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东 ：独特的视角 全新的启示

康保成先生主编的《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丛书，意在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做一番检阅，丛书由活跃在中国戏剧史、中国古代戏剧研究领域第一线的海内外优秀学者遴选其代表性论文结集而成，代表了新时期该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丛书

《自选集》的编选和出版，“对于后来者步入中国戏剧史这一学科门径，建立自己的学术框架无疑有示范与启迪的作用。[1]

丛书第十五册为福满正博、冈崎由美卷，诚如康宝成先生在总序中所言“海外学者的论著，更可使大陆学者耳目一新”[2]，两位学者的学术经历及其论文，的确令人有此感受。

首先作为外国学者，初次接触中国古典戏曲时，已具备较高的认知水平，这种异于国内学者的全新体验会令其产生独特的研究视角，如：福满正博对傩俗在不同作品内容、基本结构中所起的作用的考察，冈崎由美对中国戏曲传播研究和叙述手法研究，新的角度、新的思考，带给读者的自然是新的启迪。

另外，治学由兴趣而起，跟许多国外学者一样，福满正博与冈崎由美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也是兴趣使然，福满正博为了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不但靠自学钻研、拜求名师，而且行走中国多地进行田野调查。

冈崎由美更是在初中阶段就被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新颖的构思所吸引，进而“心驰神往”，一步步走上专业的戏曲研究之路的，由此再次证明，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离不开源自内心的热爱。接下来分别评述两位学者的研究。

《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福满正博 冈崎由美卷》，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

福满正博的中国戏曲研究有有两个方面值得称道，一是探讨的问题，一是研究方法。

一、福满正博主要围绕“傩俗”探讨中国戏曲一系列问题，如：“中国戏剧如何发生、形成的？”、“在中国戏曲史上，傩俗（傩仪式）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从宋朝到元明朝，中国戏曲史上的北杂剧、南戏和白话小说史上的短篇小说（话本）、长篇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之间有怎样的影响关系？傩俗、傩戏在中国戏曲史、中国小说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在中国戏曲史上，傩俗（傩仪式）和傩戏的田野调查”等。

在戏剧史上，祭祀戏剧长期处于文化边缘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戏剧与宗教仪式的关系问题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戏剧史的“明河”与“潜流”分途演进的理念被提出。

其间，作为祭祀戏剧之一的傩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中田仲一成的祭祀戏剧研究，从领域到方法，都具有戏剧人类学的风范，对中国大陆的戏剧研究影响很大。

傩面具

抛开执着于自己的观点不容商榷的偏颇，田仲一成在中国戏曲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研究中国戏剧，确实给出了中国戏剧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一些难以索解问题的解决方案，丰富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内容，也拓展了文献、文物和田野考察的范围。”[3]

福满正博曾受教于田仲一成，得先生指导中国傩戏的调查方法，并致力于傩俗与中国戏曲的相关研究，其关注的问题及所做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试论元杂剧中的度脱剧》是福满正博对北杂剧中被分类为度脱剧（神仙道化剧）的内容和结构加以分析的一篇文章，他发现度脱剧（神仙道化剧）中可以看到从傩俗发展为戏曲所留存的痕迹。

同时，还阐释了这对后世的长篇小说（《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等）作品群的内容和基本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得出傩俗不是远古时代珍稀的风俗，它历经宋、元、明三个朝代，是促进早期的中国戏曲、小说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武安赛戏

在《元杂剧与傩祭祀（河北省武安市赛戏）》中通过调查现在的傩戏，与过去的版本相比较，论证了武安市至今保存有从宋代流传下来的古老的傩俗的面貌这一事实。

二、研究方法上，福满正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与文献与文物相互参证，颠覆了以往仅限于文字与文献的崇拜，以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料的运用去挖掘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新材料”。

作者曾自言“我比一般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更多地进行了田野调查，行走了相当多的地方，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调查了不少地方戏曲。”福满正博的研究正是基于其田野调查的结果。

2012年2月23日，福满正博去河北武安市，在大同镇东通乐村调查了赛戏。当日有五个演出节目：1.《摆八仙》；2.《激张飞》；3.《赵公明抓虎》；4.《大国称》；5.《大头和尚》。

在调查中，据当地人的记忆及《东通乐地名志》，福满正博推测出武安市赛戏与内蒙古、山西一带赛戏的渊源关系，期间拍摄了原汁原味的的演出剧照，并与过去版本进行比较，最终完成了论文《元杂剧与傩祭祀（河北武安市赛戏）》、《周宪王杂剧之中的庆祝戏与武安赛戏的＜摆八仙＞》。为研究青阳腔，2014年10月，福满正博还考察调研了岳西高腔传承保护工作。

