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戛纳电影节，导演魏书钧却说自己连影迷都不是

魏书钧重视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故意选择了一个“最不像他会拍的剧本”，但在全组到拍摄地筹备十七天后，他和编剧康春雷推翻了原剧本，开始了一次冒险，魏书钧试图在这部电影中剥开电影行业的权力关系。

第一次见到魏书钧，很难有人把他和一个电影导演联系在一起，相反更像是一名说唱歌手，或说是个会把“bro”、“老铁”挂在嘴边的rapper。

一双拖鞋、色彩对比度极高的长袜、大短裤和宽松的短tee，戴着标志性的大链子，不过这次不是金色。即便是深夜，魏书钧还是精力满满，没什么困倦，活像个rapper。也许正是靠着这种气质，如此年轻的魏书钧才可以运筹一个庞大的剧组，在产业和影迷之间找到平衡。

他确实沉迷说唱文化，甚至被问起来，还想现场给我们听一听他的原创歌曲。

行程还在确定中，疫情增加了签证申请的难度，加上第三部《白鹤亮翅》即将开机，魏书钧在当时还未确定能否参加这一届的戛纳电影节。经历了一年的停办，第74届戛纳电影节坚持要在线下举办，为此甚至几次推迟开幕日期。疫情中世界范围内电影行业几近停摆，本届戛纳电影节被寄托了“让电影回归”的厚望，而大量2020年挤压的电影也选择借此机会亮相。

在6月3日公布的入围名单中，魏书钧执导的第二部长片《永安镇故事集》入围“导演双周单元”。这次入围，魏书钧并没有显得多么惊喜，在享受认可的同时，他觉得自己也终于可以向投资人和看好他的人交差了。从短片《延边少年》开始，再到去年入围官方名单的长片处女作《野马分鬃》，魏书钧以“百发百中”的形式和戛纳结缘。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90后电影导演的希望。

《永安镇故事集》中，魏书钧似乎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新一代的代表，在这部电影中，《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的导演杨瑾、《裂流》的导演杨平道、《摩天大楼》的导演吴中天、《日光之下》的导演梁鸣、《东北虎》的导演耿军、《马赛克少女》翟义祥等多位导演出演，《又见奈良》的导演鹏飞也曾来试过片中导演一角，而三个段落的题目则来自国内近年来受到关注的作者电影：《独自等待》、《看上去很美》和《冥王星时刻》。

《永安镇故事集》中有一种失落的氛围感。

这部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元电影”的作品中，一个剧组前往一个叫“永安镇”的湖南小镇拍戏，拍摄地选择了一个餐馆，在主创对她的逐步认可中，老板娘满心以为自己会成为电影中的主角，但没想到最终落空。真正的明星女主角回到故乡，想找回遗失的情绪，也以失败告终。而在最后一个段落中，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导演和编剧出场，大段的台词和冲突伴随着激烈争吵，魏书钧希望借此讲述电影行业的权力关系。

魏书钧很看重自己的第二部电影长片，无论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所谓的青年导演“第二部电影魔咒”。在一位新晋导演的职业路径中，第二部长片几乎都不免遭到“滑铁卢”。魏书钧选择了一个最不像他风格的剧本，在全组到达拍摄地湖南郴州资兴后，因为失去了创作兴趣而几乎选择了推翻重来，他和编剧康春雷之间的论辩，也被戏剧化地拍进了电影中。

最终，魏书钧为了拍摄新片没有去成戛纳，录了一段视频在记者会上露面，画面中的他依旧穿着短裤和tee。在视频中，他笑称自己是因为推迟到七月举办的戛纳天气太热没去，而本想在法国看欧洲杯、志为姆巴佩加油的愿望，也因为法国队早早地意外出局而落空，“我还是很尊敬他”，魏书钧说。

在这部电影中，“永安镇一切都没有发生”多次被提及，编剧也请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教他用方言说出这句话。“石子投到里面荡开，经历了一个过程后，我们看到反应，但是最后它又回归到日常生活，人很难摆脱惯性。”魏书钧这样解释道。

