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百年孤独》只用10个月，而翻译这本书却耗费7年

（卡夫雷拉·因凡特。图/受访者提供）

翻译天书：迟来的拉美“文学爆炸”名作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7.19第1004期《中国新闻周刊》

早在2012年，就有出版公司在社交媒体上低调地发出一条消息：已经拿到《三只忧伤的老虎》版权，正与范晔商议翻译事宜。范晔是此前一年出版的中文版《百年孤独》的译者，年轻的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老师，在西语文学界炙手可热。两年后，那条消息下有人留言：“两年了，这书有动静吗？”又过了两年，这人又跑来问：“此书在翻译中吗？”

《三只忧伤的老虎》成了西语出版圈里“薛定谔的猫”，几乎每年都被书评媒体列入期待清单，却连年“跳票”，下落成谜。其实，范晔从2014年正式开始翻译，因为难度太大而几度搁置，直到2019年大体完成，又陆续修改近两年，今年7月终于出版。

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的这本小说，于1967年与《百年孤独》同年出版，是拉美“文学爆炸”中一部重要作品。这本书素有“天书”之称，从头到尾贯穿着无数西班牙语文字游戏，双关、俚语、回文、互文、戏仿……古巴本土读者都难以通读。范晔翻译《百年孤独》用了10个月，这本书却花了他7年。

故事以上世纪50年代革命前夕的哈瓦那夜晚为舞台，一群作家、演员、歌手等年轻人穿梭在夜店、街道，海阔天空谈论政治之外的一切。故事里还嵌套着戏仿的小说、心理咨询记录、市民自述等等，呈现一幅生动的古巴社会图景。而结构和形式上也花样繁多，比如插入全黑或全白的页面，还有两页文字完全相同，呈镜像排版。

“今天说拉美文学，还是很难逃开‘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标签，一听拉美文学就是魔幻，一看不魔幻就觉得不拉美，这也是有问题的。”范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很简单，尽量译介更多的东西，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格、面貌，让大家知道拉美文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多元体。”

（《三只忧伤的老虎》中文版。图/受访者提供）

诞生于“文学爆炸”

接到出版公司翻译《三只忧伤的老虎》的邀请时，范晔兴奋不已——这本如雷贯耳的西语小说终于要被翻译成中文。但他忽略了一点，干这活儿的是他自己。“被兴奋冲昏了头脑，”范晔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14年接手翻译后，很快陷入泥潭，他戏称“骑‘虎’难下”，很认真地考虑过要不要找人接手。

此前他没有完整看过这本书，即使对于西语文学研究者，此书也有着极大的阅读难度。为了进入这个奇异的文字世界，他收集了不少有关古巴笑话、俗语的书；为了进入因凡特的精神世界，他不仅读了因凡特的小说、影评，还把小说里提到的那些书和电影尽量找来，试图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

因凡特拒绝被称作“小说家”，坚称自己只是在反映古巴历史和革命前哈瓦那日常生活碎片。这本书通篇是哈瓦那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夜店、酒精、音乐，被称为“哈瓦那夜店版《追忆逝水年华》”。“哈瓦那给予了我生命中的四大乐趣：电影、文学、雪茄和女人。”因凡特说。

故事开篇，哈瓦那著名夜店“热带乐园”一场演出开场，主持人操着南腔北调介绍各国来宾，声嘶力竭，极度亢奋，将读者立刻带入50年代弥漫着酒精味道的哈瓦那夜色中。大幕拉起，随之呈现的不仅是一场演出，也是古巴市井百态。

1967年是拉美“文学爆炸”黄金之年，这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了18个月写成的《百年孤独》，略萨则凭借《绿房子》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这是拉美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一系列文学事件使这批新生代西班牙语作家迎来高光时刻，同年出版的《三只忧伤的老虎》，也是这场大爆炸的火星之一。