武安赛戏

《中国传统戏剧的剧种和剧目总览》也是作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通览戏剧志之作。福满正博经常去中国的农村搞调研，据他介绍，在中国农村，简直可以说一个村庄就拥有一个剧场。而且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还能看到村中豪族在供奉自己祖先的祠堂中独自修建舞台的事例。

在福满正博所调查的祠堂舞台的遗迹中，有数百年前明朝时建造的。作者还看到过老艺人的剧本，也就是供演出用的手抄本，但是读不懂。从前的艺人，用口头来传承戏剧，但由于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所以借用字和独自的记号很多。……在田野调查中，福满正博收集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

2015年他用了两个月时间一边一本一本地精读全国各地的全部剧本，一边阅读详细的地方戏的解说和辞典，以此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对中国地方戏的结构问题谈了三点看法，另在附录部分记录和排列了当时所看到的每个省的剧种和剧目而成的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汇编。

康保成提出了中国戏剧史的“明河”与“潜流”，《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又再次强调“明河”与“潜流”研究并进。福满正博的研究贯穿了将现存民间演剧与古代演剧史互为映照的自觉意识，同时将田野调查中的傩戏形态与历史上的杂剧形态进行比较分析，丰富了中国戏剧史“潜流”素材。

福满正博所关注的问题及其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但遗憾的是作者的很多研究尚在进行之中，有些问题尚未思考成熟。

《白兔记简注》

在《＜白兔记＞版本初探》中，作者已明确说明“尽管已搜集了近百种版本，但也没有全部仔细阅读过。因此要论述《白兔记》的版本系统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南戏＜白兔记＞的流传（1）》一文中，第一部分汇总了《白兔记》新收集的版本；第二部分是《白兔记》各版本的场面表，作者分别列出了成化本《白兔记》、富春堂本《白兔记》、汲古阁本《白兔记》、徽州抄本《白兔记》及江西省九江青阳腔本《白兔记》的场面表，接着作者指出江西省九江青阳腔《白兔记》是现在一般不易看到的贵重资料，随后列出了江西省九江青阳腔本《白兔记》全本，并以此结束全篇。

虽然作者意在供读者阅读之便，但无论从文章的结构布局还是论述的严谨周密角度，似乎都不太合适。

另外，在文章中还会发现作者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处，如在《试论元杂剧中的度脱剧》一文中，作者在最后一部分意欲阐释度脱剧对后世长篇的小说作品群的内容和基本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是只用了不足七分之一的篇幅简要概述了一番，显然没有达到作者初期的目标，读者自然也不能尽兴。

冈崎由美是“日本汉学界公认的后起之秀”，曾“以《<拜月亭>传奇流传考》一篇很有才气的论文一举夺得了1988年度的日本‘中国学会奖’（即日本全国性的研究中国文、史、哲学科的最高奖）”。[4]

冈崎由美教授在做学术讲座

冈崎由美的中国戏曲研究成就卓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特的研究视角，一是关于中国戏曲在日本的传播研究。

一、冈崎由美对中国戏曲研究源自其对中国白话文学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法的浓厚兴趣，将“上演与出版，即作为声音文化和作为文字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动态纳入研究视野”[5]，而其有趣的研究视角也正是在好奇与思考中孕育而生的。

冈崎由美注意到“如何讲故事”这个叙述形式和表现手法是中国广大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模式。这不是语言表达的雅俗问题，而且归于叙事文学的本质问题。要根据文言小说改编成白话小说，叙述如何改变其功能？根据白话小说如何改编成戏曲？根据说唱如何改编成戏曲？戏曲又如何改编成白话小说？

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并经由恩师指点进一步认识内涵深厚且多层次的中国民间叙事文学后，冈崎由美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国近古叙事文学传播研究和叙述手法研究，其中戏曲研究的部分占有重要地位。

以独特视角研究中古戏曲，探索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的内在脉络，对冈崎由美来说，并不偶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冈崎由美的关注点就是“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宏观解剖与观照，来探寻形成与造就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的文化原因、文化要求。”[6]

《古老心灵的回音：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心理学阐释》

试图摆脱传统方法，对作品的解读不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层面，而是要去追求阅读时获得更加丰富感受的可能性，似乎是这位日本学者的一种兴趣。当然，冈崎由美的独特视角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上的。