《永安镇故事集》海报。

《永安镇故事集》是新的

全现在：你的两部长片《野马分鬃》和《永安镇故事集》都呈现出跟电影有点关系的感觉，不知道你介意大家把这两个电影认为是迷影电影吗？但《永安镇故事集》临时改了剧本，如果不改，它似乎就跟电影没有那么多关系了。

魏书钧：别人怎么定义这两部电影都可以。因为电影拍出来别人怎么归纳它，我觉得是人家的事。对我来说，《永安镇故事集》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尽管它和电影紧密相连，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没有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一个迷影电影去创作，或者这不是我一个起点。

全现在:为什么你觉得《永安镇故事集》是某种意义上的新东西？

魏书钧：因为第三段故事其实讲电影创作本身的东西会多一点，前两个其实主人公还是女性，讲的是电影的创作环境。前两个故事像背景一样存在，它没有真的讲怎么去拍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把《永安镇故事集》当作一个“元电影”也没什么问题，但它又是一个三段式的电影，只有一段详细讲创作过程，我觉得这是比较少的。

之前有一部叫《当梦想照进现实》的电影，也是讲类似的内容，找一帮导演、作家一块聊天，但它是整部电影都在讲电影。整部电影讲电影的其实很多，但是只是有三分之一在讲电影，前面两个是跟电影相关的故事、电影创作只是背景的电影，其实是不多见的，所以我觉得“新”在结构上。

全现在：拿到戛纳的维度上，你觉得这个也是新的吗？

魏书钧：我不确定，因为我们在做法文翻译的时候请的翻译老师，她说在法国电影里有很多关于导演、编剧如何创作的电影，而且拍得非常详细，但可能是原来的片子。我看得也没那么多，我不太知道。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至少我们做得还挺兴奋的。

魏书钧在拍摄现场。

我很重视第二部作品

全现在：你觉得兴奋感主要是来自于？之前那个故事你没拍，会觉得遗憾吗？

魏书钧：不会，因为我也并不想拍那个。我在筹备了十几天之后，就对它丧失热情了。我最早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它完全是由康春雷写的。我之所以想拍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是因为它跟我写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去年在上海电影节创投，刁亦男导演注意到了这个项目，他看过也马上问我说，你怎么想起拍这么一个故事？他感觉这个故事特别不像我。我就说，因为那个跟我距离最远，或者觉得跟我最不像。刁亦男导演说你这是什么理由，太奇怪了。我说，我真的这么想的。

我们实际筹备的时候，去了为原来的剧本选择的湖南郴州，因为它有一个看起来破败的、充满雾霭的小镇，甚至有点与世隔绝，跟原来剧本里的气质是相似的。到了郴州之后，全组筹备了17天。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修改剧本让我跟春雷都格外痛苦。修改它不是说因为它有重大的缺陷和问题，而是说在我的创作经验里面，我习惯于把一个剧本相对具象化地去准备，这样才是筹备的意义。

魏书钧即将上映的首部长片《野马分鬃》。

我在具象准备它的时候，就面临很多问题。到底这个主人公是住在一个什么规模的村子里面？他有多少邻居？结婚的车队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年代？我准备得越来越细，我只能按照之前的经验和我拍电影的方式去准备，这就涉及到对原有剧本的改动。我在剧本里面加了很多我的东西进来，康春雷就不断地要把原来写的东西去掉，把我的东西加进来。

改到十几天时候，我真的觉得当时的剧本已经是一个有好多补丁的东西，它既不像康春雷写的，又不像我写的。因为总有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没有能找到一种方法，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分歧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还不减分。后来有一天，我就跟康春雷说不拍了，因为怎么都弄不出来或者弄出来也不好。

因为我也挺重视我的第二部作品，还是希望能把这个项目做好。那天我在房间睡觉，康春雷在抽烟。过了一会，他说他想了一个新故事：一个剧组打算拍一部电影叫《永安镇故事集》，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永安镇是一个虚拟化的地方，这儿有一个饭馆老板娘，总想跟他们搞点关系、有点互动。但最后发现这是梦一场，有一个真正的女演员来去顶替她的位置，还让老板娘给大家去示范她的生活起居。