在《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文学爆炸”》一书中，两位西班牙文学研究者指出，“文学爆炸”有巧合因素：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几乎同时涌现。不过，这一文学现象也有着非文学的因素——古巴革命，这一事件将这些作家联结到一起，也给了人们在普通人中寻找英雄的理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赢得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他们为此激动，紧密抱团在一起。

古巴人因凡特更是置身革命风暴中心，父母是古巴共产党创始一代，他自己则在早期卡斯特罗政府担任过文化要员。但由于触犯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审查制度，觉察到越来越收紧的文化政策，他也很快与新政府产生裂隙。

1965年，因凡特从古巴流亡到马德里，并向西班牙申请政治避难，但西班牙方面没有同意，认为他是卡斯特罗的间谍。他最终落脚伦敦，加入英国国籍。

《三只忧伤的老虎》在1964年就写完了，被古巴封禁以后，他在西班牙寻求出版，但由于书里的“淫秽”内容，西班牙审查机关坚决拒绝授权出版，他只好作了大量删改。他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写信诉苦：“现在咱们等着瞧这本要了我老命的书会有怎样的命运吧！”后来，这本书被拿来与《百年孤独》和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何塞·多诺索的《淫秽的夜鸟》等作品并列，进入“文学爆炸”圣殿。

文字游戏与翻译灾难

小说里塑造了一个以文字游戏为乐的角色——牾斯忒罗斐冬，这似乎正是因凡特的化身。牾斯忒罗斐冬着迷于研究词语和创造新词汇，他“永远在词典中猎词”，终其一生为万物重新命名，仿佛要发明一种新语言。

牾斯忒罗斐冬有一系列重要发现，比如互为镜像的词：azar（偶然）与raza（种族）、aluda（羽蚁）与adula（轮耕），以及音节变异的对应词：gato（猫）与toga（长袍）、roto（破碎）与toro（公牛）。牾斯忒罗斐冬阐述着他的词语游戏直到深夜，能够“用两个词四个字母写一首颂诗和一个笑话和一首歌”。

几乎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因凡特就像牾斯忒罗斐冬本人，乐此不疲地玩着文字游戏。这成了翻译的灾难，将一种语言中的双关、回文、谐音、拼贴、变异等戏法，在另一种文字寻找对应，很多时候是无解的。而范晔的翻译有时让人拍案叫绝，也能够想象翻译过程中的苦心经营。

俄罗斯音乐家默索尔斯基的名字与西班牙语“谦虚”一词很像，书里借此玩了个“谐音梗”。如果老老实实翻译成中文，再加个注解，则趣味尽失。范晔借来美国导演刘别谦的名字，译成“如果再谦虚一点儿，就没刘别谦什么事了”。书里编造的一个人名“Barry Gone”，字面上是个英文名，但用西班牙语读起来近似“大肚子”。范晔借用一个朋友家猫的名字，译成“杜梓源”。这个灵光一现的巧妙翻译，埋藏在那一章数十个编造的假名字中间，很难被读者注意到。

为了还原游戏味儿，稍微从原文跳开，在中文里寻找别的替代词，这种貌似大胆的做法，其实受到了其他语言译本的启发和鼓励。

范晔收集来这本书的英法德日译本，发现各国译者翻译都很灵活。懂日语的朋友告诉他，日文译本中翻译的古巴方言，有浓浓的东京腔。英文译本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因凡特与英文译者“四手联弹”敲定的，因凡特自己都觉很多地方没法翻，直接舍弃，用英语重写了几十页笑话。

“作家总是冲进那些译者不敢踏足的地方。”因凡特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跟法国译者一起工作时，法国译者不断抗议：“我们不能那样做，那不是法语。” 因凡特愤怒地告诉他：“听着，这本书本来也不是西班牙语，我本不能在西班牙语中这样做，但我做到了，所以我希望你在法语中也能这样做。”

