显然比美国大得多，中国还在走上坡路。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好，这个收入差距的事情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现在中央明确提出在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决策层很好地意识到了在中国进一步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结合着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结合着逐步化解我们不能否定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打造共同富裕的新境界，而且怎样在浙江建立示范区？我想到了举一反三。我们在进一步地全球博弈，特别是中美之间和平博弈过程中还要冷静地学习人家制度里可借鉴之处。美国直接税为主以及它的金融领域的直接金融为主很明显都值得中国学习。中央文件里毫不含糊地说提高直接税和直接金融的比重。直接金融的比重提高，可以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直接税比重提高，则是要更好地优化再分配，发挥促进中国长治久安的作用。我们从人大重阳提供的一份很好的报告出发，更多地考虑中美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双边关系、争取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切不可忘记中国自己的税制框架和一个现代社会要求的现代税制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在这方面作改进，有些是直接可以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那里借鉴吸取的国际经验，有些则一定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制约条件，有中国特色地通过自己的创新型定制化解决方案，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中国特色的创新，来争取达到高水平的权衡和比较好地解决问题。

谢谢！

// 人大重阳

RDCY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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