大概是这样简单描述了几句，我就特别有兴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应下了说好。可能没用多久，10分钟？我就想到了第二个故事的一个基本轮廓。但之后，我们都不知道第三个故事是什么，总觉得这个长度还是不够。康春雷提议说：第三个故事就写我们俩，导演和编剧是整个故事的始作俑者，这一切的啼笑皆非也好、荒诞也好、失落也罢，其实都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就这样，他第一个主笔写第一段故事，我写第二段，第三段我们一起来写，顺利达成了共识。

全现在：你怎么跟片方沟通的？他们是怎么同意这么大的变动的？

魏书钧：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对于任何一个制片人来说，这个时候拒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黄旭峰（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本片制片人）没有，他反问我，说我觉得行吗？如果你觉得行，咱们就这么干。我认真想了一天，答复他说，我觉得行，而且我很有热情做这个事，他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在第三段故事中，导演和编剧之间、导演和片方之间的冲突被放大。但实际上，我们两个的故事或者原型其实是一个起点，真实情况没有那么夸张。如果跟电影中那么紧张，黄旭峰也不会在电影中出演他自己（笑）。

在开机现场的魏书钧。

永安镇什么都没有发生

全现在：这三个故事这么讲下来，其实是呈现出一种破灭，或者是没有完成的失落感，你觉得是有这么一个主体的故事的导向吗？

魏书钧：这个失落感其实就是春雷之前剧本里面强调的，我们只不过换了一种更新、更间接的方式去表现它。我们的英文片名其实也没有变，翻译过来就是《生活的涟漪》。在电影里面也解释这句话，“石子投到里面荡开，经历了一个过程后，我们看到反应，但是最后它又回归到日常生活，人很难摆脱惯性”。所以现在的故事更像是之前剧本的前传，还是在表达原剧本的主题。

全现在：之前那个剧本怎么办？

魏书钧：这个版权在康春雷先生手里，还要看他怎么办（笑）。

全现在：刚才说它原来那个剧本很有文学性、很不像你会拍的东西，站在文学性对立面的是什么？原创剧本会比较注重剧本的什么方向？

魏书钧：我觉得其实也不说是对立面。电影跟文学比较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语法不同，语法就决定了表达方式。所谓文学剧本，就是说这个剧本它可以是按很文学的方式去写；也有不那么文学性的剧本，可以按很电影的语法去写。

在原剧本中，一个小女孩跟另外一个小男孩说，“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我认为要让大家通过电影感受到这个，而不是一直反复说这句话。在文学文本中，用这种方式是可以的，而且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是符合文学文本的。但在电影里面，如果有一个真的角色对另外一个人说，“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一切日常都在发生，会让人觉得特别奇怪。

它需要更特殊的方式去表达它，对，你可能要很强的另外一种风格化。可能那个才能支撑它，大家一进入到你的电影里面，它就作为一种前提被接受了。所以说在我这种比较写实的创作方法里面，它就会很奇怪，我们自己看剧本的时候，就感觉很奇怪。

创作《永安镇故事集》原剧本的康春雷在片中饰演编剧。

我不是为电影节拍电影

全现在：这次入围意外吗？和前两次入围戛纳心态有何不同？

魏书钧：坦白讲，倒没有特别意外，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我自己在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电影节选择一个电影的原因有很多，选区、入围其他电影节的经历、同选区的其他片子的情况等等，都会被纳入在内。我反正又当被鼓励了一次，感觉挺好的。至于说它在戛纳的放映情况，或者说国外的观众怎么去看待它，那就还不太知道。

全现在：你会越拍越顾忌一些东西吗？因为这套规则其实已经非常的体制化了，你觉得如果从未入围过的话，你的创作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魏书钧：那就要问平行宇宙的我。我肯定没有为电影节拍电影，这是很笃定的。我们只是想把一个好电影放在好平台上，其实是希望它得到影响力，包括作者、包括片子，片方也想让它卖得更好。对于导演来说，当然希望自己得到更广泛、更好的平台的认可。