范晔没有与因凡特一起工作的运气，因凡特2005年就去世了。但这些外国译本里的再创作让他获得信心：第一位是游戏性，为了让游戏仍然成立，有时可以抛开原文。由于没有因凡特的首肯，范晔的再创作没有英译本走得那么远，不过，这也逼出了一些“神形兼备”的绝妙译法。

比如，书中戏仿古巴前辈作家卡彭铁尔名篇《追袭日》（El acoso）风格，写了一篇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的故事，并用惯用手法腾挪字母，取了新名字“El ocaso”。他预感到这将又一次让译者抓狂，专门附上注解：“忠告：译者先生，你可以把标题译作‘老人与海上日落’”。最终，范晔译作“日西坠”——意思相符，形式上又正好颠倒。

“以前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达、雅’其实包含在‘信’里。原文如果不雅，要是翻得很雅那也是不‘信’。这次翻译也没跳出这个框架，还是为了信，只不过这个信不是字面意义，”范晔说，“是游戏就还它一个游戏，是梗就还它一个梗。”像一个纸面上的脱口秀演员，漫长的翻译中，范晔把大量时间都花费在琢磨“梗”上了。

不存在的城市

“他自己就是文学障碍的设计大师。”就像因凡特在书中写道，“设计了一种文学其中每个词语的意思完全由作者决定。”他戏谑地说，《三只忧伤的老虎》主要是为了“恐吓”西班牙语的读者与作家，“我的人物被我的文字淹没了，读者也是。”

连篇累牍的实验性文本，确实让一些读者迷惑，比如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在给略萨的一封信中谈及《三只忧伤的老虎》，说自己很少在读那本书第一部分时会像读这本书一样开心，但是读到后来感觉变了，感受到的更多是小聪明而非大智慧。“卡夫雷拉有着极佳的写作天赋，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把它用好。”

对因凡特来说，文学本身就是一场游戏，“是一种复杂的游戏，既是精神上的，也是具体的，这一游戏在书页上得以呈现。”但游戏背后却有着耐人寻味的精神历程。

《三只忧伤的老虎》写于因凡特最为彷徨的一段时期，那时他已被古巴新政府冷落，“发配”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使馆做随员。在大使馆地下室里，他用几百页癫狂的文字游戏，回忆再也回不去的、又爱又恨的热带故乡。“在那段时间，他一定不是闲着无聊写这个小说，我觉得他是想在语言中重建那个对他很重要的时代，或者世界，至少是一群人。”范晔说。

这本书吸引范晔的一点，正是关于游戏的思考。

在拉丁美洲一些作家观念里，游戏并不等于轻浮、消遣，它与革命之类的宏大话题同样重要、相辅相成。因凡特用文字游戏的方式构建故事，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游戏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范晔解释：“语言通常承担着工具性的作用，比如我们说‘这是个杯子’，就是在解释这东西叫杯子。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玩成一个回文、谐音梗之类，它的工具性作用就被消解掉，语言被解放了出来。而语言的解放，我相信跟人的解放是相关的。”

故事里，年轻人在嘈杂的哈瓦那谈论所有事情，唯独不谈论政治。在古巴革命前夕的哈瓦那不谈论政治，革命后流亡的作家不写政治，这种缺席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有人说，故事主角不是某个人物，可以说是一座城市，也可以说是文学、音乐、电影，或艺术本身，是在一些东西必定要消失之后仍然能够保存的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作家生平和当时的历史语境，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评论家说这是一部基本上没有谈及政治的政治小说。”范晔说。

因凡特自己也曾阐释，不要被书名迷惑，小说的主角不是一只老虎、两只老虎或者三只老虎，而是一座已经不存在的城市。

这个字面上有些可爱的书名，取自一句西班牙语绕口令“Tres Tristes Tigres”。书名就是全书第一个游戏，也是范晔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他曾开玩笑说，两年都用在想这个名字。他试图找一个相似的中文表达，将趣味转译过来，曾想到过一个名字《苦虎图》，三个字正好押韵，但也并不十分满意。最终还是用了那个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直译，“作为一个立此存照的失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