《明杂剧＜苏门啸＞的叙事模式》在叙事上的人物认同、代言体的叙事功能、戏曲的非语言表达等方面，分析了《苏门啸》从小说改编为杂剧的过程中，在“叙事”这个问题上，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通过分析，揭示了《苏门啸》和《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中戏曲的戏剧性和小说的差异。

《话本小说开场白“看官的”“说话的”和戏曲“副末开场”之比较——探讨故事的表现手法》则以南戏为比较对象，主要考察白话小说叙述者的介入文是如何确立其并不作为听讲而作为阅读的叙述功能的。

文章试图论证在戏曲作品出版或者戏曲向案头文学转化的过程中，书面上的宾白描写有饶舌的倾向。其中，正如小说一样，叙事者的介入功能得以导入。

二、中国戏曲在日本的传播。

在《江户时代日本翻译的中国戏曲文本——＜水浒记＞＜蜃中楼＞＜琵琶记＞的日译本》中，作者介绍自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初日本掀起“唐话学习热潮”，不少日本学者以小说和戏曲为研究资料，热心学习白话文学。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中国戏曲的舞台表演，只能阅读那些戏曲文本，并借用净琉璃和鼓舞伎的形式来加以翻译。

《杨家将》日译本

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戏曲作品也是值得阅读的叙事文学。文章从《水浒记》《蜃中楼》和《琵琶记》这三种日译作品的译文特点和翻译方法出发，考察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如何了解中国戏曲，如何学习白话文和戏曲知识。

而在《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中国戏曲概况——听戏和读曲》一文中，作者进一步介绍日本在江户时代实行“锁国政策”，只有长崎对清朝与荷兰开放贸易港。到长崎来交易的中国人除日方所规定的长崎居留地以外，不能随意到别的地方走动。因此，除长崎以外，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几乎没有机会欣赏中国戏曲表演。

但是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还是有不少中国戏曲在长崎居留地的“唐馆”里上演过，剧种多半是乱弹梆子、皮黄等所谓“花部戏”，以及一些昆曲。且从江户时代进口的中国书籍来看，明清白话俗文学的兴盛，有不少白话小说与戏曲传到了日本。

由此可知，当时的日本人在接受中国戏曲上，有观看表演与阅读书籍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杂剧、传奇、古典戏曲是用阅读文字的方式接受，花部乱弹这种新兴戏曲则用观看表演的方式接受。

冈崎由美教授讲座海报

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是中国戏曲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冈崎由美作为日本人，花了十余年的时间做日本江户时代的中国戏曲接受史研究，她想知道先人如何接受中国戏曲，有什么感受。冈崎由美这一研究出于一种好奇心，充满了情趣，而她的研究也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

总的来说，冈崎由美扎实的专业功底、严密的逻辑论证，读来甚感受益匪浅。尤其在对不同版本进行比较过程中表现出来精确与清晰，令读者每每惊叹于其对版本的熟悉程度及思辨的高度，这在余下的几篇文章中都有体现：《＜拜月亭＞传奇流传考》、《弹词＜倭袍传＞的流传与诸文本》、《清代小说＜绣戈袍＞成书考——从咸丰刊木鱼书与弹词＜倭袍传＞的对照来探讨》。

如果说冈崎由美的文章有什么不足的话，在《明代传奇才子佳人》一文中，偶有不完全一致之处。在作者自述中称，“通过论证，可以知道写成舍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妻的负心剧和拒富贵之妻而迎糟糠之妻的夫妻恩爱剧是如何更进一步接近明末清初小说情节的设置、最终写成了卑贱之妻与富贵之妻‘平起平坐’的传奇。”

《书剑恩仇录》日文译本

然而，在文章中，结尾处作者写道：“本文还未及比较分析戏曲中才子佳人作品的形成状况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具体关系。这一问题还需今后进一步研究。”作者自述与成稿的论文似有不一致之处，但作者已经指出，也算对作者有个交代。

参考文献：

[1]戚世隽：《中国戏剧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方法——从<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谈起》，《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3期.

[2] （日）福满正博，（日）冈崎由美：《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 福满正博、冈崎由美卷》，康保成主编，总序，第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 , 2018年11月第1版.

[3] 丁明拥：《中国戏剧史学史稿》，第152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4] 胡邦炜：《喜爱川剧的冈崎由美——一位日本青年女汉学家与川剧》，《四川戏剧》，1989年03期.

[5] （日）冈崎由美：《我的研究自述》，《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 福满正博、冈崎由美卷》，康保成主编，第19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 , 2018年11月第1版.

[6] （中）胡邦炜 （日）冈崎由美：《古老心灵的回音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心理学阐释》，自序，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