可能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很多人会研究国外电影节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总结出一些元素，只是把它们不那么有机地放在一起就完了。中国每一年送的片子很多，如果把今年送的两、三千部拉过来看看，这类片子应该会很多。但我不觉得这个方法一定就那么奏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往那方面想。我觉得我作为这个片子的导演，自己看起来也觉得有意思，它值得被拍，它还是要走进观众的心里。

作为导演，不能在创作之前就有隔阂感，说我这个电影不是给你们看的。所以在我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整个拍的过程其实都不会想这些事。但是拍完了要送影节，那就看赶上哪个。因为我2017年11月份拍的《延边少年》，剪完了就2月份，然后就送去戛纳。

《延边少年》。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是很真诚地说这个话。一部片子没入围一个电影节，不一定它就不好，或者入围了它就一定好，因为选片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判断。电影在做的事，是想全人类的事，谁敢说谁想得就是最对的？谁拍得一定是正确的？我觉得没有那个说法，所以我觉得真的运气很好。

全现在：现在有些人说你是“戛纳嫡系”，挺无奈的吧？

魏书钧：我是无产阶级的儿子（笑），为什么是“戛纳嫡系”？当我面评价的话，我就给人解释解释，没当我面评价，我也不能拦着他。因为一方面这样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人家选择了你的第一部或者前面的片子，后面你做得更好一点了，可能人家也同样感兴趣。但一些大师级导演，他们也是全世界的电影节都去，包括洪尚秀。对于他们来说，去哪里可能就是一个时间节点问题，或者说哪些片子适合哪些电影节，他不需要用一个电影去为他佐证了。

全现在：这部电影呈现出了更多的女性视角，甚至前两个故事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这对你来说难度大吗？

魏书钧：我对拍女性确实会更不自信一点。相对而言，第二个故事好拍一些，虽然主角也是女性，但因为第二个故事里荒诞的成分会多一些，和我之前的创作经验有一些吻合。第一个故事是我很担心的，因为这个主人公的目标不明确，这就要求观众要足够相信她的情感。主角非常渴望加入这个剧组，但是我又不想让主角直接说出来，因而难度有点大。

拍一个处于哺乳期想断奶的女性，我特别怕拍得不对，或者让人家不相信。黄米依老师自己也没做过母亲，所以我会问有过经历的人，胀奶的疼是哪种疼？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种感觉是乳房里像有两个铁球而产生的几近胀破感，我再把这些感觉进行传达。再比如，女孩的妆要化到什么程度，眼影、指甲、吊坠耳环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要一点点去了解。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发现，女主的耳环其实一直在换。因为我跟这些有距离，没那么熟悉，不像拍两个男性那么顺手，所以我就要做很多功课。

演员黄米依在《永安镇故事集》中饰演一个处于哺乳期中的母亲。

我不在迷影群体里

全现在：毕赣是1989年生人，你比他小两岁，他是靠小时候看光碟养起来的导演。你的观影经验是怎么样的？

魏书钧：我应该算是资源的一代，或者说是网盘的一代。我上大学就开始喜欢看电影了，我从2016年年底开始系统看作者电影。因为在传媒大学看电影很普遍，公选课很多是讲电影的。老师讲完了，大家就自己回去看看，那时候看昆汀、盖·里奇这些刺激的电影比较多。2014年左右，韩国类型片挺火的，我就开始看《黄海》《老男孩》。

2016年年底，有人推荐我看《罗塞塔》，我强制自己看了好几次才看完。又隔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心情特别不好，闲着无聊就又打开了它。这次从中间开始看，又看完了一遍，觉得好像代入感更强，挺喜欢的。

后来我就开始先捋着达内兄弟的片子看，从《单车少年》到《孩子》，到后面把能找着的找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这哥俩是双金棕榈导演，我也开始看其他金棕榈得主的片子，开始一个一个搜。

我没有影迷群体的同伴，我也没参加过国内的其他电影节，在那之前我又不是学电影的，我本科是学录音的。毕业后出来跟朋友一起创业了几年，又回去考研读电影，还是在传媒大学。

后来加了微信群，就这样一点点找片看，慢慢地建立起来近四、五年以三大电影节为主的片单。很有名的电影我基本都看过，一些很喜欢的导演我就会往前翻一翻他们的片子。再远的，比如说像神坛上面大师级别的老片子我看得就很少了，比如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他们的片子我都尝试地看了看，有点受挫，看不下去，所以之后就很难再去打开它，一直躺在电脑里。《第七封印》我坚持看完了，但我觉得吸收它可能需要文化背景或者特定知识。当你不具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对你来说有时候就是无效的。

全现在：你刚才也提到达内兄弟，在你自己形成了体系和评价标准后，你会觉得他们是最好的吗？

魏书钧：他们是做得最好的那一类，在我角度来讲。因为我觉得去评价导演的时候，作品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作品是一部分，有很多创作者本身带给你的一种感受（也是），比如他帅，这是最肤浅的加分项，比如他的理念，他的生活态度，这些都是加分项。

但单看作品，也很难评断出孰优孰劣。我前一阵跟达内兄弟在法国文化中心有一个视频连线，我还挺紧张的，为此也准备了很久。他们至今都住在比利时的一个小城市，甚至没有搬到布鲁塞尔。而他们所在的地区，是比利时的法语区，他们也没有在法国拍片，也没有跟很大名气的演员合作。

在对谈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他们回答说，自己喜欢也熟悉这个地儿，如果离开可能语境都变了，会产生不适应。好莱坞没来找过他们，而且找来他们也不去。听了这些话，我对他们还是很尊敬的。

魏书钧和达内兄弟的对谈。

电影批评是一座桥

全现在：你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嘻哈元素，你会认为作为一种古老艺术的电影和新潮的说唱是冲突的吗？

魏书钧：今天的电影应该很综合，它不应该被刻板印象化。在很多人认知中，说唱代表一种很底层的亚文化，知识输出、思想输出基本为零，讲的就是什么，我有钱、我要好多钱、我要好多女人、我要好房子、bling bling的……

我觉得说唱和作者电影不冲突，应该很包容才对。好比你很喜欢喝酒，但是你也有时候要喝茶，有的时候要喝冰可乐，它被不同的时候需要。我觉得应该以更宽容的角度去看待它，而且说唱里边也有很好的作品。

我最近认真看2Pac的歌词，写得都挺好的，很多都在讲真爱、兄弟情，什么黑人兄弟你不要在街上混，你得爱你妈，你得珍惜时间，你得做你的事情……特别多的说唱歌手其实都很优秀，说唱只是一种形式、一个载体。

穿着2Pac文化衫的魏书钧在《野马分鬃》拍摄现场。

全现在：对于作者导演来讲，资本、影迷和导演本身形成了一个三角的权力结构，你是怎么理解的？

魏书钧：权力结构这个词用得非常好，理想状态下，我当然觉得大家是平等的、是友爱的、是友善的。在这个影片里面，我其实没有讲最真实的状况，因为它太现实主义了。我只是把这个权力结构做出来，导演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跟编剧较劲，但跟制片人还是要多少注意一些，要把握一下。

就像我豆瓣简介里写的，我觉得电影批评是一个小桥，它是可以沟通的。良好的评论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说影评人和影迷不可以批评一部电影，但我觉得要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它才算真是搭了一座桥梁。电影人修了一个桥，影评人觉得这座桥没法通到我的心里面，我觉得问题是什么，指出来也可以很客观。

但就目前我观察到的情况看，有时候是不健康的。在今天的这种网络环境里，电影批评有时会成为一种泄愤，像是让其他影迷听一些垃圾话一样。你可以不喜欢，可是没必要“吐痰”，吐痰是不礼貌的。但我坚决捍卫每一个执意要吐痰人的权利。